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在日常裡暗藏殺機的人──專訪葛亮

用文字在日常裡暗藏殺機的人──專訪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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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葛亮在文字裡暗藏敘事懸疑和殺機,將東方文化裡的外人難窺虛實的玄怪,放置到當代生活,讓當代小說重拾回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勾人魅力,凸顯跌宕傳奇背後的人生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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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葛亮生長在南京鼓樓一帶,是今天南京較核心的部分,還留有舊都氣質。雖然是從小生長之處,但他卻是在千禧年到香港落腳教書之後,才開始寫南京。

1978年生的葛亮,出生於文人世家,祖父是中國著名書畫家葛康俞、太舅公是民國人物、革命家陳獨秀,還有個做出中國原子彈的表叔公鄧稼先,他的文字得力於古典閱讀,甚至受外公愛讀俄國小說影響。這些背景讓年輕的葛亮下筆創作獨有一種古意盎然。短篇集《問米》是他第一次涉獵懸疑題材,看似現代起來,但他寫懸疑不同於歐美或日本,他的故事裡埋著的神祕與魔幻都有個「古典」的內核。

葛亮在文字裡暗藏敘事懸疑和殺機,將東方文化裡的外人難窺虛實的玄怪,放置到當代生活,讓當代小說重拾回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勾人魅力,凸顯跌宕傳奇背後的人生蒼涼。

就像說起老家,葛亮也在古中尋趣,他說南京的地圖,沒有整齊的城廓形制,甚至沒有中軸線,完全依照山川的走勢而建。雖有學者認為這是充分利用地理資源的典範,但他更同意這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布的「風水局」,葛亮說「這局面其實是一個皇帝迷信的結果。然而到了下一個朝代,外城被打破,這界限有些地方殘了,有些更是不受拘束地溢了出來。後來他很得意自己的直覺,這城市號稱龍蟠虎踞,其實骨子裡有些信馬由韁,是六朝以降的名士氣一脈相傳下來的。」

葛亮曾藉自己的小說《朱雀》裡華裔青年許廷邁之口說出了自己對南京的感受:「無可無不可」。在後面的訪問中,葛亮會反覆提到這句無可無不可,這是他眼中的南京,也是他自己,葷素鹹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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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老家南京其實是離家後才開始

  • 行李:先說說你在小說裡寫過幾次老家南京,似乎讀者總能隨著你的筆,在南京遊走,人物的氣質也來自這座城市。

葛亮:在我的記憶中,南京是在千禧年我離開後才快速發展的。在南京大學讀書時,有位教授說過一句話:「在中國大城市的譜系中,南京是有點格格不入,它更像一座巨大的縣城。」

南京留有很多老舊的東西。它之前是民國舊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現代化發展的因由。因此,它在自然而然的狀態和語境下,保留一個老城市的面向。它不光是一座古都,並且是個舊城市。

其次,南京人與很多大城市不一樣,他們雖然是六朝子民,但鮮有優越感,更不像一些城市那麼務實、現代意識濃烈。它不會排斥外地人,對人的包容性相當大。大學時,我們班的外地同學想要留在南京的都留下了,這似乎很能體現這座老城中人的氣象。我用「靜止」,其實是想說,大家的心態是比較平靜的,或者說比較平和闊朗,所以外地人對南京人一直有個貶稱:大蘿蔔。

  • 行李:「大蘿蔔」究竟代表怎樣一種脾性?你在書中說過這是外地人用來貶損南京人的,形容南京人的呆、不世故?

葛亮:對於我這樣一個生長於斯的人來說,不覺得這是貶稱,因為南京人就是這樣。南京人特別心大,不管你遇到多大的事,他們都會說:多大事啊!這非常能體現這座城市和人的態度,很隨意,無可無不可。我小時候會看到南京的很多地方都破舊淩亂,沒有再修繕,更沒有要建一座觀光城市的企圖。我在《朱雀》中寫的西市、東市,到現在也是如此。西市就是一個賣古玩的地方,許多東西都是假古董。那些仿古的店鋪,雖是黛瓦粉牆,但也造得粗疏。如果一座古都要開發旅遊資源,似乎不該弄成這個樣子,但好像南京人就很無所謂。

  • 行李:現在南京也在快速轉變,習慣了「靜止」的人們能適應嗎?

