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結束的一戰》：《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要求，簡直是赤裸裸的犯罪

文：羅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

1919年6月28日下午3：00，為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和約簽字任務而選派的兩名德國政府閣員——外交部長赫爾曼・穆勒（Hermann Müller）與交通部長約翰尼斯・貝爾（Johannes Bell），走進壯觀的凡爾賽宮鏡廳。簽字地點是年邁的法國首相暨巴黎和會東道主——喬治・克里蒙梭精心挑選的：當法國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戰敗後，威廉一世（Wilhelm I）就是在同一個地方，宣布成為德意志民族統一國家的皇帝。時任普魯士首相、即將成為帝國總理的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通常比較穩健，但他卻故意選了路易十四的皇宮，當成以象徵手法羞辱新敗法國的舞台。

將近半世紀後的現在，法國雪恥的機會來了。兩位中選來簽字的德國使節得先走過一長列終身殘廢的法國退伍軍人——之所以帶這些老兵來到簽約儀式，就是要為德國帶來的傷害作活見證。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重要外交智囊陸軍上校愛德華・豪斯（Edward House）寫道，「整件事是精心策畫過的，為的是盡可能羞辱敵人。」根據一位不列顛觀禮人所言，德國的貴客就像「被帶去聽自己案子宣判的人犯。」和約一簽完，穆勒與貝爾馬上返回柏林，法國民眾則是在巴黎街頭熱情慶祝。

條約內容反映了對德意志國的不信任：德國失去了全國13％的領土（大約4.3萬平方公里），十分之一的人口也隨之而去（約650萬人）。西邊的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在將近半世紀的德國統治後交還法國，歐本（Eupen）與馬爾默迪（Malmedy）等地的大片領土也割讓給比利時。人數介於20至30萬之間的德裔居民因此離開亞爾薩斯與洛林，他們若非出於自願，就是遭到驅逐。德國也失去了萊茵河以東寬50公里一塊狹長土地的主權（至少暫時如此），這塊地未來將非軍事化，由三座位於萊茵河對岸的協約國橋頭堡「保護」，此舉主要是為了平息法國對安全的擔憂。德國履行條約責任後，橋頭堡才會移除。薩爾（Saar）地區——德法邊界的主要煤礦產區與製造業重鎮——交由國際聯盟管理，法國還得到特許，可以開採薩爾煤田15年，以補償德國對法國北部的破壞。

不過，範圍最大、也最具爭議的領土轉讓，卻發生在東邊。若要創造新的波蘭人國家，就代表德國得失去波森（Posen，即今波茲南〔Poznan〕）、大半的西普魯士，以及上西利西亞的部分煤田。位於波羅的海維斯杜拉河口、德裔居民佔壓倒性多數的但澤（Danzig），則成為名義上由剛成立的國際聯盟控制的「自由市」。為了讓波蘭得到通往波羅的海的路——一如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中所承諾——協約國打造了一條陸地「走廊」，把東普魯士跟整個德國切割開來。這條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在1919年住了110萬德國人，其中大約有57.5萬人在接下來六年遷往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

在一些棘手個案中，協約國同意辦理公民投票，讓爭議地區的居民決定自己想歸屬哪個國家。其中最重要的一場，就屬盛產煤礦的上西利西亞地區所舉辦的投票——《凡爾賽條約》中明文規定三個族群爭議複雜的德國邊境地區必須舉辦公投，上西利西亞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是北什勒斯維希〔NorthSchleswig〕，以及波蘭人跟德國人雜處的小行政區阿倫斯坦〔Allenstein〕與馬連維爾德〔Marienwerder〕）。

由於上西利西亞有煤礦、鐵礦與鋼鐵業，柏林與華沙對此都很重視。德國每年將近四分之一的煤產、81％的鋅與34％的鉛，皆來自西利西亞礦脈。德國政府據理力爭，表示上西利西亞人民絕大多數都是日耳曼人，數百年來也都是日耳曼人土地，其發展全屬德國產業與資本的功勞。德方見解斷定，若德國失去上西利西亞，就沒有能力可以履行和約中的其他要求。

