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我們和希特勒分享著同一個星球,也分享著許多他的執迷

《黑土》:我們和希特勒分享著同一個星球,也分享著許多他的執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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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關於納粹德國的主要刻板印象是: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將自己的公民中一種人全體歸檔、壓迫、然後滅絕。但這並非納粹達成猶太大屠殺的方式,甚至也不是他們對這件事的認知方式。猶太大屠殺受難者當中絕大多數都不是德國公民。

文: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當美國人思及猶太大屠殺時,都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永遠不會犯下這樣的罪行,畢竟美軍是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確的那一方。但史實則比這更加複雜。小羅斯福派遣去解放歐洲的軍隊內部也有種族的隔離;反猶主義當時在美國也盛行。

美軍登陸諾曼地時,猶太大屠殺已大致結束。儘管美軍解放了一些集中營,他們並沒有到過任何主要的行刑場,也沒有見到過百座位在東線的殺人坑的任何一座。美國人對毛特豪森集中營守衛的審判如同英國人在伯根─貝爾森(Bergen-Belsen)的審判一樣,將戰前的公民身分重新套用在猶太人的受難者身上。這會讓後來的世代輕忽一項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公民身分被拒絕(通常是由於國家被摧毀)才是讓猶太大屠殺得以發生的原因。

廿一世紀之初,盛行著一種對國家權威與大屠殺之間關係的誤解,這潛藏在美國人對猶太大屠殺的迷思之下,那就是以為美國將那些被傲慢的國家造成的種族屠殺中的人們拯救出來。這麼一想,國家的毀滅是與拯救而非風險聯繫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德國與日本的政權覆滅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美國也在重建國家結構中有所出力。二○○三年入侵伊拉克的其中一個錯誤,就是相信政權的遞嬗一定是創造性的。其理論是毀滅國家及其統治菁英將會帶來自由與正義。實際上,美國非法入侵主權國家所導致的一連串事件,證明了人們還是沒有從二戰的歷史學到教訓。

大規模的殺戮普遍發生在內戰期間或者政權更迭的時候。這是納粹德國刻意為之的政策,以創造出毀滅國家的條件,並將其後果導向針對猶太人。在沒有這樣的惡意之下毀滅國家會製造出比較傳統的災難。入侵伊拉克殺死的人數至少與此前的伊拉克政權一樣多,讓伊拉克執政黨的成員暴露在宗教清洗(religious cleansing)之下,並為整個國家的混亂狀態鋪路。

美國人常犯的錯誤就是認為自由等於國家威權的缺席。這種錯誤的認知將我們帶回到一九三○年代的德國和奧地利。


對於納粹德國的主要刻板印象是: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將自己的公民中一種人全體歸檔、壓迫、然後滅絕。但這並非納粹達成猶太大屠殺的方式,甚至也不是他們對這件事的認知方式。猶太大屠殺受難者當中絕大多數都不是德國公民;是德國公民的猶太人倖存的機率遠比那些被德國摧毀的國家的猶太公民來得大。納粹知道他們必須去到國外,踐踏鄰國的社會,才能將他們的革命帶回到自己的國度。要是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遭到(幾乎要成功了的)謀殺,今天對納粹德國的記憶就只不過是許多法西斯主義國家當中的一個。不只是猶太大屠殺,所有德國犯下的主要罪行都發生在國家體制已經被摧毀、瓦解或者大幅妥協的地帶。德國人殺了五百五十萬名猶太人、逾三百萬蘇聯戰俘、以及約一百萬(以反游擊隊行動之名殺的)公民,這些都發生在無國家狀態的地帶。

由於猶太大屠殺是近代史上的軸心事件,對事件的誤解會讓我們朝向錯誤的方向去思考。一旦猶太大屠殺被歸咎於現代國家,弱化國家威權就好像有所助益。對政治右翼來說,國家權力被國際資本主義所侵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對政治左翼而言,群龍無首的的革命將自身描繪成有道德的革命。

