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心懷「天下」,國家觀念薄弱的古代中國人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心懷「天下」,國家觀念薄弱的古代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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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篇將探討古代中國人的各種觀念及其生活情況,第一是「民族觀念」:考察當時對於蠻、夷、戎、狄的稱呼,則更見當時所謂諸夏與蠻夷的分別,並不純是一種血統上、種姓上的分別。其次是「宗教觀念」,還有「國家觀念」。

文:錢穆

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

中國古代史上,如何達到「國家凝成」、「民族融和」的世界大統一的五個階程,已在上節說過,現在讓我們轉移視向,來看一看古代人的各種觀念及其生活情況。

第一:「民族觀念」

古代的中國人,似乎彼此間根本便沒有一種很清楚的民族界線。至少在有史記載以後是如此的。或者他們因同姓不通婚的風俗,使異血統的各部族間,經長時期的互通婚媾而感情益臻融和。一面由於地理關係,因生活方式互相一致,故文化亦相類似。更古的不能詳說了,只看西周部族,在其尚未與商王朝決裂之前,雙方亦常互通婚姻。周文王的母親太任,從殷王朝畿內摯國遠嫁而來。周武王的母親太姒,是莘國的兒。姒姓屬夏部族,任姓屬商部族。我們只看周文王、武王兩代的母親,便見那時夏、商、周三部族是互通婚姻的。商、周之際兵爭的前後,周王室對周族及商族人種種文告,亦並沒有根據民族觀點的說話,他們只說商王室不夠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為天下之共主而已。並不絲毫有商、周之間相互為異民族的意識之流露。

到春秋時代,齊桓公創霸業,宋國首先贊助,宋襄公因此繼齊稱霸。那時許多姬、姜兩族的國家,並不把宋國當作異族看,宋國人亦絲毫不像有民族仇恨的痕跡可以推尋。孔子先代是宋國貴族,但絕對看不出在孔子生平有一點商、周之間的民族疆界的觀念與意識。當時政治界乃至學術界所稱的諸夏中間,兼包有夏、商、周三代的後裔,是絕無可疑的。

我們再進一步考察當時對於蠻、夷、戎、狄的稱呼,則更見當時所謂諸夏與蠻夷的分別,並不純是一種血統上、種姓上的分別,換言之,即並不是一種民族界線。據《左傳》《史記》的記載,晉獻公一夫人為晉文公母親的,叫大戎狐姬,晉獻公另一夫人驪姬,乃驪戎之女。可見狐戎、驪戎,若論血統皆屬姬姓,與晉同宗,但當時卻都稱作戎。又晉獻公另一夫人為晉惠公母親的,叫小戎子,子姓為商代後裔,而當時亦稱為戎。其他尚有姜氏之戎,則與齊國同宗。再看《史記》,又稱晉文公母親乃翟之狐氏女,又說晉文公奔狄,狄其母國,可見這裏的狐戎又稱狄,戎、狄二名有時可以互用,在當時並非純指兩種血統不同的異族。狐家如狐突、狐毛、狐偃、狐射(即賈季),一門三世為晉名臣,晉卿趙盾亦是狄女所生,赤狄、白狄終春秋世常與晉室通婚。我們只看一晉國,便知當時盤踞山西、陝西兩省許多的戎狄,根本上並不像全是與諸夏絕然不同的兩種民族。