上西利西亞公投在1921年3月20日舉行，籌備與投票過程中都爆發了嚴重的暴力衝突。公投結束後，新的波蘭—德國邊境輪廓也在該年10月底定。巴黎和會最高會議接受了領土分割方案，將三分之一的上西利西亞土地與43％的人民讓給波蘭，其中包括絕大多數的選票支持留在德國的卡托維治（Kattowitz或Katowice）與柯尼希斯胡特（Königshütte，即霍茹夫〔Chorzow〕）兩城，以及東部工業鐵三角中的五分之四——德國國內普遍抨擊此舉為「贏家的正義」。

相較於喪失的東部領土，德國人不太關心帝國海外殖民地（總計約160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國際聯盟託管方式重新分配給戰勝國的事情。失去德屬喀麥隆、多哥蘭（Togoland，其西部即為今天迦納的沃爾特〔Volta〕地區）、盧安達—烏隆地（Ruanda-Urundi）、德屬西南非（即納米比亞）以及德屬南太平洋群島，意味著德國海外領土——十九世紀晚期打造的藍海帝國盡數遭到剝奪。但對當時的德國人來說，還有其他更緊要的問題。

令當代德國人尤為憤慨的，是《凡爾賽條約》的第231與232條。第231條將1914年戰爭爆發的全部責任歸咎於德國及其盟友，而第232條則規定負有罪責的德國要為造成的損失賠款。德國人認為，第231與232條是在戰敗的恥辱與隨之而來的領土、財產損失之外，再添上某種形式的道德譴責。

但第231條的真實目的，是要為協約國對德國實施的懲罰性財政賠償提供根據，藉此補償法國人與比利時人在德國佔領四年期間承受的損失。德國不僅有「戰爭罪由」，對1914年的比利時與法國後來的慘況也有責任——1917年，德方戰略後撤到阿哈（Arras）、聖康坦（St Quentin）與瓦伊（Vailly）之間固若金湯的「齊格飛防線」時，軍方所採取的堅壁清野政策破壞尤甚——這讓該國得一肩挑起戰爭期間的「所有損失與破壞」。

協約國心知肚明，此等債務責任的定義如此廣泛——理論上包括了每一顆子彈與每一份孤兒撫卹金的花費，很可能推導出不切實際的索賠金額，超越德國的支付能力。但他們也很清楚，要是對賠款議題有一絲讓步，就會激怒仍糾結於戰爭破壞的國內選民。特別是法國民眾，他們還沒忘記柏林方面在1871年要求的巨額賠款（其金額甚至無法跟無邊的財產損失打平）。有鑑於人們對於最後的總金額無法意見一致，德國應支付的明確賠款數字得留待未來的某一刻再行決定。

各方在1921年的〈倫敦付款期程〉（London Schedule of Payments）中就最終的賠款數字達成一致，高達1.32億黃金馬克，分為三類債券（A類、B類與C類債券）。這筆數字看似可觀，但其中有一大部分——金額8,200萬金馬克的C類債券——原本就沒有打算讓德國支付。之所以納入C類債券，是為了安撫協約國國內輿論。德國將償還所謂的A類與B類債券作為賠款，其總額為5,000萬黃金馬克，以36年的時間支付。私底下，德國的專家相信這些賠款還在能力範圍內，但他們從未公開承認這件事。

協約國藉由扣押大量的軍備，設法進一步確保德國無法再度發動戰爭。《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陸軍裁軍，人數上限為十萬人，同時還禁止德國擁有戰車、飛機與潛艇。至於德國海軍則縮編到總數15,000人，海軍實際上形同瓦解，而且不得建造任何新的大型船隻。1914年之前，公海艦隊的擴編曾嚴重挑起不列顛與德國的緊張關係，時至今天，這支龐大的艦隊從1918年11月之後，就扣留在不列顛奧克尼群島（Orkneys）的斯卡帕灣（Scapa Flow）。德國使節前往巴黎簽訂和約的11天前，德國艦隊司令路德維希・馮・路透（Ludwig von Reuter）將軍決定鑿沉麾下的74艘艦艇——從戰艦到驅逐艦都有，以防勝利的協約國瓜分這些船隻。