在廿一世紀,無政府狀態的示威抗議運動與全球的寡頭政治參與在一場友善的鬥爭當中,在這打鬥當中沒有人會真的受傷,因為雙方都把國家當成了真正的敵人。比起秩序的毀滅或者秩序的缺席,左右翼雙方都更害怕秩序本身。後現代性是共同的意識型態反應方式:要小不要大、要碎片不要結構、要管窺不要全景、要感受不要事實。對左右翼雙方來說,後現代對於大屠殺的解釋方是傾向於依循德國和奧地利一九三○年代的傳統。結果他們所製造出的錯誤只會讓未來的犯罪行為變得更為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發生。

在左翼這邊,猶太大屠殺的主流詮釋可以說是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這個學派的成員多是移居到美國的德國猶太人,他們將納粹國家描繪成發展過度的現代性之表現。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頗具影響力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開頭的假設(和希特勒一樣)是「資產階級文明」即將崩毀。他們將科學方法化約為實踐上的統治,(和希特勒一樣)未能把握科學調查的反身性與其無法預估的特質。希特勒將猶太人描繪為偽普遍主義(bogus universalisms)的創造者,這種偽普遍主義是猶太人統治的表象;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則反對所有的普遍主義,因為所有的普遍主義都是統治。他們稱以理性來指導政治本身,就內含著對變異的不夠包容,而猶太屠殺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錯誤判斷的影響之深之廣難以估量。希特勒並不是啟蒙的支持者,而是啟蒙的敵人。他並不擁護科學,而是將自然與政治混為一談。

希特勒 Berlin-Lichterfelde, Hitler bei Leibstand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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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對猶太大屠殺的主流解釋可以稱之為維也納學派(Vienna School)。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追隨者宣稱,是不可一世的福利國家導致了國家社會主義,因此開出了放鬆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作為政治性的惡的解藥。這種敘事是很方便的敘事,但在歷史來講卻說不通。從來沒有一個打造出社會福利制度的民主國家,因為該制度而向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低頭。在中歐所發生的恰好相反。希特勒上位時正值經濟大蕭條期間,而經濟大蕭條之所以散布到全球,正是因為各國政府還不知道怎麼介入經濟週期。海耶克的家鄉奧地利根據當時的自由市場正統實施資本主義,下場是經濟衰退極其嚴重,而且似乎永無止境。奧地利猶太人受到壓迫的起始點不是國家的成長,而是國家於一九三八年的瓦解。

倡議自由市場的人所預見的理想資本主義仰賴於社會的美德(social virtues)和睿智的政策,這些並非由資本主義自身所產生出來的。在猶太大屠殺期間,由德國的政策所產生出來、並且由猶太人和他們的拯救者所經驗到的特殊資本主義形式當中,所有的交易都仰賴於個人之間的信任,在這樣的交易安排當中,對方也有可能會背信或甚至殺人。在海耶克自己也反對的某種極端市場烏托邦主義中,維也納學派與艾茵.蘭德(Ayn Rand)的思想合為一體。她認為競爭就是生命的意義本身;希特勒也說過幾乎相同的話。雖然這樣的化約論相當誘人,卻也相當致命。如果除了競爭之外什麼都不重要的話,那麼淘汰抗拒競爭的人以及防止競爭的體制,也就變得再自然也不過。對希特勒來說,那些人就是猶太人,那些體制就是國家。

如同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市場並不能在宏觀層次或微觀層次上完美運作。在宏觀的層次上,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受制於經濟週期的極端情況。理論上,市場總是能從經濟蕭條中復原;但實際上,經濟崩盤所導致的苦難可能在復原之前就已產生深遠的政治性後果,包括資本主義自身的終結。在微觀層次上,公司在理論上可以產生出他們自身不予以補救的外部支出。這種外部性的經典案例就是汙染,汙染不會為生產者帶來花費,但卻會損及他人。

政府可以為汙染訂下成本,將外部性給內部化,以便減少不想要的後果。要將造成氣候變遷的碳汙染成本內部化的方法很簡單。要反對這樣的作法並宣稱這樣的作法是反資本主義的,得要找出一種教條,這個教條仰賴於市場,而最終也會保存市場。在美國的世俗右翼組織,有些支持市場完全不受約束的人已經找到了這樣的教條:那就是宣稱科學不過是政治。由於氣候變遷的科學很明確,有些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便否認科學自身的有效性,將其科學上的發現都描繪成老謀深算的政客的把戲。像這樣將科學和政治混為一談很可能是危險的。

