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是「穿著PRADA的惡魔」的助理，想知道他們工作背後的祕辛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是看過《穿著PRADA的惡魔》的電影或者小說的你，應該對於劇中時尚女魔頭的無理要求感到忿忿不平，但到底在時尚雜誌真實的助理工作是什麼呢？
文字：Travis Travie；圖片：Instagram
話說，不管是看過《穿著PRADA的惡魔》的電影或者小說的你，應該對於劇中時尚女魔頭的無理要求感到忿忿不平，但是你應該也很好奇，到底在時尚雜誌真實的助理工作是什麼呢？
Grace Coddington和安娜溫圖。
身為時尚雜誌總編輯的助理的確必須無時無刻上緊發條，不過，當然也有一些額外的優質附加條件，例如，你可以參加年度盛會，或者甚至與歐巴馬總統見面握手。
Rey-Hanna Vakili，Lily Stav Gildor和Lili Goksenin是美國VOGUE總編輯安娜溫圖（Anna Wintour）的現任助理，她們各自在instagram上都有帳號，也有不少的粉絲，她們甚至為自己創造一個#hashtag叫做#TeamAW，隨時分享她們的助理生活。
（延伸閱讀：「穿著Prada的惡魔是我媽！」漂亮女兒卻對時尚不熱衷，低調走自己的路）
你可以看見她們出現在最新的73 Questions影片中，也可以看見她們為即將到來的2015 met Gala場勘，或者是Vogue新辦公室的超美景觀，或者有時候也要試試禮服，看完真心覺得，時尚女魔頭安娜溫圖助理的工作好像也沒有那麼恐怖。
（安娜溫圖在73 Questions 中的受訪影片）
一起來看看到底安娜溫圖Anna Wintour助理的真實面貌。
擁有6000多個粉絲的Rey-Hanna Vakili應該是三個人之中最閃耀的。來自澳洲，畢業於耶魯大學，Rey-Hanna Vakili曾經與男模 Jason Dundas交往，她的instagram多采多姿，不過被視為亮點那一刻應該是與歐巴馬總統見面囉。
相較於Rey-Hanna Vakili，Lily Stav Gildor則比較低調，只有600多個粉絲。2013年畢業於布朗大學，研習熱愛藝術，Lily Stav Gildor曾經待過洛杉磯藝術博物館LACMA和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之後進入Black Frame公關公司後才開始接觸時尚產業。
Lili Goksenin Lili Goksenin是三個助理中最資深的。參與#TeamAW這個hastag已經有兩年囉。2009年畢業於紐約大學（NYU），Lili Goksenin在加入康泰納仕（Condé Nast）之前參加過美國白宮計劃，以及實習於SY Partners，也曾經任職於赫斯特數位媒體（Hearst Digital Media）裡的助理一膱，之後才加入VOGUE成為安娜溫圖的助理。看來要成為「小安」，不僅要畢業於名校，也要身經百戰才能夠勝任呢。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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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爽貓造訪VOGUE美國版辦公室，和Grace Coddington相見歡
本文由VOGUE雜誌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原文請見〈擔任時尚女魔頭助理的真實面貌…沒有妳想像中恐怖啦！〉，更多精彩報導，詳見《VOGUE網站》
責任編輯：吳象元
審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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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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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