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此地無限制」的野青眾,有沒有負起華山草原的管理責任?

高舉「此地無限制」的野青眾,有沒有負起華山草原的管理責任?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應持續監督草原諸眾所帶來的作為,及為其他藝術團體、與被動捲入的次文化社群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力,而不是讓大眾的風向將藝術群體視為妖魔化的同一群人,並與失去道德界線和喪失自我管理能力劃上等號,筆者再一次重述,我認為120草原計畫案負責人與工作人員應出面說明並道歉。

文:曾紫詒(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研究生,音樂人Flyinsnow飛雪)

今日結束並反思了昨天草船借箭式的討論,我在其中對於定位不明(並沒有特別強調烏托邦的)的草原特意丟出一個意味不明的提問,我在這裡整理了對華山草原事件的一些個人想法:

第一、是野青眾的主理人莊奕凡先生與主要核心運作人員應該道歉,警方並可以考慮將申請案的負責人列為傳訊的重要關係人。依照目前發出的聲明,將發生的事件推歸於個人行為,這樣的切割,在邏輯上很奇怪,為什麼很奇怪呢?下文我將解釋。

我認為在這次的事件中,120草原諸眾在寫出「此地無限制」的灰色定義之後,有沒有負其應該負起的管理責任?當然,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這裡發生,許多人得到快樂與交流,這是一件美意。但是悲劇已然發生。

下文將以兩大台灣近年地下的綜合型活動做比較,並參照後現代近似可以參照的新部落主義——火人節(Burning Man)為例,接下來將逐一解釋。

筆者認為,北市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是否有督察不周的情況?我們不應將箭靶全部集中於野青,負責督察的上層單位也應一併監督,可以參照北市府於2018年6月18日新聞稿(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更新處表示,考量與司法院合約將至,為了將草原開放的態度留給市民朋友,同意野青眾團隊以藝術聚落的方式申請借用。野青眾團隊自去年11月起向更新處申請借用華山大草原辦理藝術聚落,藉由藝術家的創意,在草原搭建藝術帳篷,以多元的藝術行動推廣都市再生,期間至107年6月30日止。而107年2月起野青眾團隊為增添草原行動豐富性,公開徵求創意提案,並要求進駐草原的任何團體,必須配合遵守管理單位之規定;射箭屋屬團隊徵求過程中提案團體之一,其造成社會事件,屬教練個人行為,更新處及野青眾團隊深表遺憾。

根據此文倒數第三行,我們可以看到,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提及,草原的任何團體,必須配合遵守管理單位之規定,而我們可以從這裡理解到,管理的單位,除了野青眾之外,政府有首當其衝的督導責任,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懷疑,是否有督導不周的現象?

希望市府相關單位可以出面說明並承擔其責任,給予臺灣人民一個誠懇的答案。

第二、大眾媒體文化對於次文化族群並無法精準分辨群體,從1980年代已降,單一標籤的族群想像至今並未停過,哪怕現在研究次文化的學術主流已經偏向後次文化後。

次文化的符號,例如龐克、搖滾樂元素,在80年代之後,逐步被主流文化工業收編,但這並無法使妖魔化停止。

其餘想在草原發生好的交流的群體,都可能被動性地捲入,有很多人長年在藝術圈與創作努力,卻可能因為場景被媒體或者大眾不精確的指控,例如:「嬉皮=藝術家=文青=淫亂=性侵」,族繁不及備載,可以參見網路新聞下方評論與PTT等輿論來源。而讓許多推廣次文化精神的族群被污名化,筆者這樣形容,並不是將次文化場景建構視為神話的意思,這之中必然有好壞,但筆者認為應還給其他族群一個公道,因而就長年的觀察做反身民族誌的描寫。

次文化的群體,例如電音派對場景被妖魔化,如台灣2000年時代的地下銳舞時代開始,發展了各種電音團體活動至今,不應枉費這些族群所做的努力。

而至今媒體在形容商業電音派對時,仍欲貼上嗑藥,失控,淫亂的標籤,我們應避免大眾媒體在針對族群做污名化的單一標籤想像,監督第四權的道德責任。

所以,筆者認為,野青眾主理人與120草原諸眾的核心工作人員,應該也為交流與合作的單位公開致歉,使社會大眾明白其差異。


第一、根據聲明稿第三段起始的節錄:

我們對於閒置空間活化行動的相關硬體、設備,皆有定期進行安全維護、檢查,採用分區管理,每天針對各公共區域進行清潔與巡查,再由本計劃團隊各組人員進行回報。而針對不同提案計畫而增設的硬體與空間,則要求提案參與人自行維護管理。

本案件犯罪嫌疑人,非本計畫團隊人員或主要幹部,而是透過創意提案公開徵選的自願參與者;此人當時是以「推廣傳統弓道技藝計劃」進行申請,符合我們推廣閒置空間活化之理念,因此開放草原空間供其設立該計劃的活動空間,名稱為「野居草堂」。

5月31日我們舉辦免費公開座談會,座談會於當晚10點前結束,而後則進行自由交流活動。而本計劃團隊則於11點前進行場地清潔動作。在當天講座活動期間,我們未與犯罪嫌疑人有所接觸。

從這段顯現了幾項矛盾:

第一段中,這裡的安全檢查是針對『 硬體、安全維護,再進行回報 』,要注意這樣言詞上的曖昧,在這裡,並「無法」提供任何人身保障,包括射箭這樣的行為,是否適合在這樣公開的場所進行?如果今天有參與者隨便去射路人呢? 而政府在督察上,安全性的檢查都有做到嗎?安全機制又是什麼呢?