秦為周代侯國,又是晉國的婚姻之邦,趙乃晉之貴卿,以後秦、趙為戰國七強之二,秦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但其同宗的徐(在今安徽省泗縣),《尚書》裏稱之為淮夷、徐戎,則在當時是被目為東夷的。春秋時齊國晏平仲為名大夫,曾與孔子有交,但晏子是萊人,萊在當時亦被目為(編註:看作)萊夷。孟子生於鄒,春秋時為邾,邾在春秋時人目光中亦常視為東夷。楚國自稱蠻夷,但春秋中葉,晉、楚互為諸夏盟主,到戰國時,楚國也常為盟主。據古史傳說,秦、楚皆帝顓頊之後,皆是黃帝子孫。此層現在無可詳證。要之到春秋戰國時,所謂南蠻與東夷,無疑的亦皆與諸夏融和,確然成為中華民族之一體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另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裏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諸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市國家之通稱,凡非農耕社會,又非城市國家,則不為諸夏而為夷狄。在當時黃河兩岸,陝西、山西、河南、河北諸省,尤其是太行山、霍山、龍門山、嵩山等諸山脈間,很多不務農耕的游牧社會。此諸社會,若論種姓,有的多與中原諸夏同宗同祖。但因他們生活習慣不同,他們並未完全走上耕作方式,或全不採用耕作方式,因此亦無諸夏城郭、宮室、宗廟、社稷、衣冠、車馬、禮樂、文物等諸規模,諸夏間便目之謂戎狄或蠻夷。此等戎狄或蠻夷,其生活方式,既與城市國家不同,因此雙方自易發生衝突。

其他亦有雖是農業社會,雖亦同樣為城市國家,但因他們抱有武力兼併的野心,不肯加入諸夏和平同盟的,此在同盟國看來,這樣的國家,其性質亦與山中戎狄河濱蠻夷相差不遠,因亦常以戎、狄、蠻、夷呼之。如春秋初期及中期的楚國,即其一例。又如吳國,他是西周王室宗親,但因僻在長江下游,距離當時文化中心過遠,其社會生活國家規模都趕不上中原諸夏,遂亦被目為蠻夷。以後他與中原諸夏交通漸密,漸漸學到諸夏一切規模文物之後,諸夏間亦即仍以同文同種之禮待之。更可見的,如春秋時的秦國,僻居陝西鳳翔,他的一切社會生活本遠不及東方諸夏,但東方諸夏卻並不以夷狄呼之。逮及戰國時,秦孝公東遷咸陽,國內變法,其一切政制與社會生活,較春秋時代進步得多,但那時的東方人卻反而常稱他為蠻夷,越到後期越更如此。此正因

為秦國在戰國後期,獨對東方各國採取強硬的侵略態度之故。所以戰國時代之秦國,其地位正如春秋時代之楚國,只因為他是一個侵略國,所以東方諸夏斥之為蠻夷。

可見古人所謂蠻、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別,不外兩個標準。

  1. 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農業社會,又非城市國家。
  2. 則因其未參加「和平同盟」,自居於侵略國的地位。

這在那時便都叫做蠻、夷、戎、狄。直到秦始皇時代,中國統一,全中國只有一個政府,而各地方亦都變為農業社會了。國家統一而民族亦統一,凡屬國民,即全為諸夏,便更無蠻、夷、戎、狄的存在了。

我們現在若把秦、漢時代的中國人,加以民族上的分析,應該可有如下之諸系。

  1. 是華夏系,此為中國民族最要之主幹。夏、周兩代屬之。
  2. 是東夷系,殷人或當屬此系。此外如東方徐國、西方秦國等皆是。
  3. 是荊蠻系,如楚國、吳國等屬之。
  4. 是百越(同粵)系,越國及南粵、閩粵等屬之。
  5. 是三苗系,三苗本神農之後,其一部分姜姓諸族併入諸夏系統,其一部分稱戎稱羌,則猶之姬姓諸族有稱戎稱狄的,也一樣摒在諸夏之外了。

中國疆土至大,遠在有史以前,此諸族系,早已分布散居在中國各地。無論他們最先的遠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閡,風土之相異,他們相互間經歷長時期之演變,生活習慣乃至語言風俗一切都相懸絕。若非中國的古人,尤其為之主幹的華夏諸系,能抱甚為寬大的民族觀念,不以狹義的血統界線自封自限,則民族融和一時不易完成,而國家凝成亦無法實現;勢必在中國疆土上,永遠有許多民族和許多國家彼此鬥爭互相殘殺,而此後的中國文化史也將全部改觀。因此中國古代人對於民族觀念之融通寬大,實在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西方歷史裏,同一雅利安民族,隨著歷史進展,而相互間日見分歧,結果形成許多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的小支派。直到現在,若非先認識此各支派的界線,便無從瞭解西洋史。但在中國,則上古時代,雖然有許多關於民族或民族間的分別名稱,常使讀史的人感覺麻煩,但越到後來,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體。秦、漢以後的中國,其內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線之存在。這不可不說亦是中西文化演進一絕不同之點。因此在西洋歷史裏,開始便見到許多極顯明極清楚的民族界線。在中國史裏,則只說每一部族都成為黃帝子孫,這正是中國古代人心中民族觀念之反映。

