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在日常裡暗藏殺機的人──專訪葛亮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葛亮在文字裡暗藏敘事懸疑和殺機，將東方文化裡的外人難窺虛實的玄怪，放置到當代生活，讓當代小說重拾回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勾人魅力，凸顯跌宕傳奇背後的人生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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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典文化 編輯整理
葛亮
葛亮生長在南京鼓樓一帶，是今天南京較核心的部分，還留有舊都氣質。雖然是從小生長之處，但他卻是在千禧年到香港落腳教書之後，才開始寫南京。
1978年生的葛亮，出生於文人世家，祖父是中國著名書畫家葛康俞、太舅公是民國人物、革命家陳獨秀，還有個做出中國原子彈的表叔公鄧稼先，他的文字得力於古典閱讀，甚至受外公愛讀俄國小說影響。這些背景讓年輕的葛亮下筆創作獨有一種古意盎然。短篇集《問米》是他第一次涉獵懸疑題材，看似現代起來，但他寫懸疑不同於歐美或日本，他的故事裡埋著的神祕與魔幻都有個「古典」的內核。
葛亮在文字裡暗藏敘事懸疑和殺機，將東方文化裡的外人難窺虛實的玄怪，放置到當代生活，讓當代小說重拾回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勾人魅力，凸顯跌宕傳奇背後的人生蒼涼。
就像說起老家，葛亮也在古中尋趣，他說南京的地圖，沒有整齊的城廓形制，甚至沒有中軸線，完全依照山川的走勢而建。雖有學者認為這是充分利用地理資源的典範，但他更同意這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布的「風水局」，葛亮說「這局面其實是一個皇帝迷信的結果。然而到了下一個朝代，外城被打破，這界限有些地方殘了，有些更是不受拘束地溢了出來。後來他很得意自己的直覺，這城市號稱龍蟠虎踞，其實骨子裡有些信馬由韁，是六朝以降的名士氣一脈相傳下來的。」
葛亮曾藉自己的小說《朱雀》裡華裔青年許廷邁之口說出了自己對南京的感受：「無可無不可」。在後面的訪問中，葛亮會反覆提到這句無可無不可，這是他眼中的南京，也是他自己，葷素鹹宜。
我寫老家南京其實是離家後才開始
- 行李：先說說你在小說裡寫過幾次老家南京，似乎讀者總能隨著你的筆，在南京遊走，人物的氣質也來自這座城市。
葛亮：在我的記憶中，南京是在千禧年我離開後才快速發展的。在南京大學讀書時，有位教授說過一句話：「在中國大城市的譜系中，南京是有點格格不入，它更像一座巨大的縣城。」
南京留有很多老舊的東西。它之前是民國舊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現代化發展的因由。因此，它在自然而然的狀態和語境下，保留一個老城市的面向。它不光是一座古都，並且是個舊城市。
其次，南京人與很多大城市不一樣，他們雖然是六朝子民，但鮮有優越感，更不像一些城市那麼務實、現代意識濃烈。它不會排斥外地人，對人的包容性相當大。大學時，我們班的外地同學想要留在南京的都留下了，這似乎很能體現這座老城中人的氣象。我用「靜止」，其實是想說，大家的心態是比較平靜的，或者說比較平和闊朗，所以外地人對南京人一直有個貶稱：大蘿蔔。
- 行李：「大蘿蔔」究竟代表怎樣一種脾性？你在書中說過這是外地人用來貶損南京人的，形容南京人的呆、不世故？
葛亮：對於我這樣一個生長於斯的人來說，不覺得這是貶稱，因為南京人就是這樣。南京人特別心大，不管你遇到多大的事，他們都會說：多大事啊！這非常能體現這座城市和人的態度，很隨意，無可無不可。我小時候會看到南京的很多地方都破舊淩亂，沒有再修繕，更沒有要建一座觀光城市的企圖。我在《朱雀》中寫的西市、東市，到現在也是如此。西市就是一個賣古玩的地方，許多東西都是假古董。那些仿古的店鋪，雖是黛瓦粉牆，但也造得粗疏。如果一座古都要開發旅遊資源，似乎不該弄成這個樣子，但好像南京人就很無所謂。
- 行李：現在南京也在快速轉變，習慣了「靜止」的人們能適應嗎？