葛亮:南京的歷史俯拾皆是,如果在發展進程中,有與歷史不相和諧的部分,會在民間有所反應。比如,2011年太平南路民國時期的法國梧桐因地鐵的修建,面臨被砍伐的命運,南京人是可以去請願的。2013年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建成,其實是一個商業區,我回去看了覺得做得還不錯。但生活在南京的朋友就覺得不盡如人意,視為一種偽傳統。

南京近幾年發展太快了,我對此倒沒有激烈的態度。全球化氣象中,南京已經是一座老城,大家都想過得更舒服,不可能只保留一座城市的古老。這幾年回南京,發現江蘇大劇院所在的河西新城已變成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南京,它是現代而繁華的CBD;但從那裏開車到鼓樓,紫金山天文臺北京西路一帶,那些民國時期留下的建築,依舊沒變,仿佛時光遺留。對任何一個城市的態度都不應該苛求,舊的氣象非常重要,它是城市的底裏,所謂的舊和新永遠是辯證的。

我寫南京,其實與香港有很大關係,因為香港是一座特別需要表明態度的城市。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過一個概念: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我的確是到香港才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們會因為一個碼頭要停用,一個鐘樓要拆掉,就會一石驚起千層浪。香港民間會因此與政府劍拔弩張,立場感特別強烈。我在南京那麼久都沒有感受過,南京人也請願,但請不下來也就算了,更多是表示可惜、歎惋。當時就會有一種躬身返照的心理,覺得應該為家鄉寫些什麼。

大事都化為小事的生活氣息

  • 行李:你常在小說中提日常,為什麼?

葛亮:日常,就是南京的氣質,它不看重形式化的東西,我們現在用一個更加嚴正的詞:儀式感,但南京並不在意。家庭主婦就在城牆上晾衣服、曬中藥、白菜。我生活的科研所大院裏,院裏住的都是知識份子,到了冬天,照樣把大白菜晾一院子,並不會刻意要保持所謂整齊,或者有知識份子的精英化態度。就是過日子,所有家長都一樣。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南京大學有個生物樓,就在漢口路,一進門左手邊,我常跟小夥伴一起去探險。生物樓是完全開放的,進去就能看到各式動物標本,以及未成形或者畸形的胎兒,甚至有的就放在過道裏,特別恐怖陰森。這些並沒有被特別隔離放置,而是就擱在過道裏。所以我覺得南京人的骨子裏,「無可無不可」。

大家對歷史的態度也是如此。我小時候的南京,城牆並不像現在這麼齊整,後來整修時,城磚都是從老城南的民房中找來的。民國時許多城牆坍塌,城磚都刻著字、日期等,甚至有些窯工會在上面刻上名字。大家就把這些磚撿回去造房子。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歷史真正意義上融入了南京人的生活,這是比北京還放任的一座舊都。

我是很有好奇心的人。這種好奇是南京帶給我的,關於日常的好奇。所以我在寫作時,也更傾向會寫「日常的人」。

  • 行李:《儒林外史》故事背景就是南京,小說裡有一節寫到兩個挑糞的平民,賣完了糞,收拾了活計,就到永寧泉茶社吃一壺水,然後回到雨花臺來看落日。

葛亮:我爸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是崑曲票友,他是員警,長得五大三粗的,經常翹班聽崑曲。南京就是這樣一座奇妙的城市。現在也是,我回南京,朋友會叫我去一些雅集。看來挺儀式化的。比如穿著旗袍唱崑曲,大家自發而來,享受這個過程。不過,南京的審美也很奇怪,大雅大俗。有個很有意思的意象:南京大媽。

跟南京相關的很多段子都是關於「南京大媽」,她們特別能體現「大蘿蔔」氣質,帶有一種既民間又張揚的特質。南京的女性,她的語言、日常化的氛圍,很容易在老年形成這樣的狀態。

我對南京大媽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冬天,紫霞湖已經結冰了。新聞說一位大媽穿著紅色泳衣在湖畔倒立,可能是一種瑜伽姿勢。你知道南京三面環山,缺乏海洋性氣候影響,冬天是非常冷的。這會讓人覺得特別不可思議,但在南京會有這樣的事情。

