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寨童年回憶(上):「三不管」的香港九龍城寨

我的城寨童年回憶(上):「三不管」的香港九龍城寨
Photo Credit: Ian Lambot, Wikipedia Commons, CC BY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城寨內的街道暗無天日,頭頂可見的是看似欲墜的電線和水管,水管日夜滴水,無人修葺,邊走要邊提防被水滴到。街巷暗弄濕漉漉的,濕氣甚重,老鼠橫行,暗角隨時會蹦出一隻,和行人擦脚而過。

文:陳文龍(久石文化發行人)

和小時候同住九龍城寨的朋友聊起一些童年記憶,思緒波瀾,勾起了不少曾經住在城寨的點點滴滴。

在未被政府清拆以前,九龍城寨算是香港最大的貧民窟,所住的「寨民」大多是新移民或社會最底層的草根,這些「寨民」用現代新潮一點的說法就是「低端人口」。如果九龍城寨還存在的話,應該還是有人爭著住,還是有市場需求,因為不管任何世代,有富裕人家,也會有「低端人口」。

一、三不管地帶

九龍城寨(正式名字應該是九龍寨城),或稱九龍城砦,砦即是寨。「寨」的字義是防守圍的柵欄,自成一個區域,是軍事的駐地。清政府1842年簽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1860年簽《北京條約》再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割讓給英國,1898年簽《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後來一併把九龍半島北部與新界租借給英國,唯獨保留九龍城寨仍歸清廷管轄,作為駐地,類似現代的領事館。

滿清政權覆亡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忙於內戰無暇處理九龍城寨,港英政府也沒有治權,九龍城寨因此變成所謂的「三不管地帶」──「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壞人做了壞事,只要跑到九龍城寨躲避,香港警察並沒有治權入內捕捉,所以九龍城寨成為一個罪惡溫床,集「黃」、「賭」、「毒」於一寨無法可管,成了壞人的避風港。

九龍城寨雖然惡名昭彰,這些對於童年的我,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住在城寨的歲月,沒有見過砍人放火、圍毆逞凶的刀光劍影,電影《追龍》的打殺劇情亦沒有親眼目睹,現實生活並非天天上演新聞事件和電影場景。住在九龍城寨的人和其他地區的升斗小民並無二致,每天努力為生活打拼,只是比較窮,居住環境比較惡劣而已,鄰里之間相處十分和諧而平靜。雖然港英政府對城寨沒有實質治權,也沒有對樓宇收取「差餉」(香港對房屋的一種稅捐),但還是提供了基本的民生服務,例如供應食水、電力、清掃街道、清理垃圾、郵差派信等,住在城寨裡的居民也能安居樂業。

被清拆前的九龍城寨,大樓約十層高,一幢挨著一幢,密密麻麻,在天台上只要跨一小步,就能走到隔壁大樓。天台的女兒牆處處是用水管駕起俗稱「魚骨」的電視天線,颱風過後,天線被打得七歪八斜,得重新調校,電視才能收到訊號,不然看到的是片片雪花。站在天台高處,九龍城至香港島的太平山盡收眼底,啟德機場在不遠處,飛機從九龍城轟隆轟隆緩降向機場跑道,巨無霸的飛機就在眼前掠過。城寨內的街道暗無天日,頭頂可見的是看似欲墜的電線和水管,水管日夜滴水,無人修葺,邊走要邊提防被水滴到。街巷暗弄濕漉漉的,濕氣甚重,老鼠橫行,暗角隨時會蹦出一隻,和行人擦脚而過。

城寨沿坡而下,由上方的東頭村道至下方的龍津道,左邊的東正道至右邊的西城路,呈長方形如一座棋盤。從下方的龍津道,城寨有四條路可以直通東頭村道,由東而西,分別是龍城路、光明街、老人街、大井街。貫穿東西的只有一條龍津路,龍津路又分叉出幾條細巷。城寨的街巷弄道如迷宮,如果不是住在其中,一入內,恍如闖入一座暗無天日的巨大「石屎森林」(粵語,即大樓建築),要找到出口,得花一些時間。巷弄似不通,卻處處可通,罪犯入內藏匿,就算警察敢於入內追捕,未必能找到罪犯蹤影。他們可以消失於轉角,或遁入任何一座大樓跑上天台,再從天台下樓隱身暗巷。