在最後一段中,聲明了在犯罪當日未與犯罪嫌疑人有所接觸,但這其實並無法保證,在5月31日之前嫌犯與被害人的交涉時間,或者被害人是否曾受到其他威脅等等。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段言詞的矛盾。首先,無論是官方的野青眾介紹,或者是非官方,據參與過的筆者朋友所述,這裡是一個「讓一切自然發生的地方」,確實它擁有個體在連結上的自由意志:組織裡面有人想要治理,並有規律的管理,也有人採取放任的方式,不對於事務做過多干涉。

我們可以看到官方的介紹:

「此地俗稱壹貳零,是於林森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匯的一處化外之地,有其風俗,有其房舍,更有其祭典,而造此奇觀者,稱之為草民。於3/3至6/31日之間,此地無限制。」

取其最後一行,帶有自由主義的味道,而這正是犯罪的灰色地帶發生之處。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問題,這個地方是否真的無限制?

是否任何事都能發生?

實際上,此地為政府用地,目的在於日後興建容納司法院、高等法院等機關的華山司法園區。而在這期間,野青眾以申請計畫補助的方式,來獲得用地許可。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這是政府用地,與政府合作,並申請補助,也就是共同契約的意思,而政府的補助哪裏來?由人民的納稅錢而來。

所以,這個由 「政府 - 人民 - 社群 」締結的共同契約,怎麼會與法治無關係?在民主法治國家申請界外之地,這當真可行?

那麼,既然有法治,就代表人民擁有監督權,所以草原的主事者們,不代表切割完就對社會大眾沒有其他責任,這些後續、對受害者家屬的關照,對其他藝術團體的照顧,我們都應該予以監督。

而筆者在前文所述,該團體未盡充分管理問題,而如何做好管理,這正是一個曖昧之處:對於參加者,不可能一一做法西斯式的思想行為檢查並搜身,這涉及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但是,至少可以做情感上的連結,什麼是情感上的連結?

例如在直銷與學校團體,最常使用的「上線與下線」、「組長與組員」並建立群組互相關照,督促彼此的人身安全,這難道很難?情感連結雖然不能量化操作,但如果連基本的照護性質都沒有,是不是意味這裏的情感照護機制失能,連結一如口號?

而關於管理不當的例子則有:根據筆者在組織內的消息來源指出,其後期辦理的「百元藝術教室」,是在第二階段,因為主事者沒有任何呈現企劃成果的準備,而由其他人緊急救火而草創,筆者感覺到教師評選的不嚴謹,與組織執行事務的鬆散。在對邀請來的藝術家、或者在第二階段之前,筆者被邀請參與工作的朋友之中,也感受到一直被要求,卻無報酬,無責任感去使活動完善、或者沒有準備藝術家所需專業的呈現需求。

主事者打著「在這裡盡情做想做的事,此地無限制」的旗號,不歡迎出現的裸男與亂丟的煙蒂置於草叢中(參見粉絲專頁貼文),而在活動應盡的義務上,卻沒有妥善的給予參與的藝術家與合作單位的專業所需與合理報償,許多事務仰賴志工,而志工是流動性質的。

僅提供場景連結,而必須樣樣自己來,正是他們「自治」的意思。

如此,是否將「自治區」視為一種符號挪用,而輕忽了其背後真正的定義和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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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認為,為什麼會有這樣情況的產生?在於草原諸眾並非是一個情感緊密的連結團體,裡面的族群流動,人群熙攘,並沒有強烈的理念核心成為動能並互相約束,僅有的,是「此地無限制,或者讓很多創意和交流發生」,這樣實驗性質的概念。但並無清楚地規範核心工作組織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因為義務與責任,是一位公民自治的必須。

而若未盡自治之實,即再次代表「自治區」,為一個口號,由事前的管理不善,與出事之後切割責任的態度可見一斑。


接下來提供兩樣國外音樂節例子,作為管理的參照,第一,是1976年至今的密西根女人音樂節(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與1986年於美國黑岩石沙漠所舉辦至今的火人節(Burning man)為例。

前者組織,在為期一週的活動中,建立小型社區,參與者限生理女性,但所有的活動規劃與安全措施,共食,營地,都使用大約一年的時間設計,並設有無障礙設施與交通接送,親子友善社區;後者採取企業化方式經營,他們每年召開約600人的組員大會,製作每一執行階段工作影片並推廣理念,明訂每人工作事項與負責範圍,而每年大約有二到五萬人參與,他們透過自己與居民的贊助幫忙,來完成這個有廣大藝術家與各種手創工藝,派對的活動。