其次:「宗教觀念」

根據殷墟甲骨文,當時人已有「上帝」觀念,上帝能興雨,能作旱,禾黍成敗皆由於上帝。上帝是此世間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但甲骨文裏並沒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證據。他們對上帝所有籲請,多仰賴祖先之神靈為媒介。他們的觀念,似乎信為他們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後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觀念,在商代甲文裏早已有了。他們既自把他們的祖先來配上帝,他們自應有下面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為他們一族乃代表著上帝意旨而統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為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並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籲請,有所蘄求。上帝尊嚴,不管人世間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禮,只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個宗教性極濃厚的時代,故說:「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時他們,已把宗教範圍在政治圈裏了。上帝並不直接與下界小民相接觸,而要經過王室為下界之總代表,才能將下界小民的籲請與蘄求,經過王室祖先的神靈以傳達於上帝之前。這是中國民族的才性,在其將來發展上,政治成績勝過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採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變換之。他們認為上帝並不始終眷顧一部族,使其常為下界的統治人。若此一部族統治不佳,失卻上帝歡心,上帝將臨時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而另行挑選別一部族來擔任。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為天子的理論。在《尚書》與《詩經》的《大雅》裏,都有很透徹很明白的發揮。周代的祭天大禮,規定只有天子奉行,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許私自祭天。這一種制度,亦應該是沿著商代人的理論與觀念而來的。殷、周兩代的政治力量,無疑的已是超於宗教之上了。那時雖亦有一種僧侶掌司祭祀,但只相當於政府的一種官吏而已。至於社會私人,並非說他們不信上帝,只在理論上認為上帝既是尊嚴無上,他決不來預聞每一人的私事,他只注意在全個下界的公共事業上,而應由此下界的一個公共代表來向上帝籲請與蘄求,這便是所謂天子了。

配合於這個「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時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廟制度)。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與上帝一般,只許天子祭,而不許諸侯卿大夫們祭。如魯國的君王,只許祭周公,不許祭文王。這明明是宗教已為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證。換辭言之,亦可說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早便為政治觀念所包圍而消化了。相傳此種制度,大體由周公所制定,此即中國此一傳統的所謂「禮治」。禮治只是政治對於宗教吸收融和以後所產生的一種治體。

但我們不能由此誤會,以謂中國古代的宗教,只是一種政治性的,為上層統治階級所利用。當知中國人觀念裏的上帝,實在是人類大群體所公共的,一面不與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連最高統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內。只要此最高統治者脫離大群立場,失卻代表民眾的精神,他也只成為一個小我私人,他也並無直接感通上帝之權能。而另一方面,上帝也決不為一姓一族所私有。換辭言之,上帝並無意志,即以地上群體的意志為意志。上帝並無態度,即以地上群體的態度為態度。因此說:「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夏、商、周三代王統更迭,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們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觀念;我們也可說,中國古代的人道觀念,也已同樣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觀念。我們可以說,中國宗教是一種渾全的「大群教」而非個別的小我教。當知個人小我可以有罪惡,大群全體則無所謂罪惡,因此中國宗教裏並無罪惡觀念,由此發展引伸,便成為將來儒、道兩家之「性善論」。「性」是指的大群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個別性」。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群全體則並無所謂出世。充塞於宇宙全體的一個人生境界,是並無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國宗教,很富於現實性。但此所謂現實,並非眼光短淺,興味狹窄,只限於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中國人的現實,只是「渾全一整體」,他看「宇宙」與「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則並無「內外」,並無「彼我」,因此也並無所謂「出世與入世」。此即是中國人之所謂「天人合一」。上帝與人類全體大群之合一。將來的儒家思想,便由此發揮進展,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直從人道觀念打通到宗教觀念。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根本便是一種宗教。這一個源頭,遠從中國古代人的宗教觀念裏已可看出來了。