城寨四周除了錯落有致的招牌,放眼望去,幾乎每一層樓都有向外潛建的鐵籠、鐵窗懸在牆壁,突出在外,蔚為奇觀,可說是潛建中的潛建。城寨的樓宇本身就不是合法建築物,沒有受到監管,清拆時才發現大樓根本沒有地基,所幸香港沒有地震,不然後果難以設想。

直至安排調遷為止,我在城寨住了約四年,搬過三次家。

二、食乜嘢

一開始,父親在東頭村道和友人租了一間木板隔間,月租數百港元。房間架了一張鐵管雙層床(香港俗稱碌架床),只剩下窄窄的走道,堆放一些雜物,一張摺枱,吃飯要坐在床沿。小小的屋子住了兩家人,八、九個人擠在屋裡吵吵嚷嚷,好不熱鬧。

東頭村道是城寨最熱鬧的街道,食肆、士多(雜貨店)林立,在大樓低處外牆,或橫或直,高高低低掛滿白底黑字,全是牙醫和西醫診所的招牌,看上去東頭村道儼如醫療一條街。嚴格而言,是非法醫療一條街。許多在大陸行醫的醫生逃難到香港謀生,不諳英文,無法考取證照合法執業,因此在三不管的城寨,大量無照醫生,掛起招牌大行醫道。無照不代表無良,這些無照醫生診金相對便宜,反而招來不少病患。病患不只侷限城寨居民,更多是來自港九新界,但因為無照,若有醫療糾紛,患者是求訴無門,只能自求多福。

太陽西斜的黃昏,靠城寨這邊的東頭村道馬路旁正要熱鬧,推著小車的熟食小販一攤接一攤從老人街街口延伸到東正道。叫賣聲,「食乜嘢」(按:吃什麼)此起彼落,有賣鮮榨椰汁、炒栗子、「炸嘢」(炸物)、牛什、韭菜豬紅、魚翅魚肉、紅雞腎紅雞腳、咖哩魚蛋、車仔麵、豉油王炒麵……像是一個小市集。買的人站在路邊吃,吃完垃圾隨手丟,有些小販的小吃是用瓷碗裝,車攤旁邊會放一兩桶水,用來洗碗,所以路上油漬斑駁,垃圾隨處可見,有點髒亂。

小時候住城寨,物質匱乏,三餐都在家吃,少有到餐廳吃飯,路邊小吃對童年的我算得上珍饈美味。沒什麼零用錢,就花一塊錢吃一串魚蛋、手頭較為闊綽,就花三塊錢吃一碗韭菜豬紅。印象猶深的是賣「炸嘢」的那攤小販,清瘦的臉龐,拿著一雙長長的竹筷,忙著整理油鍋裡的炸物。雞脾(雞腿)和雞翼炸得酥脆,青椒、紅腸、茄子抹上一團魚肉(魚漿)色味引人垂涎。炸雲吞皮猶為一絕,雲吞皮裹上一小團魚肉,熱油炸過後,皮脆肉軟,至今難忘。當年一塊錢可選三件,自由搭配,吃得十分滋味,萬分滿足。

東頭村道是城寨對外交通的主要幹道,我要去土瓜灣新亞中學上學,要在東頭村道的巴士站搭乘11K,每程是1.2元。我和另外兩個要好的朋友,同讀一間中學,每天早上相約在東頭村道的巴士站,一人湊兩塊,花六塊錢就免除「迫巴士」,一起共乘「的士」(計程車)去上學。

東頭村道近老人街交匯處,有一檔熟食檔,在門口擺賣冰豆漿,大大一杯只賣一塊錢,那時不流行紙杯,裝在玻璃杯,站在門口喝,喝完要返還玻璃杯給店家。每次喝他們的豆漿,我會暗自玩一個遊戲自樂。一杯一塊錢的豆漿,我付五塊錢或十塊錢,同時舉起杯子,張大嘴巴,一飲而盡,在他們還沒找我錢時,我比快把一滴不剩的空杯放在桌上,為此而感到竊喜。可能是這樣,長大後,我喝啤酒乾杯豪邁快飲如鯨,少有人可以比我快。

三、住城寨的人

之後,我們舉家搬到龍津路的一幢大樓的十樓,一梯兩伙(戶),對面鄰居是父親的鄉里。小小房子,兩房一廳,一間廚房和廁所。大樓沒有電梯,上下樓都要靠腳力。房間雖有窗戶,但鐵窗透不進一點陽光,也吹不進一絲微風。窗戶只能半開,若全開,漏水的水管水滴會濺進屋內。白天不開電燈,伸手不見五指,偶爾停電,得點蠟燭。炎夏如住在一個烤箱,沒有冷氣,汗流浹背,只能打赤膊,吹電風扇。電扇如果不開,空氣像是凝滯不動,吸入的空氣是熱氣。