葛亮：南京的歷史俯拾皆是，如果在發展進程中，有與歷史不相和諧的部分，會在民間有所反應。比如，2011年太平南路民國時期的法國梧桐因地鐵的修建，面臨被砍伐的命運，南京人是可以去請願的。2013年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建成，其實是一個商業區，我回去看了覺得做得還不錯。但生活在南京的朋友就覺得不盡如人意，視為一種偽傳統。
南京近幾年發展太快了，我對此倒沒有激烈的態度。全球化氣象中，南京已經是一座老城，大家都想過得更舒服，不可能只保留一座城市的古老。這幾年回南京，發現江蘇大劇院所在的河西新城已變成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南京，它是現代而繁華的CBD；但從那裏開車到鼓樓，紫金山天文臺北京西路一帶，那些民國時期留下的建築，依舊沒變，仿佛時光遺留。對任何一個城市的態度都不應該苛求，舊的氣象非常重要，它是城市的底裏，所謂的舊和新永遠是辯證的。
我寫南京，其實與香港有很大關係，因為香港是一座特別需要表明態度的城市。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過一個概念：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我的確是到香港才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們會因為一個碼頭要停用，一個鐘樓要拆掉，就會一石驚起千層浪。香港民間會因此與政府劍拔弩張，立場感特別強烈。我在南京那麼久都沒有感受過，南京人也請願，但請不下來也就算了，更多是表示可惜、歎惋。當時就會有一種躬身返照的心理，覺得應該為家鄉寫些什麼。
大事都化為小事的生活氣息
- 行李：你常在小說中提日常，為什麼？
葛亮：日常，就是南京的氣質，它不看重形式化的東西，我們現在用一個更加嚴正的詞：儀式感，但南京並不在意。家庭主婦就在城牆上晾衣服、曬中藥、白菜。我生活的科研所大院裏，院裏住的都是知識份子，到了冬天，照樣把大白菜晾一院子，並不會刻意要保持所謂整齊，或者有知識份子的精英化態度。就是過日子，所有家長都一樣。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南京大學有個生物樓，就在漢口路，一進門左手邊，我常跟小夥伴一起去探險。生物樓是完全開放的，進去就能看到各式動物標本，以及未成形或者畸形的胎兒，甚至有的就放在過道裏，特別恐怖陰森。這些並沒有被特別隔離放置，而是就擱在過道裏。所以我覺得南京人的骨子裏，「無可無不可」。
大家對歷史的態度也是如此。我小時候的南京，城牆並不像現在這麼齊整，後來整修時，城磚都是從老城南的民房中找來的。民國時許多城牆坍塌，城磚都刻著字、日期等，甚至有些窯工會在上面刻上名字。大家就把這些磚撿回去造房子。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歷史真正意義上融入了南京人的生活，這是比北京還放任的一座舊都。
我是很有好奇心的人。這種好奇是南京帶給我的，關於日常的好奇。所以我在寫作時，也更傾向會寫「日常的人」。
- 行李：《儒林外史》故事背景就是南京，小說裡有一節寫到兩個挑糞的平民，賣完了糞，收拾了活計，就到永寧泉茶社吃一壺水，然後回到雨花臺來看落日。
葛亮：我爸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是崑曲票友，他是員警，長得五大三粗的，經常翹班聽崑曲。南京就是這樣一座奇妙的城市。現在也是，我回南京，朋友會叫我去一些雅集。看來挺儀式化的。比如穿著旗袍唱崑曲，大家自發而來，享受這個過程。不過，南京的審美也很奇怪，大雅大俗。有個很有意思的意象：南京大媽。
跟南京相關的很多段子都是關於「南京大媽」，她們特別能體現「大蘿蔔」氣質，帶有一種既民間又張揚的特質。南京的女性，她的語言、日常化的氛圍，很容易在老年形成這樣的狀態。
我對南京大媽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冬天，紫霞湖已經結冰了。新聞說一位大媽穿著紅色泳衣在湖畔倒立，可能是一種瑜伽姿勢。你知道南京三面環山，缺乏海洋性氣候影響，冬天是非常冷的。這會讓人覺得特別不可思議，但在南京會有這樣的事情。
- 行李：南京似乎很關注民間的生氣。
