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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點評張愛玲:她的政治敏感性,有點像傳說中獵松露的豬

劉仲敬點評張愛玲:她的政治敏感性,有點像傳說中獵松露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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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張愛玲知道自己的祖國和父親的祖國一樣危在旦夕,猶如老漁民根據疼痛的膝關節斷定去年的颱風明天就要捲土重來,不是依靠任何理論的推演,而是依據經驗徵兆的反復聯結。她的原則,就是有水快流。

文:劉仲敬

張愛玲具備政治家的決斷能力和宣傳家的操縱技巧,從她步入成年的第一場戰役就可以看出來。張廷重始終認為女兒胡鬧,前妻惡意利用孩子擾亂他和後妻的婚姻。孫家人說根本沒有關禁閉的事情,是張愛玲把以前生病隔離的事情拿來移花接木。張愛玲以令人歎為觀止的冷靜和嫺熟,徐徐展開英漢兩條宣傳戰線的最佳謀略。《大美晚報》的標題黨〈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訴諸西方讀者的刻板印象,彰顯東方家庭的專制作風和歧視婦女。張愛玲粉絲膾炙人口的傳奇訴諸跟婆媳關係一樣古老的題材,後娘給前妻子女穿小鞋。孫用蕃直到生命的最後時段,仍然堅持倪雲林一說便俗的原則:「張愛玲成了著名作家,如果是受我的刺激,那倒也不是壞事。惡聲罵名衝我而來,我八十多歲的人了,只要我無愧於心,外界的惡名我願認了,一切都無所謂的。」五○年代的統戰專家如果認真研究過張愛玲的少年,恐怕就不至於拿她當通俗小報的無腦女作家, 在名流大佬滿街賤賣的大豐收季節,白吃一記偷雞不成蝕把米的啞巴虧了。

張廷重一直覺得前妻迷戀西洋生活方式,是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張愛玲投奔生母, 在他看來無異於重蹈覆轍,但他沒有反抗的理由,他的國早就亡了,女兒無論如何都會長成外國人,此國與彼國有什麼區別?張愛玲搬到生母的家裡,以遠東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倫敦大學,但因為歐戰爆發,改去香港大學。倫敦大學在上海設有遠東區考場,因為上海自由市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如果張愛玲家在南京或北京,就根本參加不了這樣的考試。重慶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吞併上海,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情。

張愛玲真實的政治身分,其實是中國(北洋)難民裔大英帝國臣民和上海自由市市民。她父親的祖國和她自己的祖國,分別亡於共產國際侵略者在遠東的第一期殖民和第二期殖民。共產國際第一期殖民政權(國民政府)為了篡奪滿洲帝國和中國(北洋)統治者對諸亞和諸夏的歷史權利,自稱新中國。新中國的發明,製造了兩個中國的混亂。新中國的實質意義,就是要滅亡中國(舊中國)。共產國際第二期殖民政權(中共政權) 為了盜竊新中國的發明,又把第一期殖民政權打成新中國的叛徒和中國(舊中國)的第二期,於是在兩個中國的混亂之外,又製造了兩個新中國的混亂。無論兩個中國還是兩個新中國,都跟大英殖民地作家和上海市民張愛玲毫無關係。她如果算中國(舊中國) 人,元好問就得算魏國鮮卑人。她如果算新中國(第一期)人,陸游就得算金國吳越人。她如果算新中國(第二期)人,陳宜中就得算蒙古帝國契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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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張愛玲學生時代的香港大學,堪稱大英帝國在南洋的種族—文化植物園,到處彌漫著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的色彩和音調,歐洲人和香港人的存在感反倒不很突出。她從愛爾蘭女同學那裡發現,歐洲人的性管制其實比東方人更嚴格。新中國的國語發明家(新文化運動者)發揚中國人欺軟怕硬和顛倒黑白的天賦,構建了一套完全相反的故事。她後來運用這些素材,寫成了《沉香屑.第二爐香》。這個故事有新作者的一切弱點, 但無疑暴露了張愛玲超人的政治敏感性。她的政治敏感性,有點像傳說中獵松露的豬, 迅速將廚師帶到自己發現不了的富礦面前,卻完全沒有將原材料烹飪成高級符號的願望和能力。

統治階級的性管制必須比被統治階級更嚴格,因為任何成功的規訓都必須以自我規訓為基礎。規訓本質上總是逆水行舟,永遠不能徹底征服蠢蠢欲動的黑暗之心。如果自我規訓的技術得不到階級和傳統的保護,難得而易失的勢能就會變成濟慈「寫在水上的字」。無產者大抵守不住時運送給他們的權力,原因就在這裡。無產者的解放一般出現在文明的沒落時期,甚至本身就是文明滅亡的標誌。前途無量的新興文明通常以更加嚴格而有效的性管制為標誌,甚至必須借助宗教或宗教改革的力量。

拜倫勳爵和曹雪芹以文學家的敏銳,都注意到小姐的性蒙昧和丫鬟的性啟蒙。陳寅恪以史家的敏銳對待儒家紳士的禮法門風和無產者的性開放,從新文化運動的解構本質看到了中國必將滅亡的命運,從穆斯林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西方殖民體系內仍然堅守的建構性質,看出了東亞大陸的下場注定會比西亞大陸和南亞次大陸更加悲慘。毛澤東以浪人知識分子的敏銳,看到了陳寅恪發現的同一個現象,恍然領悟了解放黑暗之心可以釋放的巨大力量,以超人的勇氣握住撒旦伸來的巨手,從無數食人者和失敗者像蛆蟲一樣蠕動的黑暗深淵,一躍登上惡龍熊熊燃燒的鱗頸。北歐新教徒晚婚晚育和二十一歲成年的神話,塑造了熱帶人童婚多產的他者形象。希臘人、羅馬人和西方人質樸剛健的規訓, 以波斯人、埃及人和東方人的詭詐殘暴為襯托。荷蘭新教徒在慵懶豔麗的巴達維亞遇見了穆斯林的(相對)節制和印度人的(相對)縱欲,不由自主地將權力的鑰匙送進了前者的手中。

張愛玲對英國清教徒性文化的想像,內在地銘刻了殖民地臣民對統治者德性的順服,但她在符號政治的層面是軟弱無力的,正如嗅覺靈敏的豬在法蘭西大餐的層面是麻木不仁的。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內,覺得符號政治屬於男人的世界。「在任何文化階段中,女人還是女人。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通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 (《流言.談女人》)政治如果僅限於具體的人層面,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好處就是絕大多數符號操縱技術失去了用武之地,瑪波小姐的硬核比溫姆西爵士的手套更難啃。壞處就是行動能力的高度、深度和廣度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猶如不能使用金銀、紙幣和票據的物物交易。高級政治和人際關係的差異,約等於張愛玲定義的男性和女性差異。她覺得女人的天花板是低矮的,在低矮中感到親切和舒適,越過天花板運用男人的符號, 多多少少是不守本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