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草原分屍案後,藝術人士成為台灣沙文性暴力的代罪羔羊

華山草原分屍案後,藝術人士成為台灣沙文性暴力的代罪羔羊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媒體和公眾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而以草原自治區的群眾為目標。而且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通常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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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琦欣

兇殺分屍案又添一樁

近日於120草原自治區,一名30歲的高姓女子,被一名37歲的陳姓射箭老師殺害分屍。從大眾反應中,可明顯看出台灣的保守社會道德,企圖將責難推給一小撮年輕人,同時避免解決台灣社會傳統沙文主義(toxic masculinity)根深蒂固的問題。許多社會反應來自網路,尤其是PTT,鄉民也進行人肉搜索。

120草原自治區是一個在善導寺附近草原上的暫時性藝術空間,一群年輕人透過市政府申請這個空間,並形成類似藝術公社的小型聚落。高姓女子兩個禮拜前在他們的活動上失蹤。陳男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人。週一,嫌疑重大的陳男向警方坦承犯案,警方遂尋獲高女的遺體。

陳男供稱,在120草原自治區上向高女「求歡遭拒」後,憤而將她勒斃。在草原教授射箭的陳男將遺體藏匿了三天,才丟棄至陽明山中。此外,陳男將遺體分成七塊之舉,使此案成為近兩個月在台灣發生的一系列分屍案中的最新一例。

社會的反應經由媒體放大,幾乎完全聚焦在120草原自治區上,認為他們應為這起事件負完全責任,並要求拆除和關閉該空間。其他看法則認為,120草原自治區正企圖推卸對此事件的責任。120草原自治區最初計劃在本月底的空間使用期限期滿關閉,不過現在空間已遭提前關閉,這也意味草原上的一切既定活動將被取消。

傳統沙文主義是本起事件與其他殺人事件的主因

然而,社會網路輿論的種種反應,卻無法抓住陳的死因關鍵,或最近台灣發生的其他起謀殺或分屍案:全部都是男性殺害女性的事件。顯然,過去兩個月席捲台灣的分屍案,追根究底源自傳統沙文主義,也就是社會吸收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甚至辯稱是合理反應。

求愛遭拒,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拒絕,通常都會成為男性對女性施暴的理由。這可以在五月下旬,27歲的台大畢業生黃亦敏,被28歲的拳擊手男友朱峻穎的謀殺分屍一案中看到。當時朱男對黃女和其他男人說話感到不滿,指責她欺騙了他。後來黃的屍體被發現被朱男切成八塊,埋在花圃裡。朱男的網路貼文中,聲稱在Tinder上認識的黃女騙他是處女,且在約會期間與其他男人,包括外國人有接觸。這也可以在5月25日,27歲的《17》Media直播主邱喬琪被26歲前男友廖晏霆刺殺的事件中看到。廖男聲稱邱女在酒店工作,並與其他男人來往,似乎這樣就合理化自己的殺人舉動。

雖然媒體和社會反應在討論這類謀殺案時,常常聚焦在年輕人道德淪喪這點上,但這種態度遠不僅限於年輕人。5月26日,一位68歲的婦女在要求離婚後,遭到67歲的丈夫陳登科殺害分屍。

不幸的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台灣的家庭暴力比率驚人地高,每五分鐘就會出現一例。 2016年就發生了117,550起家庭暴力事件──對於一個人口2300萬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驚人地高。可以想像,在台灣有更多沒被申報的案件,因為即使是已申報的性暴力案件,實際的有效處理也甚少。施行家暴的男性跨越不同年齡與階級,而沉默文化導致女性不敢說出口。2012年,美國年度《人權報告》(Human Rights Report)將家庭暴力列為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內政部當年也表示,台灣社會實際發生的性暴力事件總數是已申報總數的十倍。台灣的父權仍高高在上,允許並合理化男性對女性的暴力。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由台灣媒體進一步推波助瀾。台灣部分媒體性質煽情,不僅在謀殺、暴力犯罪,在對年輕女性受害者的性侵害報導也是如此,在女性犯罪的情況下,如「媽媽嘴」謀殺案件中也以聳動方式報導。當台灣媒體炒作謀殺或分屍等案件時,通常不是為了檢討台灣社會對女性暴力的深層次問題,而僅在利用社會對於女性暴力的關注。