雖然沒有美國人會否認坦克車在沙漠中能夠運行,但有些美國人的確會否認沙漠正在擴大。雖然沒有美國人會否認彈道學(ballistics),但有些美國人會否認氣候變遷。希特勒否認科學可以解決基本的營養問題,但卻認為科技可以贏得更多的領土。這樣說來,等待研究成果是毫無意義的,必須立即採取軍事行動的這種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以氣候變遷的案例來說,否定科學同樣也能合理化軍事行動而非投資在科技發展上。要是人們自己不為氣候問題負責,他們就會將氣候問題造成的災害責任轉嫁到其他人的身上。只要否定氣候問題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就可能加速真正的災害,而災害又進而可能讓災難性的思考(catastrophic thinking)變得更為可信,加速政治變成生態恐慌的惡性循環。

自由市場是自然的這種流行的概念本身,也是將科學與政治混為一談的結果。市場並非自然的;市場仰賴於自然。氣候並不是可以拿來交易的商品,而是經濟活動可以成立的先決條件。以少數人能牟利為名就毀滅全世界的「權利」本身,就揭露了嚴重的概念性問題。權利意味著拘束。每個人都是自身的目的;一個人的重要性並非取決於其他人想從他或她身上取得的東西。個人有權利不要自己的家園被定義成棲息地。他們有權利不要讓自己的政體被摧毀。

當國家不在場時,權利──無論是哪種定義下的權利──都不可能維繫。國家並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結構,也不是應當被剝削、被拋棄的結構,而是一個漫長、寂靜的努力下的結果。無論是像右翼般興高采烈地將國家分割成碎片,或是像左翼般意味深長地窺視國家的碎片,都極為誘人,但卻危險重重。政治思想不是毀滅,也不是批判,而是由歷史所啟迪的多重結構的想像──是一種當下的勞動,可以用來保存未來的生命和尊嚴。政治與科學之間的多重性也是一種多重性。肯定政治與科學之間不同的目的,讓思考權利和思考國家成為可能;將他們混為一談則是朝向諸如國家社會主義這樣的總體意識型態邁進一步。另一種多重性是秩序與自由之間的多重性:儘管秩序與自由並不相同,但它們仰賴彼此。宣稱秩序即自由、自由即秩序終將走向暴政。宣稱自由就是沒有秩序則終將走向無政府狀態──那也不過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暴政。政治的要點在於保存多重的、不相化約的要素處於相互競合的狀態,而不是向某種總體的迷夢(無論是不是納粹)屈服。


古斯塔夫.赫林─格魯金斯基在史達林的古拉格中服役時,他的兄弟正在庇護猶太人。他寫道:「人唯有處在人性條件下才能當人。」國家的目的就是在於保存這些條件,這樣一來,其公民才不需要將個人的生存當作自己的目標。國家應當認可權利、背書權利、保護權利,這意味著創造出權利可以被認可、背書、保護的條件。國家的存續是為了創造出一種經久不衰的感覺。

因此,最後一種多重性與時間有關。當我們缺乏對過去與未來的感知時,現在感覺起來就搖搖欲墜,不具行動基礎。如果沒有人從過去學到教訓或者相信未來,就不可能保衛國家和權利。對歷史的意識讓人可以認知到意識型態的陷阱,並可以讓人對「由於所有的事情都倏忽轉變了,因而必須採取即時行動」的這種要求抱持懷疑的態度。對未來抱持信心,可以讓世界看起來不僅只是希特勒所說的「某個精確測量出的空間的地表」。時間這個第四維度可以讓空間的三維顯得不那麼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c)。對經久不衰的信賴是恐慌的解藥,是煽動言論的補品。「未來感」必須基於我們對「過去」的了解,並在「現在」創造出來,第四維度必須從日常生活的三個維度中打造出來。