第三:「國家觀念」

中國古代人,一面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於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周初封建時代,雖同時有一兩百個國家存在,但此一兩百國家,各各向著一個中心,即周天子。正如天空的群星,圍拱一個北斗,地面的諸川,全都朝宗於大海。國家並非最高最後的,這在很早已成為中國人觀念之一了。因此在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間,他們莫不熱心於國際的和平運動。諸夏同盟的完成,證明他們多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學者興起,這個趨勢更為昭著。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狹義的國家觀念的。即當時一輩游士,專在國際政治方面活動,他們自結徒黨,造成一個國際外交陣容,分別在某幾個政府裏掌握到政權,而互相聯結。另一批集團,則在另幾個政府裏活動,他們一旦把捉到政權,即把那幾個國家聯結起來。因此他們的政治地位,並不專靠在國內,而多分別靠在國外。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游士,可以立即轉換國際陣容之離合。此等游士,當時謂之縱橫家。從某一方面看,戰國的縱橫家,還是沿著春秋時代的霸業運動而來。他們的性質,一樣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性的,並非抱狹義的國家觀念者所能有。

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看為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只有兩人。一是楚國的屈原,一是韓國的韓非。他們都是貴族,因此與同時一輩平民游士的態度不同。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其事尚屬疑問。則其時始終堅抱狹義國家觀念的,可以說只有屈原一人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屈原之忠於楚懷王,只是君臣間之一種友誼,或許屈原以為我如此忠心於懷王,而猶遭讒間,縱使再往他國,也一樣可受冤屈,因此投江而死。這只是文學家的一種極端懇摯的感情作用,也不好說他抱的是狹義的國家觀念。如此說來,戰國時代有名的智識分子,便絕少抱著狹義國家觀念的了。

一輩智識分子的態度如此,平民農工社會更是如此。一國行仁政,別國民眾即相率襁負而往。此在《孟子》書裏,記載得很明顯。到後來秦國廣招三晉移民,為他墾地,三晉民眾也便聞風而集。可見戰國時代除卻各國貴族世襲階級,為自身地位打算,因而或有採取狹義的國家觀念以外,其他民眾,無論是士大夫智識分子,或農工勞動分子,他們全不束縛在狹義的國家觀念裏。他們全都有一超越國家的國際觀念,或可說是世界觀念,即天下觀念之存在。這便是秦國所以能統一東方各國的一個大原因。否則那些國家,傳統都相當久遠,魯、衛、宋、楚、燕等國,從西周時代算起,至少都在八百年以上,即從春秋時代算起,亦多超過五百年。即如齊、趙、韓、魏諸國,從戰國時代算起,亦各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秦國人何能很快地把他們吞滅,正因他們的國家並不建築在民眾的觀念上。

民眾心目中,並無齊國人、楚國人等明確的觀念。他們想望的是天下或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秦國用的文臣,如呂不韋、李斯等,武臣如蒙毅、蒙恬等,都是東方客卿,但都肯真心為秦國用。而東方民眾亦不堅強愛國抵抗秦兵的侵略。秦國的統一,只能算是當時中國人天下太平世界一統的觀念之實現,而並不是某一國家戰勝而毀滅了另外的某幾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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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二版)》,台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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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穆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繼《國史大綱》後,第一部有系統闡述他對中國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學術代表作。本書所述、所涉甚廣,主要包括:中國文化之地理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獨特的中國文化性格、中國文化發展演變的歷程、古代中國的國家民族宗教等觀念、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等等重大問題。

在論述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錢穆先生以他獨特視角對中西文化予以了系統的比較,在對比中擷取出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並主張偏重人文的中國文化,應該積極向偏重科學的西方文化學習,以因應在西方文化浪潮衝擊下日益嚴重的文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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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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