  • 行李:南京似乎很關注民間的生氣。

葛亮:對,每天都有很多有趣的民間新聞。比方說在某社區,一個小姑娘養了一隻黃金蟒,平常養在家,傍晚帶著遛彎,在噴泉池邊納涼。有一次蟒找不著了,姑娘就到處貼告示,被員警盯上了,後來發現是掉在樓下人家了,鄰居很好心告訴她。但故事還沒結束,在警察的勸說下,她終於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寵物,蟒被送到紅山動物園,園方給了她一張終身年票,那條蟒叫「小金」,動物園說只要你想念這條蟒,可以隨時來看望。這個新聞很長,展示出一種生活態度,這些內容不會被南京的媒體過濾掉。所以我每次回南京,整個人會鬆弛下來。最典型的是《桃花扇》,所謂家國大事,最後也融於小情小愛,金陵軟語情愛的糾葛,甚至以情愛方面的剛烈,去解讀關於家國的觀念,所以南京人不會認為所謂「王朝」有多麼雄渾偉大。

  • 行李:你在小說中還很愛寫食物,我看南京另一位作家葉兆言也會專門寫南京的吃。

葛亮:是,除了情感外,食物也是南京重要的一筆。我在書中曾寫過一段關於汪精衛的故事。汪先生剛來南京,鍾情於美人肝,這道菜的食材是鴨子的胰臟,非常小,一鴨一胰,所以做一盤美人肝,要40隻鴨子,在當時很不易得。汪精衛常拿它做夜宵,到晚上,就用榮寶齋小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派人開車特別去買。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這種,所謂政治、歷史,跟日常元素交織在一起。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寫這座城市的原因,它沒有那麼肅穆,很多枝蔓非常有趣。

  • 行李:你喜歡侯孝賢,也與這種價值取向有關?

葛亮:我喜歡侯導對日常有溫度的塑造,他的內裡是非常幽默的人,充滿機趣。我很喜歡《冬冬的假期》。侯孝賢很厲害的一點,是他可以如此尊重一個孩子,尊重他的目光所及。他悲憫,又不是多麼高屋建瓴,他也寫人的不堪,片中寒子這樣的角色被無賴玷污,你會覺得那是自然發生的。其中有一個大遠景,寒子的父親在田野中追打無賴,你也不會覺得人性特別卑劣,甚至覺得人化於境,兩個纏鬥的人,遠遠地變成兩個黑點。這就是生活,沒有任何極端的東西,也不必下結論。

  • 行李:說說目前佔了你一半人生的香港吧。

葛亮:在香港生活,對我寫作有直接的推動,它的城市氣韻與故鄉南京有種巨大的反差感。香港匆促、快捷、日新月異,有多元文化碰撞,而產生的文化變體。相較之下,南京是一個優雅而氣韻更加趨於凝滯的城市。

香港並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它對歷史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南京。這促動我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對歷史進行反思:所謂善待歷史是怎麼一回事?歷史的真實,是否就是將它孤立、甚至與現代對立。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更像是一種資源,它讓我們能夠更好地釐清當下的情境,知道新生文化或者文化變體的由來、淵源乃至於根源。

隨著我對香港這些年的認知逐漸深入,我對它的歷史,無論是曾作為殖民地的過去,還是作為當下交匯不同元素的文化區域,它的位置,都覺得有興趣。像是為什麼香港有著如此之蓬勃的流行文化,同時間也保留了相當濃的傳統文化?這一點跟它獨特的文化語境是相關的。當年大量的國學宿儒來港並紮根於此,這裡曾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再加上特殊的歷史讓它擁有最多的西方文化衝擊,兩種文化產生交合,最終形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香港文化。

Hong Kong harbour with tourist j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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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輩的影響

  • 行李:似乎在你寫作的開端,就建立起了一種明顯的風格,你的閱讀是從哪裡展開的?