葛亮：對，每天都有很多有趣的民間新聞。比方說在某社區，一個小姑娘養了一隻黃金蟒，平常養在家，傍晚帶著遛彎，在噴泉池邊納涼。有一次蟒找不著了，姑娘就到處貼告示，被員警盯上了，後來發現是掉在樓下人家了，鄰居很好心告訴她。但故事還沒結束，在警察的勸說下，她終於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寵物，蟒被送到紅山動物園，園方給了她一張終身年票，那條蟒叫「小金」，動物園說只要你想念這條蟒，可以隨時來看望。這個新聞很長，展示出一種生活態度，這些內容不會被南京的媒體過濾掉。所以我每次回南京，整個人會鬆弛下來。最典型的是《桃花扇》，所謂家國大事，最後也融於小情小愛，金陵軟語情愛的糾葛，甚至以情愛方面的剛烈，去解讀關於家國的觀念，所以南京人不會認為所謂「王朝」有多麼雄渾偉大。
- 行李：你在小說中還很愛寫食物，我看南京另一位作家葉兆言也會專門寫南京的吃。
葛亮：是，除了情感外，食物也是南京重要的一筆。我在書中曾寫過一段關於汪精衛的故事。汪先生剛來南京，鍾情於美人肝，這道菜的食材是鴨子的胰臟，非常小，一鴨一胰，所以做一盤美人肝，要40隻鴨子，在當時很不易得。汪精衛常拿它做夜宵，到晚上，就用榮寶齋小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派人開車特別去買。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這種，所謂政治、歷史，跟日常元素交織在一起。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寫這座城市的原因，它沒有那麼肅穆，很多枝蔓非常有趣。
- 行李：你喜歡侯孝賢，也與這種價值取向有關？
葛亮：我喜歡侯導對日常有溫度的塑造，他的內裡是非常幽默的人，充滿機趣。我很喜歡《冬冬的假期》。侯孝賢很厲害的一點，是他可以如此尊重一個孩子，尊重他的目光所及。他悲憫，又不是多麼高屋建瓴，他也寫人的不堪，片中寒子這樣的角色被無賴玷污，你會覺得那是自然發生的。其中有一個大遠景，寒子的父親在田野中追打無賴，你也不會覺得人性特別卑劣，甚至覺得人化於境，兩個纏鬥的人，遠遠地變成兩個黑點。這就是生活，沒有任何極端的東西，也不必下結論。
- 行李：說說目前佔了你一半人生的香港吧。
葛亮：在香港生活，對我寫作有直接的推動，它的城市氣韻與故鄉南京有種巨大的反差感。香港匆促、快捷、日新月異，有多元文化碰撞，而產生的文化變體。相較之下，南京是一個優雅而氣韻更加趨於凝滯的城市。
香港並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它對歷史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南京。這促動我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對歷史進行反思：所謂善待歷史是怎麼一回事？歷史的真實，是否就是將它孤立、甚至與現代對立。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更像是一種資源，它讓我們能夠更好地釐清當下的情境，知道新生文化或者文化變體的由來、淵源乃至於根源。
隨著我對香港這些年的認知逐漸深入，我對它的歷史，無論是曾作為殖民地的過去，還是作為當下交匯不同元素的文化區域，它的位置，都覺得有興趣。像是為什麼香港有著如此之蓬勃的流行文化，同時間也保留了相當濃的傳統文化？這一點跟它獨特的文化語境是相關的。當年大量的國學宿儒來港並紮根於此，這裡曾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再加上特殊的歷史讓它擁有最多的西方文化衝擊，兩種文化產生交合，最終形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香港文化。
父輩的影響
- 行李：似乎在你寫作的開端，就建立起了一種明顯的風格，你的閱讀是從哪裡展開的？
葛亮：我父親是學俄語的，所以他會給我讀些舊俄時期的小說，比如法捷耶夫、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小說。在古典文學閱讀方面，我是從筆記體小說開始的，比如《閱微草堂筆記》、《東京夢華錄》，包括比較偏的《耳新》、《何典》。這是父親的文學審美，也會這樣引導我。
我的寫作也受此影響。俄國小說有天然的格局感，小時候似懂非懂，甚至因為太厚，有點抗拒，它提供的語境也不是生活中能夠直接接觸到的。厚重的歷史背景以及人文觀念，對一個小孩子來說並不是那麼自然。但許多東西還是會慢慢滲透，比如格局感，實際上是結構的藝術，所以我寫長篇，對自己的要求是希望能漸入一種宏闊的呈現。
