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到社會發生重大刑案,許多媒體的報導都只偏重犯罪真相主觀臆測的「Why」,卻棄守媒體報導應客觀、真實、具教育性的「What」和「How」,更遑論辯思事件的不同面向。
文:廖書雯(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
「性侵殺人魔」、「冷血殺人」、「陳○○(真名呈現)割下死者乳房」、「嫌冷血割乳房」、「『殺豬式』殺人」、「伴屍三天分屍七袋」、「掐死女學員還指侵」......,近來三件密集的殺人案件,引發閱聽者的模仿效應等關切,鉅細靡遺的描述犯罪手法,將閱聽大眾當做嗜血的蒼蠅,餵養恐怖、驚悚、噁心等元素的同時,也妖魔化嫌疑人,並物化女性死者,偏重犯罪真相主觀臆測的Why,棄守媒體報導應客觀、真實、具教育性的What和How。
英國的監管機關,會如何處理這些標題?
英國對於媒體監管有嚴格的規範,首先,適用於媒體的行為準則,是經由向公眾諮詢而來,並由媒體業者自律遵守,行為準則的功能是「指導」媒體從業人員,而不是限制性的規定;其次,英國的平面媒體,除力行內部自律外,也成立新聞界投訴委員會,擔任外部監管機制,廣電媒體部分,則由法規進行不同類別的規範,並循此設立各種獨立的監管機構。
以性侵犯罪新聞為例,報導內容的文字和圖片不應呈現嫌疑人與被害人的姓名、圖片、身分等各項資料,另外,在犯罪手法和過程細節的內容鋪陳上(「他除了分屍丟棄山區,還曾試圖毀屍滅跡。回到市區後,他繼續過著正常生活,……還繼續幫小朋友上課」、「陳伯謙騙說天氣太熱,想要喝啤酒,接著拿朋友帶來的高粱,做成深水炸彈,想要灌醉死者,顯然早有預謀。但得不到你,就殺了你」等),超出公眾所能容忍的暴力情節、冷酷行徑的描寫等,都可能引發閱聽大眾的恐慌不安、身心傷害,特別是對於年齡較小、情感上不安全的觀眾,可能導致他們對加害情節的焦慮、深入記憶、冷漠或認同等心理防衛機制,惡化社會的集體情感。
因此,英國媒體在報導內容的主題、錄像及內容,會特別考慮暴力事件可能對閱聽大眾造成的影響,且給予適當的警語等處理。在資料來源的取得部分,除非得到官方允許,否則應嚴守檢警的禁制或退出等要求;也不宜將某檢警資訊提供者,視為法律與秩序的權威代言人;對於嫌疑人不應有「媒體審判」的不公平問題;對於法院判決的內容不可斷章取義;相對地,媒體從業人員也必須考量「無理侵犯個人隱私」(如:被害者)與報導聳人聽聞的事件,權衡兩者間的風險;特別是對於涉及兒童的案件,無論兒童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都應避免任何可能識別出孩子的個人及其親友、就讀學校等內容。
連事實都用臆測的,更何況後續的事件思辯?
台灣的各式媒體管道相當發達,無論網路新聞、高達幾十家的電視台新聞重複報導率、廣電媒體、平面媒體等,整體的傳媒環境相當競爭,對於新聞訊息的獲取來源,除緊盯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街邊監視器外,也直接取材爆料公社、YouTube、私人臉書、LINE等多元管道,反而失去媒體的要職——客觀、真實及社會教育性,不斷產製出Why、Why、Why的懸疑故事情節誘導閱聽者隨從,但失去媒體重要的職責,也就是客觀陳述事件的What,以及教育社會大眾自我保護的How,更遑論思辨事件的不同面向。
下個殺人分屍案件,是否仍會發生?何時發生?以何種手法發生?我們無法得知。我們唯一確知的是,在接收各式媒體或犯罪事件資訊時,媒體的選擇性報導、主題失焦、錯誤傳播、二度傷害被害者及其親友、剝奪事件相關人的尊嚴等種種手法,勢必會影響我們生存的社會空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因此,防暴聯盟希望與台灣媒體業者共同努力,我們以多年的媒體監看觀察,提供如下具體建議:
- 報導內容是否推波助瀾任何成見(性別刻板印象)或假設:是否用了種族、國籍、社會經濟狀況、性取向或職業來解釋為什麼性暴力發生?是否指責某些「特定類型」的人容易成為加害者或被害者?
- 誰是故事中的專家和資源:被害者有發言權嗎?消息來源是執法人員?社區團體(例如:鄰居)?倖存者?專家學者?是否提供相關資源?
- 是否會使性暴力和強姦迷思變得更廣泛? 犯罪細節、過程、手法的描繪,是否可能造成模仿學習?事件描述形式是否過於煽情、暴力或血腥? 是否導致性暴力文化更加嚴重?(例如:指侵、分屍、切割乳房)
- 報導是否淡化罪責:犯罪行為描述是否適切(如「求歡被拒」,或「性侵犯」)? 導中所使用的語言,塑造我們看待性暴力倖存者和施暴者的方式,以及性暴力的嚴重性 。
- 報導會建議出什麼樣的行動? 這則報導是否能建議任何制度或系統性的防治性侵害方法?或者僅僅側重於行為人受到的處罰?

近一個月來發生三起殺人分屍案,台灣治安史上前所未聞,加上接連的性侵害、親密暴力、嚴重兒虐、毆人施暴事件等,這些急遽竄升的駭人犯罪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恐怕不只是社會安全網的缺漏、檢警查緝效率等,還攸關台灣社會對「人」的尊重(特別是個人自主權)、關係界線的糾結不清、對男性的陽剛特質和兩性地位的刻板文化、貧富不均、生活高壓且緊張等因素。
「媒體」做為台灣社會的重要網絡機制之一,兼具訊息傳遞的關鍵角色,應該在這波案件熱潮裡,擔任結構文化下反省、心理健康引導和教育功能的變革的功能。
延伸閱讀
- 高舉「此地無限制」的野青眾,有沒有負起華山草原的管理責任?
- 華山草原分屍案後,藝術人士成為台灣沙文性暴力的代罪羔羊
- 缺乏媒體素養,就是放棄自己的「近用權」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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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