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語宣戰:金曲獎國語專輯是「最」重要的獎項?

對國語宣戰:金曲獎國語專輯是「最」重要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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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在2007年拒領以語言分類的獎項,已經提醒當時的新聞局應審慎思考,且當以音樂類型作為獎項分類原則。從音樂角度來看這是十分正確的主張,不同樂種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若要以同一種語言為基準去評斷不同樂種的作品,實在強人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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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韋辰

每年金曲獎都會有很多不忍卒睹的錯誤,請那英和庾澄慶來主持算是最愚蠢又致命的那種。

除了庾澄慶本人就是個錯誤以及他殘破不堪又尷尬得要命的主持之外(後來居上的尷尬感竟然拯救了蕭敬騰悲劇般的主持),直接宣稱「國語」專輯是最重要的獎項,那英幫腔加上一些完全不是「國語專輯是最重要獎項」的理由,徹底將他們對他種語言的歧視表現地一覽無遺。難道他種語言音樂不用好的構想、詞曲工作、編曲、樂器、混音嗎?幸好那英講完後自己說「多餘啊」,是的,你們兩位站在台上就真的很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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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和庾澄慶就是個錯誤。(圖片來源:金曲獎截圖)

林生祥在2007年拒領以語言分類的獎項,已經提醒當時的新聞局應審慎思考,且當以音樂類型作為獎項分類原則。從音樂角度來看這是十分正確的主張,不同樂種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若要以同一種語言為基準去評斷不同樂種的作品,實在強人所難。況且在同一種樂種之下,不同次分類的差異亦是可以大到讓人眼花撩亂,如葛萊美獎下有幾個主要的大分類,古典樂、鄉村樂、福音音樂、爵士、節奏藍調、搖滾、流行……下面尚有許多細項,在搖滾類中分出金屬樂演奏、硬搖滾演奏,而拉丁樂中有拉丁搖滾專輯,福音音樂中亦有搖滾福音專輯。沿著音樂類型之間的差異而來的問題,則是不同樂種的評斷標準亦是有別,除了評審難以拿捏基準之外,評審本身對不同樂種的認知與素養就可能影響結果。

影片:「我們今天在這邊是因為音樂的關係」

主張保留語言分類獎項的常見說法是,這是對於尊重與保護不同語言,增加它們得獎的可能性,或是認為因為音樂市場萎縮,而他種語言音樂市場更小,所以不這樣分類更難出頭。這無異於拐個彎說「如果沒有這些語言獎項,你們大概也分不到什麼獎」,而且正如那英和庾澄慶所表現出的那種態度,平平都是專輯獎,「國語專輯」就是最重要的獎項,它的品質肯定優於他種語言專輯,才敢如此宣稱。以鼓勵與保護之名用語言區分音樂,無形中鞏固了既有權力關係的分界。畢竟要保護、復振一種語言,完善的語言政策與環境,比起設立語別音樂獎項有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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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癢,你全家都癢。

若說「非國語」音樂市場太小因而顯得不重要,那問題不在於音樂本身,而是在於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歷史不正義因素上(如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的國語政策),是語言的衰弱使語別音樂萎縮,而不是反過來。因此對流行音樂工業及其受眾來說,將國語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狀態是近乎動物直覺的反射動作,無怪乎流行音樂工業將演唱者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歌王、歌后總是比專輯、歌曲、製作人等其他獎項更引人注目(差勁的流行音樂則是讓演唱者與「配樂」處在毫不相干、幾乎是分離的狀態)。

也許有些人會回嘴說他欣賞演唱者的是唱功不是歌詞,但若追問其對於他種語言音樂的看法,那話題十之八九會戛然而止,而且這種人對編曲也不會有太多想法。就算不考慮對待語言態度作為族群權力不對等關係與歷史不正義因素的再現,那種自然而然的裸露對他種語言的困惑與不耐,或是將語言連結到某種特定意象的本質化傾向(即使或許沒有惡意),仍充斥在輿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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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男歌手」與工人之間有什麼必然的連結嗎?這種再現是強化刻板印象抑或是表達「眾聲喧嘩」的最適途徑呢?(圖片來源:JL Design

當「台灣早就有嘻哈」演出中Kesiwa(葛西瓦)以排灣語唱Rap時,直播輿論果不其然引來一些「哪來的醉漢」、「難聽」、「唱給誰聽」、「唱錯沒人知道」的評論,但是劉福助以「台灣嘻哈祖師」姿態現身用Hô-ló-ōe(福佬話)「說唱」時,反而受到輿論好評,因為這正是Hô-ló-ōe這個「(瀕臨)被丟棄的母語」所創造出來的熟悉感,就算聽不太懂也不致於像「原住民族語」讓他們感到身為局外人的不安。因此當林生祥以Hag-ga-fa(客家話)唱起〈古錐仔〉,「這啥小啦」、「台語比客語好聽」這種評論也就變得可以理解。這即是依循語言慣性,對熟悉的可理解的語言進行無意識地捍衛。或者是我想太多,其實這些觀眾只是單純的傲慢與沒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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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這些精采的評論,說放火更好聽絕對是天大的侮辱。

在實務面上,若以音樂類型為獎項分類標準,除了必須回到音樂作為藝術的美學性質之上,亦必須考量各種可能引起的效應。評審除了基於美學考量,而非著重於如何製造可以快速生產賣錢的音樂之外,對於音樂的政治性也需具備敏感度。2017年Sangpuy(桑布依)以《Yaangad》(椏幹)贏得恢復設立的「年度專輯獎」,算是一個跨越語言藩籬的絕佳嘗試,在最顯眼的地方讓各種語言都有受到注目的機會,遠比區分語別更能夠讓這些音樂走入「大眾」之中。雖然如此,《Yaangad》得獎仍讓某些人一頭霧水,更被說成是政治正確之下的分贓酬庸,這說明了語言分類邏輯對流行音樂工業而言還是強過音樂美學邏輯,否則到了今年兩個錯誤還認為「最佳國語專輯」是最重要的獎項要如何解釋?不過既然金曲獎每年都在出錯,那麼多來幾張《Yaangad》嚇嚇我們這些「說國語的」墾殖者後代也是不為過。

流行音樂工業(更多時候是受眾)一天到晚想要拋開政治,然而音樂(必須將語言考慮進來)具有權力性質這點無庸置疑,否則極權主義不必苦惱思考如何查禁那些具有顛覆性的聲響,因為它代表著人們對差異與主體性的堅持。當我們相信回歸音樂自身邏輯而非語言去思考金曲獎項可以如何設置,又可能產生什麼效應時,這個「跨界」就帶有突破語言權力關係的能量。就算不願研究歷史去看權力與音樂的糾纏結合,好歹翻一下浦澤直樹的《20世紀少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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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20世紀少年》
ともだち!ともだち!

本文經陳韋辰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