此外,台灣媒體對女性的態度,也可能被視為是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例如,媒體常常僅以「外貌協會」的標準來評斷女性,即便在嚴肅的新聞媒體中也不例外,導致台灣社會對女性的高度物化。純粹根據性吸引力來判斷女性,則助長了「求愛遭拒時對女性施暴是合理的」的觀念。事實上,當許多八卦媒體為了獲得女性名人私生活的獨家新聞,認為跟蹤她們是合理的,其實也間接為很多社交行為提供了模仿範例,合理化了跟蹤行為和對女性隱私的暴力侵入。媒體和社會相互加強了台灣社會的傳統沙文主義、男性特權和父權結構,構成一個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

反之,將年輕人與藝術人士當作替罪羔羊

媒體和公眾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而以120草原自治區的群眾為目標,這或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幸的是,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通常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這個社會鮮少攬鏡自省,檢討自己根深蒂固的仇女觀點,因此,這些人就成了保守社會道德觀的最佳替罪羔羊。

這並不意味著台北的反文化和藝術界不存在仇女的行為,例如之前詩人陳克華將近期謀殺事件的原因歸咎於「現在的女生好像很嚮往當妓女」藝術家王墨林很巧地在120草原自治區的一齣講座中,也替陳的言論辯白;認為大眾對陳的批判,來自太陽花世代失控的政治正確性。諷刺的是,當晚也正是高女失蹤的那一晚。在詆毀女性的同時,亦看輕社會對女性的暴力,才是導致這類事件發生的原因。因此,對陳的批判遠超於一種政治正確的形式。

先前也曾有人指出,在台北這樣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中,像草原那樣可供年輕人玩樂,又強調是非商業化的自由空間非常稀少;或許也是因為這種情況,引發社會對這種空間的保守反彈。畢竟,如果謀殺事件不是發生在草原,而是距離僅幾百米遠,那個佯稱集結了自由與創意,實則卻是高度商業化、消費主義濃厚的華山藝文特區,社會大眾絕不會叫囂說要把那邊關閉。鄉民對草原的強硬反彈來自該空間的特殊性質,當諸多類似事件發生在眾人視為「正常社會」的地方,反彈聲浪絕不會像草原那麼激烈。

可以預見台灣社會的反應,最終會對類似的藝文計畫相當不利。藝術界可能會越來越難從政府申請資源或空間,因為政治家們最怕的就是醜聞。

藝文界許多人也對草原針對此案的回應感到不滿,認為草原的回應在規避責任,且沒有考量這件事將如何影響整個藝文界;或認為草原在性侵害事件上未做好安全措施,甚至認為草原本身的性別不對等可能是引發此事的原因之一。有些人也試圖將討論帶往派對文化中的強暴事件。若這起悲劇會促使藝文界更深入思考如何亡羊補牢,這是有益的討論。

然而,這樣的討論通常仍然侷限在藝術圈內,層次較為細緻,且有時因為罪惡感,會產生一種自我苛責的特質,但社會大眾的反應大多只把責任歸咎於年輕人,並呼籲草原和所有類似的空間被剔除。與此同時,藝術圈也出現一些古怪的建議,例如呼籲公共場所的鎖全部移除,或建議受害者家屬向草原的相關人士提告。還有人指責草原居民因為未充份搜尋該地區,導致遺體遲遲未尋獲。專門尋找失蹤人口的警察都沒找到了,為何會反咬這些不是職業偵探的人?另外,只因為主辦團體沒想到自己營地上的人會是殺人兇手,而將其視為有罪,這也是很詭異的事:與其說是有罪,不如說是天真。

藝文圈若是出於內疚地進行沒有建設性的苛責,恐怕將適得其反,把沒有殺人的人形容得好像殺人犯一般,造成在世的人心中難以抹滅的傷痕。這般的(自我)苛責,實則將個人的罪惡感,移轉至更小一撮相關人士,其實與社會企圖規避仇女責任的狀態無異。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罪惡感源自於藝術圈對草民與相關藝術人士的認同(identification);因為認同,以至於事件爆發當下會感到內疚,彷彿這件事會發生是自己的錯。

在悲劇發生的當下,自我苛責通常來自圈內,並時常與來自圈外的憎恨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網路上的評論者若開始對著藝術圈覆誦藝術圈的自我批判,雙方的斥責就會相互加強。這種狀態在大眾對社會悲劇的反應其實相當常見。

總的來說,儘管社會該將怒火指向傳統沙文主義、男性特權,和台灣社會當中男性對女性暴力的正常化,但更可能會發生的,卻是一小撮年輕人受到指責,或者他們會以只會導致情緒創傷的方式責怪自己。此情形的確令人失望,但不令人意外。台灣社會的保守社會態度勢將不變,而使此類事件在台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深層因素將不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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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破土(New Bloo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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