以氣候變遷的案例來說,我們知道國家可以怎麼馴服恐慌,並與時間好好打交道。我們知道從植物身上汲取養分比從動物身上汲取養分更簡單,花費也更少。我們知道農業生產力持續在進步,且海水淡化是可能的。我們知道能源使用的成效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最簡單的方法。我們知道政府可以對碳排放徵收費用,可以對彼此承諾減少未來的碳排放,並對彼此的承諾加以審查。我們也知道政府可以刺激發展適當的能源科技。太陽能與風力能源愈來愈便宜。聚變、裂變、潮汐發電以及非作物生物燃料(noncropbased biofuels)能為新的能源經濟帶來希望。最終我們會需要從大氣層貯存二氧化碳的技術。以上種種都不是癡人說夢,是真的可以達成的。

國家應當要投資在科學上,才能冷靜地考量未來。只要研究過去就能指出為何這是一條明智的道路。時間支持思想,思想支持時間;結構支持多重性,多重性支持結構。這條理路並不比等待一場大災難或者夢想個人的得救來得更輝煌。有效預防大規模的殺害是要一點一滴增加的,有賴在背後貢獻的無名英雄。沒有任何經久不衰的國家概念,可以與總體性的幻象競爭。

沒有任何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能比在黑土上拋灑紅血更刺激。但反對惡所需要的靈感應當要是健全的,而不必然是能獲得最多迴響的。自然和政治、秩序與自由、過去與未來的這幾組多重性,都沒有上個世紀的集權主義烏托邦那樣醉人。以上這幾組的交融作為意象甚是美麗,但作為邏輯是循環論證,作為政治則是暴政。要想對付那些對於總體性的追求,遁入無政府狀態並非解藥;無政府狀態不是總體性的敵人,而是總體性的同路人。真正的解答應該是有思維的、多重的體制:不斷地付出勞力以創造出有所差異的造物。這攸關想像力、成熟度以及生存性。

我們都和希特勒分享著同一個星球,也分享著許多他的執迷;我們真正改變的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少。我們喜歡我們的生存空間。我們幻想著摧毀政府。我們貶抑科學。我們夢想著災難將至。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某種星球性陰謀的受害者,那麼我們就朝向希特勒更趨近了一步。如果我們相信大屠殺是猶太人、德國人、波蘭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與生俱來的特質所導致的結果,那我們就朝向希特勒的世界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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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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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譯者:陳柏旭

「生存競爭」這個赤裸原始的課題又逐漸浮上檯面。如果人失去了成為「人」的條件,非常有可能再度形成「清洗」世界的危機!人們長久以來對二戰大屠殺的刻板印象是,納粹德國透過精密的計畫,對領地進行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對內屠殺。因此人們以為,形成大屠殺機制的關鍵因素是,一個高效能的國家威權,宣傳極端的種族偏見,運用極致冷酷的科學理性來進行種族清洗──在今天,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現。

知名歷史學專家提摩希・史奈德的《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正是為了打破上述迷思,嘗試將當前國際時局發展如何與二戰發生關聯,提出新的見解,震撼國際史學界!在《黑土》如史詩般、講述種族滅絕和生存歷史一書中,提摩希・史奈德替這一樁二十世紀最殘暴的行動提出了新的解釋,並揭示接下來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面臨的挑戰。他根據來自東歐的最新研究資料,這一場浩劫倖存者所提供、早已被人遺忘的證詞,提出了猶太人大屠殺事件仍然離現今人類一點都不遠,不但比想像中更易於理解而感同身受,也更加令人不寒而慄。

大屠殺的概念始於希特勒幽暗但不難理解的腦海深處,認為消滅猶太人能恢復世界平衡,讓德國人取得迫切需要的資源。這種世界觀只有在德國摧毀其他國家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所以希特勒的目標是在歐洲掀起一場殖民大戰。在無國界地區,幾乎所有猶太人都喪失性命。唯獨少數正義之士,在沒有組織機關援助下,幫助被迫害的猶太人。《黑土》一書中有部分最新研究是致力於理解這些非凡難得的個人行為。他們面臨種種難以超越的艱難,只能更加確認──當國家毀滅和生態恐慌招致危險,這些人的義行固然值得效法,但處於相似情況下的人類,往往很難會有如此做法。

史奈德認為忽視大屠殺的教訓,導致人類誤解了現代性,並危及未來。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已愈發近似二十世紀初,儘管人類不太願意承認,但此時此刻越來越像希特勒的世界。要拯救世界、拯救人類,我們必須正視大屠殺,並從歷史警訊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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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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