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草原分屍案後,藝術人士成為台灣沙文性暴力的代罪羔羊

華山草原分屍案後,藝術人士成為台灣沙文性暴力的代罪羔羊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媒體和公眾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而以草原自治區的群眾為目標。而且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通常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

文:丘琦欣

兇殺分屍案又添一樁

近日於120草原自治區,一名30歲的高姓女子,被一名37歲的陳姓射箭老師殺害分屍。從大眾反應中,可明顯看出台灣的保守社會道德,企圖將責難推給一小撮年輕人,同時避免解決台灣社會傳統沙文主義(toxic masculinity)根深蒂固的問題。許多社會反應來自網路,尤其是PTT,鄉民也進行人肉搜索。

120草原自治區是一個在善導寺附近草原上的暫時性藝術空間,一群年輕人透過市政府申請這個空間,並形成類似藝術公社的小型聚落。高姓女子兩個禮拜前在他們的活動上失蹤。陳男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人。週一,嫌疑重大的陳男向警方坦承犯案,警方遂尋獲高女的遺體。

陳男供稱,在120草原自治區上向高女「求歡遭拒」後,憤而將她勒斃。在草原教授射箭的陳男將遺體藏匿了三天,才丟棄至陽明山中。此外,陳男將遺體分成七塊之舉,使此案成為近兩個月在台灣發生的一系列分屍案中的最新一例。

社會的反應經由媒體放大,幾乎完全聚焦在120草原自治區上,認為他們應為這起事件負完全責任,並要求拆除和關閉該空間。其他看法則認為,120草原自治區正企圖推卸對此事件的責任。120草原自治區最初計劃在本月底的空間使用期限期滿關閉,不過現在空間已遭提前關閉,這也意味草原上的一切既定活動將被取消。

傳統沙文主義是本起事件與其他殺人事件的主因

然而,社會網路輿論的種種反應,卻無法抓住陳的死因關鍵,或最近台灣發生的其他起謀殺或分屍案:全部都是男性殺害女性的事件。顯然,過去兩個月席捲台灣的分屍案,追根究底源自傳統沙文主義,也就是社會吸收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甚至辯稱是合理反應。

求愛遭拒,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拒絕,通常都會成為男性對女性施暴的理由。這可以在五月下旬,27歲的台大畢業生黃亦敏,被28歲的拳擊手男友朱峻穎的謀殺分屍一案中看到。當時朱男對黃女和其他男人說話感到不滿,指責她欺騙了他。後來黃的屍體被發現被朱男切成八塊,埋在花圃裡。朱男的網路貼文中,聲稱在Tinder上認識的黃女騙他是處女,且在約會期間與其他男人,包括外國人有接觸。這也可以在5月25日,27歲的《17》Media直播主邱喬琪被26歲前男友廖晏霆刺殺的事件中看到。廖男聲稱邱女在酒店工作,並與其他男人來往,似乎這樣就合理化自己的殺人舉動。

雖然媒體和社會反應在討論這類謀殺案時,常常聚焦在年輕人道德淪喪這點上,但這種態度遠不僅限於年輕人。5月26日,一位68歲的婦女在要求離婚後,遭到67歲的丈夫陳登科殺害分屍。

不幸的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台灣的家庭暴力比率驚人地高,每五分鐘就會出現一例。 2016年就發生了117,550起家庭暴力事件──對於一個人口2300萬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驚人地高。可以想像,在台灣有更多沒被申報的案件,因為即使是已申報的性暴力案件,實際的有效處理也甚少。施行家暴的男性跨越不同年齡與階級,而沉默文化導致女性不敢說出口。2012年,美國年度《人權報告》(Human Rights Report)將家庭暴力列為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內政部當年也表示,台灣社會實際發生的性暴力事件總數是已申報總數的十倍。台灣的父權仍高高在上,允許並合理化男性對女性的暴力。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由台灣媒體進一步推波助瀾。台灣部分媒體性質煽情,不僅在謀殺、暴力犯罪,在對年輕女性受害者的性侵害報導也是如此,在女性犯罪的情況下,如「媽媽嘴」謀殺案件中也以聳動方式報導。當台灣媒體炒作謀殺或分屍等案件時,通常不是為了檢討台灣社會對女性暴力的深層次問題,而僅在利用社會對於女性暴力的關注。

此外,台灣媒體對女性的態度,也可能被視為是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例如,媒體常常僅以「外貌協會」的標準來評斷女性,即便在嚴肅的新聞媒體中也不例外,導致台灣社會對女性的高度物化。純粹根據性吸引力來判斷女性,則助長了「求愛遭拒時對女性施暴是合理的」的觀念。事實上,當許多八卦媒體為了獲得女性名人私生活的獨家新聞,認為跟蹤她們是合理的,其實也間接為很多社交行為提供了模仿範例,合理化了跟蹤行為和對女性隱私的暴力侵入。媒體和社會相互加強了台灣社會的傳統沙文主義、男性特權和父權結構,構成一個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

反之,將年輕人與藝術人士當作替罪羔羊

媒體和公眾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而以120草原自治區的群眾為目標,這或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幸的是,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通常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這個社會鮮少攬鏡自省,檢討自己根深蒂固的仇女觀點,因此,這些人就成了保守社會道德觀的最佳替罪羔羊。

這並不意味著台北的反文化和藝術界不存在仇女的行為,例如之前詩人陳克華將近期謀殺事件的原因歸咎於「現在的女生好像很嚮往當妓女」藝術家王墨林很巧地在120草原自治區的一齣講座中,也替陳的言論辯白;認為大眾對陳的批判,來自太陽花世代失控的政治正確性。諷刺的是,當晚也正是高女失蹤的那一晚。在詆毀女性的同時,亦看輕社會對女性的暴力,才是導致這類事件發生的原因。因此,對陳的批判遠超於一種政治正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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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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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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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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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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