城寨停電不是常發生,停水則經常出現,這才是大問題。城寨是人口密度是世界最高的地方,根據1987年港英政府清拆時的人口統計,城寨有33,000居住人口,面積只有0.026平方公里,等於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55,000人。城寨面積如此細小,卻住了那麼多人,大樓蓋得高,水壓往往上不了較高的樓層,加上人口眾多,水量供應不足,較低的樓層用水,水壓到不了較高樓層,自來水管如同虛設。為解決用水問題,城寨四周每隔一段距離,設有「街喉」,供居民取水和洗滌,「街喉」是城寨一個特色街景。

城寨的供水採時段性,分區供水。家家戶戶的廚房幾乎設了一個水泥蓄水池,有供水時用來蓄水,如果沒有供水,就要到街喉提水倒進蓄水池備用。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是水桶,住龍津路最深的記憶是,兄弟常要總動員提水桶到街喉裝水,然後提著沉甸甸的水桶爬十層樓的樓梯回家倒放,路程中間要放下水桶休息數次。

住城寨的人,幾乎是香港最低層,最草根,尤其租戶,更是一窮二白,我們家也是,父親是塑膠廠工人,母親是工廠女工。家裡除了必要的傢具,家徒四壁。傢具除了碌架床,只有一張摺枱和幾張摺椅。沒有衣櫃,衣服裝在一個鐵箱裡,證照就藏在箱底。電器只有天花板的吊扇,還有一個電飯煲。沒有熱水爐,夏天洗冷水澡,冬天洗澡要先用水壺煮水,倒進一個紅色大塑盤混合冷水,調出合適的水溫。洗頭洗澡只用一盤水,先蹲著洗頭再洗澡,用一個漱口杯舀水,一杯一杯往頭上淋,往身上倒。沒有電視機,要看電視就到鄰居家去看。

煮食的爐具不是石油氣或電磁爐,是火水爐(又叫煤油爐)。火水爐在香港應該已經全面消失,沒有人再用,其火力相當緩慢。火水爐是活動式爐具,印象中是綠色的,靠一圈的棉條吸底盤的煤油燃燒。要升火煮食,拉起一支拉桿升起棉條,用打火機點燃一支沾有媒油如大型棉花棒的引火棒,插入火水爐點繞一圈,逐一點引燃棉芯。要熄火,壓下拉桿,棉條跟著降下,火焰自動熄滅。如果煤油用完,得靠人工以一支簡單的手動泵具,從煤油筒泵至火水爐。邊用火水爐煮食,邊會聞到一陣淡淡的火油味道。火水爐易生危險,因為是活動式的爐具,一旦打翻容易失火。

我們家三兄弟,我為長兄,我穿的新衣服會傳承給二弟,二弟傳給三弟,穿到三弟身上已是三手衣。因為物質貧乏,吃水果也是一件大事,作為兄長的我會扮演分配者角色。一個蘋果會切成四等份,三兄弟一人四分之一塊,我會再把剩下的四分之一塊切成三等分,一人再一小塊分食之。

住龍津路十樓,剛好屋主要賣屋,我記得開價是港幣八萬元,那年是1986年。城寨的房屋的買賣契約是私約,自己簽立契約便過戶,不用繳稅,沒有什麼官式文件,也不用向政府登記,更不能向銀行申請貸款,買賣都是現金交易,唯一的認證機構是「九龍城寨街坊事業促進福利會」。父母努力工作,一個月收入合共不外乎三、四千元,剛好負擔一家日常開銷,難有積蓄,八萬元在當年是天文數字。鄰居說可以幫忙籌借,但龐大的債務怕會影響到生活,所以後來只好另覓租處。

四、街口二樓的房子

再來,父母找租了龍津道近老人街街口二樓的房子,這是我們在城寨最後一次搬家。龍津道也是城寨主要道路,街道寬闊,面向九龍城,這是我們住在城寨唯一向陽的房子,回家不用穿越幽暗的巷弄,不必走避滴水。環境改善了,租金相對貴一些,月租一千四百元。樓梯左邊地鋪是房東開的西藥房,牆壁兩邊壁櫃到達天花板,一邊放了高約150公分的矮櫃,擺滿各種西藥、保健品、奶粉等。有時是老闆坐著迎客,有時是老闆娘。右邊是無照牙醫診所,透明的玻璃櫥窗,放置了許多假牙和齒模,店內有一台簡陋的治療椅。