葛亮:我父親是學俄語的,所以他會給我讀些舊俄時期的小說,比如法捷耶夫、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小說。在古典文學閱讀方面,我是從筆記體小說開始的,比如《閱微草堂筆記》、《東京夢華錄》,包括比較偏的《耳新》、《何典》。這是父親的文學審美,也會這樣引導我。

我的寫作也受此影響。俄國小說有天然的格局感,小時候似懂非懂,甚至因為太厚,有點抗拒,它提供的語境也不是生活中能夠直接接觸到的。厚重的歷史背景以及人文觀念,對一個小孩子來說並不是那麼自然。但許多東西還是會慢慢滲透,比如格局感,實際上是結構的藝術,所以我寫長篇,對自己的要求是希望能漸入一種宏闊的呈現。

筆記小說的部分,我也受了很大影響。胡適先生說過,筆記小說的價值在於可以補正史之不足,它在潛移默化地建構我的史觀。什麼是歷史?它究竟是一個修剪得非常整齊、沒有旁枝末節的大樹,還是有許多枝蔓?我最早讀的是《世說新語》,它用非常凝練的語言表達一個片段,每個都相當完整,而且做到了見微知著。所謂「雅量」、「任誕」這些概念,放在當時的語境,再移植到現代中國人對自己的考量,許多是可以相通的。

  • 行李:你寫到的許多故事也很有筆記體小說的意味,新作是有些偏志怪傳奇的懸疑小說?

葛亮:新書《問米》以越南河內為背景,我寫它特別偶然,當時在河內碰上通靈師,他們身上有一種勾連生死的非常身份,無辨真偽,但在這種身份之下,有很多戲劇性。

我覺得自己其所有小說的主題都可歸結於時間。我將歷史作為當下寫,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並非單純要以史為鑒,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歷史中,要回望的,是在歷史瞬間中的自己。就像魯迅,他所有的小說都在回望,但他偉大的地方是他不做結論。相比而言,我沒有那麼喜歡茅盾,是因為他有很多結論、展望,他是完全向前看的,似乎篤定要探索中國未來的道路。他處理題材有些粗暴。當然魯迅也會刻薄,但他其實很有柔情的一面,他的姿態很鏗鏘,所以我對魯迅也從來不想有任何結論。他不像南方作家,也不像北方的,既不是殉道者,也不是完全沒有立場的人,只覺得他充滿了可能性。

  • 行李:你身上的「老靈魂」,以及你作品中明顯而難得的美學趣味,除了閱讀,也是有其他來源的吧?

葛亮:可能是電影。在我的美學觀念上,帶來非常之大影響和啟蒙意義的,是我外公。他是一個商人,當時在天津、青島,上海,都有商號的分號,在少年乃至青年時期,就在長輩的提攜之下游走於商界,走南闖北。他的青年時代在上海,那是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大行其道之時。所以,除了他的本業外,他也成了一個影迷,這是影響他一生的愛好,及至我的成長過程中。

童年時期,因為外公當時是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所以會帶我去小禮堂,看內部電影。我的觀影經歷,和同時代的少年有些不一樣,在大家看七八十年代的國產電影乃至於一些蘇俄電影時,我看了不少好萊塢的影片,特別是三四十年代的老電影,是在我的外公的引導之下完成的,《魂斷藍橋》、《城市之光》,還有《萬花嬉春》(Singin’in the Rain)都是那時候看的。

我記得有天下午,看完《萬花嬉春》,外公推著自行車,我坐在後座,慢慢往前走,忽然之間,他唱起一首歌。外公平常很少唱歌,我也不知道他唱歌的聲音,其實是非常渾厚的男中音。那場景特別美好,祖孫二人在夕陽下,外公非常平緩地唱了〈Singin’in the Rain〉,你會覺得在一個老人身上,突然之間迸發出某種生命力。因為那時候從外公的衣著上,是看不到他少年時期的倜儻的,就穿了一件發白的中山裝,和多數老人一樣,為了保護衣服的整潔,還帶著兩隻套袖。但在那一刹那之間,我突然看到他臉上洋溢著一種非常年輕、明亮的快樂,我感受到他的不平凡。

  • 行李:談到父輩影響,就不得不提及你的祖父葛康俞先生吧。他那一部全部以工楷自書的《據幾曾看》,品評中國古代書畫名跡190餘件,各個是精品,啟功先生稱它「文辭典雅,書法精秀」,它的審美和藝術趣味,又怎樣影響著你?