而他們擁有的核心情感是,基進的女性主義,在女性自主的情感連結完成事務,一起分享和派對。

後者則是新部落主義的情感連結(參見Maffesoli, Michel〔1996〕),在工業革命後的後現代牢籠下,派對,音樂,聲光與刺激中回歸酒神的精神,並尋求回歸家園與群聚的快感,藉由燒火人與神廟的儀式行為中完成普羅米修斯式的情感共振。而其中有諸多廠商,他們以商業行為模式產生的利益契約彼此約束,在無序的表面下,進行有計畫性的運作。

筆者將草原假定為新部落主義式概念,參照現今正舉辦的花蓮市集與綜合型音樂場景——海或,這是一個嬉皮與各種創意,手作,藝術家聚集與交流的場景,海或承辦至今大約五年,為期在七月的兩週,(海或市集是每年七月的第一週〔不含前置〕,正式活動是一週)他們的主辦地,民宿主人有著強烈的個人理念,並以身作則,參與者群體在這之中可以販賣自己做的工藝品,或者僅是來音樂表演,也可以露營。而在協辦方上,則定期更換不同的組織運作,他們有著明確的組織與規範,在重點事務上可以互相監督。

雖然看來無序,但組織者們自立,自主地完成大小的活動。他們的目的是積極的情感連結,分享並使愛在其中流動。

國內的另一個例子,有苗春祭。筆者取其理念所言「一起生活、勞動、創造、歌唱、分享、對話 」,而主辦者林先生也確實做到了,他本身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自身實踐勞動與美術創作,試圖與大眾對話,大約二十年,而在活動辦理上,團隊組織的活動規定較海或於嚴格、例如,吃飯時間限於特定時段,限制參與者攜帶酒品,對於其他活動細節的規定也較嚴謹。

而對於參與活動協辦評選機制上,與國內其他兩個音樂場景相較:

ㄧ、海或市集對於表演者,與其他參與販賣行為者,雖然參與條件並不特別嚴格,但也需兩到三個月時間的審查與徵選才能參加。

二、苗春祭對於演出團體亦同,這兩個活動大約皆採取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徵選,活動期間也頻繁召開檢討會。據筆者參與海或市集2014與2016、2017年的經驗,當時幾乎是每天召開檢討會,直至夜半。

而這些例子足以告訴我們,舉辦大型活動與場景,積極地管理的重要性,以海或市集為例,由於頻繁地召開檢討會,主辦方清楚每一個區塊與領域的問題與欠缺,夜半並在營區地設巡守,儘管不可能清楚知道每一個、近百位參與者的動向,但因清楚的工作項目分配與執行力,使得他們能盡最大程度的照看。

我們能根據「百元藝術教室」的例子,與筆者朋友提供的言論,提供主事者在許多活動期間,把事務給其他人處理,沒有明訂執行成員與嚴謹組織規章來看,此地並不符合「自治」的實踐,儘管在這法治之地界外自治,是弔詭的,也不符合實際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在自治上的制度。

所以,這是一句口號,在這裡,包裝著創意或者任何行為的糖衣,而既然是包含各種行為,那麼為什麼殺人不被允許?出事了為何急於切割?

再來,是關於犯罪的討論,有許多人提出「其他場所也能犯罪的想法 」,因為都無法精確掌握個人行為,就算有嚴格的篩選教師機制也是,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假命題。一如筆者在前文所述,這是一個承諾,因為用地與企劃執行涉及關於「政府 - 人民 - 社群 」相關的共同契約,既然如此,擁有用地的使用權,就有義務盡最大能力的照看,並讓每位參與者享受到安全與樂趣而歸。而並非是建立一個詞義上的灰色地帶,出事了推卸責任,因為這個場地,並不是真正的「開放」。 所以,不但野青眾難辭其咎,上方的政府督察單位也有責任,因為這是一個與人民的共同契約。

當然,就算盡最大義務照看也不一定能避免悲劇發生,不過由諸多實際例證可以指出,給予藝術家的專業呈現上的不足,與情感連結網的失能、如果再提及,無法為個人行為負責或為人身安全提供保障,這樣的言論,筆者認為立足點薄弱。因為在最基本的組織章程、運作規範、硬體之外的安全照護與監督上,都不夠嚴謹,也未盡最大努力,這是一個開放民眾參與的場地,為期半年,而這些基礎,筆者則認為是最基本的,尊重參與藝術家的專業與連結次文化群體的精神,對工作人員擁有的權利的尊重,對每一個人和民眾尊重,而尊重是我覺得最基本的普世價值。

我們應持續監督草原諸眾與政府所帶來的作為,及為其他藝術團體、與被動捲入的次文化社群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力,而不是讓大眾的風向將藝術群體視為妖魔化的同一群人,並與失去道德界線和喪失自我管理能力劃上等號,筆者再一次重述,我認為120草原計畫案負責人與臺北市政府,與都市更新處承辦,有關工作人員應出面說明並道歉。 而不是釋放切割聲明將罪犯歸咎於個人行為即告終。

給予死者與其他社群一個公道。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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