牙醫診所前面是一個街喉,我們要取水十方便,但住二樓有足夠水壓,扭開水龍頭就有自來水。但廚房還是有一個水泥蓄水池,城寨是分時供水,有供水時段就要儲水備用。媽媽為了方便,偶爾還是捧著洗衣盤到街喉洗衣服。

街喉旁邊有一攤糖水攤,手推車改造活動爐具車,擺放兩張摺枱和幾張椅子,賣湯圓和腐竹蛋,黃昏開始營業,至半夜才歇。攤主是父親的鄉親,據說是黑道人物,除了擺攤,還幫人圍事討公道。

樓梯頗為陡峭,斜度約四十五度,拾級而上,不必迴轉直達二樓。右邊牆壁釘掛著全幢大樓有銅錢圖案的信箱,歪歪斜斜,有空隙的地方,貼滿了密醫和搬家公司的小廣告卡。

房子呈長方型,三房一廳一廚一衛,三間房間和客廳皆以木板隔間。有兩間房間有採光,推窗可以看到對面賈炳達道和九龍城的景色。連接客廳是一間暗房,是我和二弟的房間,二弟睡上舖,我睡下舖,三弟和爸媽睡一間。為了減輕租金壓力,父母把另一間房間分租給一對年輕夫妻。城寨周遭有幾處可以貼招租廣告,我們買來紅紙,用黑筆寫上招租資訊,下方重覆直立寫上幾組電話號碼,再把一組電話號碼剪成一塊小方塊,方便租客撕下帶回家聯絡我們。房子很快租出去,租金是每個月港幣800元。

現在的九龍城廣場在我有記憶時,是一個臨時街市。小學五、六級的我要幫忙買菜,就是到臨時街市買菜,買了菜還要煮,等父母下班回家有飯可吃。要去臨時街市要穿過一個木屋區叫西頭村,木屋又叫寮屋,是用木板搭建十分簡陋的居所。如果大家看過陳果《香港有個荷里活》電影場景中的大墈村,大墈村就是木屋區。西頭村的取名大概是跟東頭村相對應,一個在「東」邊那「頭」,一個在「西」邊那「頭」。木屋區被拆後改建成單車公園,就是現在賈炳達道單車公園。單車徑落成後,我們還住城寨,在房間推開窗戶,進入眼簾的就是小孩在單車徑騎腳踏車。父親也買了一輛BMX的腳踏車給我們,我們就牽到單車徑踩玩,這算是我們最貴的玩具了。

西頭村中間有個小廣場,小廣場有一間士多(按:指小雜貨店),我喜歡流連。一有零錢就會往士多跑,去買卡樂B薯片,因為廠商一再打廣告,每包卡樂B附有一張小卡,小卡印有一個字,只要集齊指定五個字什麼的,就能得到日本原裝進口會說話、會移動的機器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包的卡樂B,就是只差一個字,機器人沒有得到,倒是吃了很多薯片,這大概是一場騙局,是一種行銷之術,騙我們這些無知小孩,小孩都夢想可以擁有一個機器人。

西頭村清拆後,機械退場並沒有架設圍欄把工地圍起來,地上全是殘磚敗瓦,凹凹凸凸,起伏不平,大風一吹,塵土飛揚。我會利用放學時間,走在其中,尋找一些廢鐵斷鋼,然後拿到打鼓嶺道的回收站變賣,廢鐵一斤是兩毛,一趟下來可以賺到四、五塊錢。

賈炳達道有個足球場,小學時偶爾會和同學在球場踢足球,足球場旁有一排籃球場,即使是大熱天氣,還是很多人在球場打籃球。我和一個同學靈機一動,找來一個大桶,大桶在街喉注入半桶水,加入一些冰塊,到超市買了一些維他檸檬茶和可樂放進桶裡,在籃球場邊做起生意,叫賣冷飲。現實世界是殘酷的,生意不是被想像出來的,顧客不買單,撐不了幾天,賣不掉冷飲只好自己喝。

延伸閱讀:我的城寨童年回憶(下):九龍城寨,黑暗中有光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