葛亮:相較於我外公,我想祖父帶來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影響。他是一個藝術史的學者,在治學上,對自己有著非常精謹乃至嚴格的要求。所以他的《據幾曾看》是我可以一生去琢磨的一本書,裡面有著他對於藝術反覆的揣摩,乃至於他對於自己作品的打磨,這些都相當可貴。

祖父畢業于杭州國立藝專,那時恰恰是中西藝術在碰撞和交合最為直接而猛烈的一段時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師林風眠和潘天壽先生,各自代表著中國的藝術家,對於西方藝術的推崇和對於本土藝術的堅守。所以,相較於他們而言,祖父作為一個青年藝術家,這種砥礪是相當直接的。後來祖父把他的精力投入在對於中國古典藝術的研究。

《據幾曾看》中,從兩漢寫至晚清,能看到他對於中國歷代藝術珍藏的闡釋與見地,是相當精到乃至於深刻的。而且最棒的一點,是他將自己非常個人的生命體悟,放置到對於這些畫作的審美表達和評估當中。

  • 行李:但你說過,對於祖父,你尚有遺憾?

葛亮:祖父基本上把充沛的表達都放置在中國古典藝術當中,論著少談及當時西方藝術漸入本土,那種撞擊給他的藝術生命留下怎樣的印記。這是我非常好奇的。據父親講,實際上他曾經就這方面對家人有過表達,但卻鮮有著述,這是可惜的。大概不論是藝術的生命,還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就總有一些留白吧。或許,我引以為憾的這部分,正是祖父生命中一個可見而有意義的留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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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問米》,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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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亮

問生、問死、問神、問鬼、問靈魂
七個懸疑包裹的真相,七場殘酷人性試煉
駭人又感動!
兩屆「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得主 葛亮
寫出讓人欲罷不能的現代版《聊齋》

暗藏殺機的文字功力,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
融合古典魔幻神秘與當代生活情境的「現代版《聊齋》」

「寫懸疑題材,我想表達的是真相倏忽而至時人的無力感。」
繼《七聲》《戲年》《謎鴉》《浣熊》,他再以短篇小說展現敘事本領,
以戲劇化的反轉、情理之中的意外性,撥開驚悚懸疑的表層,直探人性曲折。

他賺活人的錢,養一具死屍;她帶著不甘歸來,要所有人付上血的代價。
他以濺滿浴室的鮮血當作最後的守護;她讓一籠鳥代替自己死去,只為讓時間走得更慢一點。
七個受命運試探的人,七個拷問人性的故事。

關於本書

小說引人入勝的往往不是縝密的邏輯、精巧詭計,是人性。而人性是十分脆弱的東西,在非常情境下薄弱越甚,葛亮在最新短篇小說集《問米》,就為筆下人物布置了這樣的「非常情境」。本書收錄的七篇小說,在懸疑外衣下都有一副日常的骨骼血肉,他們是〈問米〉中浪跡越南的通靈師,是〈不見〉裡落拓不得志的音樂教師,是〈鵪鶉〉裡青春不再的旅社女主人,是〈罐子〉中不期而至的謎樣少年……他們平凡,甚或卑微得不值一顧,在城市的一角平淡過活,卻終不免為命運所擺弄。他們的人生是一局棋,操控者和棋子都是自己,面對命運的橫強,有的人癡心不悔賠上自己,有的則怨恨終至殺人毀己。他們是一群受命運試探的人,無端背負無以承擔的巨大祕密,與現實膠著;試圖掙脫宿命的鎖鏈,卻步步將自己推向無底的黑暗深淵……

關於作者

懸疑小說多取法歐美日本,然而自幼熟讀筆記體小說的葛亮,筆下的魔幻與神秘卻無疑是古典的。繼《七聲》、《戲年》、《謎鴉》、《浣熊》,他再以短篇小說展現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只是這回筆下的人物不在有傳奇,他寫的是傳奇跌宕背後的黯淡,是平淡生活裡突來的洶湧暗潮,是真相大白時人的軟弱,也是命運的殘酷和淒清。他用簡練的語言和恰到好處的幾筆白描,在日常鋪敘中包藏不祥的騷動,將駭人的情感隱匿於平靜的對白裡,在看似尾聲的情節中,安排出人意表的急遽轉折。有人說,葛亮的小說就如酣睡的貓忽然伸出利爪,平淡不張揚,卻暗藏殺機。

葛亮 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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