草約在1919年5月交到柏林政府手上。從這一刻起，大多數德國人都譴責和約中的條款是赤裸裸的犯罪。後帝國時代，德國國內對於其他任何事情都意見紛紜，但對《凡爾賽條約》的共同恨意卻讓所有人團結起來。菲利浦・謝德曼1919年5月12日在德國國會的演講，就表達出普遍的情緒：「有哪一隻和我們一同綁在這些鎖鏈中的手，能夠不枯槁呢？」根據議事紀錄，這位德國第一任民選政府領導人的演講，得到國會議員們不分黨派「長達數分鐘的熱烈掌聲。」

謝德曼等國會議員感覺自己的改革努力付諸流水，這的確有道理。許多議員感到遭到背叛——尤其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背叛，他們可是把對「公理和平」的高度期待寄望在他身上。1918年11月之前，威爾遜曾一再表示：只要同盟國擺脫專制統治者，就能以協商為基礎，盼來一紙體面的和約。結果到了1919年5月，卻給民選的德國政府一份強加的和約，連一絲「協商」的樣子都沒有。德國代表團試圖緩和情勢以追求和平，但柏林卻有若干政治人物與將領認真思考對西歐協約國重啟戰端的可行性。只是到了最後，德國還是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和約以外。協約國在6月22日下最後通牒，表示若不接受和約，就得面對繼續戰爭——此舉足以威嚇德方，讓德國政府在抗議聲浪中為和約簽字。

無論政治傾向，柏林等地的民眾對此都非常憤怒。這份不公不義的和約似乎是打算永久將德國擠出大國的行列，德國各地都有抗議和約的自發性遊行。其實，不列顛與美國已經為保持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付出甚鉅，甚至還反對法國試圖將萊茵蘭從德國割離的做法，但這一切都遭人忽視。

許多德國人在1918年用熱情歡迎民主制度的降臨，誰知道不到一年，這份熱情就轉變為深深遭到背叛的感覺，以及對和約條款的憤怒。為數可觀的德國人民將《凡爾賽條約》跟1918年革命，以及革命的結果——威瑪共和國連結在一起。有些人（尤其是極右派）還說和約是威瑪共和國「真正的憲法」——外人強加了一種「非德意志」的國體，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代代奴役日耳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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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曾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中東歐民族國家興起》，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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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
譯者：馮奕達

一戰過後，帶給歐洲的不是和平，
而是一連串悲慘的戰亂，
並宣告「歐洲內戰延長」的時代到來！

一戰可說是歐洲秩序混亂的開端：
極端主義出現、大型帝國瓦解、民族革命四起，
讓歐洲人民落入比一戰更悲慘的暴力循環中，永無寧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大部分的歐洲人以為一戰僅是將原本巴爾幹地區與奧斯曼帝國的混亂情勢導正，迎向更穩定的局面，可讓人民回歸和平無爭的生活，沒想到戰事不僅讓全歐洲淪陷戰場，還持續了四年之久，而1917年以降，戰爭本質轉變，以消滅異己為目標，視暴力為唯一手段，也為往後的歐洲革命戰亂埋下伏筆。

因此，一戰的終結並未帶來和平，對戰敗國的人民而言，反倒陷入更殘暴、更恐怖的戰亂之中。從戰敗國所處的東歐、中歐到東南歐連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帶」，在這些國家及地區，因大帝國的瓦解而分裂成小型民族國家，當中極端主義崛起、內戰頻傳、民族革命四起，甚至發生跨國武裝衝突，導致歐洲內戰延長。進而醞釀未來二戰發生的種子。

這是一部還原戰敗國人民再度身陷戰火的悲慘故事。作者葛沃斯將焦點放在戰敗帝國，他蒐集這段時期各種資料、文獻，重現史實，試圖完整探討當時歐洲各戰敗國的狀況：各國是如何結束一戰，又是如何開啟戰後的內戰與革命。若能釐清1917年至1923年間的戰亂真相，就能了解歐洲20世紀的暴力循環的運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原由的背後祕辛。

Photo Credit: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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