筆記小說的部分，我也受了很大影響。胡適先生說過，筆記小說的價值在於可以補正史之不足，它在潛移默化地建構我的史觀。什麼是歷史？它究竟是一個修剪得非常整齊、沒有旁枝末節的大樹，還是有許多枝蔓？我最早讀的是《世說新語》，它用非常凝練的語言表達一個片段，每個都相當完整，而且做到了見微知著。所謂「雅量」、「任誕」這些概念，放在當時的語境，再移植到現代中國人對自己的考量，許多是可以相通的。
- 行李：你寫到的許多故事也很有筆記體小說的意味，新作是有些偏志怪傳奇的懸疑小說？
葛亮：新書《問米》以越南河內為背景，我寫它特別偶然，當時在河內碰上通靈師，他們身上有一種勾連生死的非常身份，無辨真偽，但在這種身份之下，有很多戲劇性。
我覺得自己其所有小說的主題都可歸結於時間。我將歷史作為當下寫，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並非單純要以史為鑒，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歷史中，要回望的，是在歷史瞬間中的自己。就像魯迅，他所有的小說都在回望，但他偉大的地方是他不做結論。相比而言，我沒有那麼喜歡茅盾，是因為他有很多結論、展望，他是完全向前看的，似乎篤定要探索中國未來的道路。他處理題材有些粗暴。當然魯迅也會刻薄，但他其實很有柔情的一面，他的姿態很鏗鏘，所以我對魯迅也從來不想有任何結論。他不像南方作家，也不像北方的，既不是殉道者，也不是完全沒有立場的人，只覺得他充滿了可能性。
- 行李：你身上的「老靈魂」，以及你作品中明顯而難得的美學趣味，除了閱讀，也是有其他來源的吧？
葛亮：可能是電影。在我的美學觀念上，帶來非常之大影響和啟蒙意義的，是我外公。他是一個商人，當時在天津、青島，上海，都有商號的分號，在少年乃至青年時期，就在長輩的提攜之下游走於商界，走南闖北。他的青年時代在上海，那是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大行其道之時。所以，除了他的本業外，他也成了一個影迷，這是影響他一生的愛好，及至我的成長過程中。
童年時期，因為外公當時是一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所以會帶我去小禮堂，看內部電影。我的觀影經歷，和同時代的少年有些不一樣，在大家看七八十年代的國產電影乃至於一些蘇俄電影時，我看了不少好萊塢的影片，特別是三四十年代的老電影，是在我的外公的引導之下完成的，《魂斷藍橋》、《城市之光》，還有《萬花嬉春》（Singin’in the Rain）都是那時候看的。
我記得有天下午，看完《萬花嬉春》，外公推著自行車，我坐在後座，慢慢往前走，忽然之間，他唱起一首歌。外公平常很少唱歌，我也不知道他唱歌的聲音，其實是非常渾厚的男中音。那場景特別美好，祖孫二人在夕陽下，外公非常平緩地唱了〈Singin’in the Rain〉，你會覺得在一個老人身上，突然之間迸發出某種生命力。因為那時候從外公的衣著上，是看不到他少年時期的倜儻的，就穿了一件發白的中山裝，和多數老人一樣，為了保護衣服的整潔，還帶著兩隻套袖。但在那一刹那之間，我突然看到他臉上洋溢著一種非常年輕、明亮的快樂，我感受到他的不平凡。
- 行李：談到父輩影響，就不得不提及你的祖父葛康俞先生吧。他那一部全部以工楷自書的《據幾曾看》，品評中國古代書畫名跡190餘件，各個是精品，啟功先生稱它「文辭典雅，書法精秀」，它的審美和藝術趣味，又怎樣影響著你？
葛亮：相較於我外公，我想祖父帶來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影響。他是一個藝術史的學者，在治學上，對自己有著非常精謹乃至嚴格的要求。所以他的《據幾曾看》是我可以一生去琢磨的一本書，裡面有著他對於藝術反覆的揣摩，乃至於他對於自己作品的打磨，這些都相當可貴。
祖父畢業于杭州國立藝專，那時恰恰是中西藝術在碰撞和交合最為直接而猛烈的一段時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師林風眠和潘天壽先生，各自代表著中國的藝術家，對於西方藝術的推崇和對於本土藝術的堅守。所以，相較於他們而言，祖父作為一個青年藝術家，這種砥礪是相當直接的。後來祖父把他的精力投入在對於中國古典藝術的研究。
《據幾曾看》中，從兩漢寫至晚清，能看到他對於中國歷代藝術珍藏的闡釋與見地，是相當精到乃至於深刻的。而且最棒的一點，是他將自己非常個人的生命體悟，放置到對於這些畫作的審美表達和評估當中。
- 行李：但你說過，對於祖父，你尚有遺憾？
葛亮：祖父基本上把充沛的表達都放置在中國古典藝術當中，論著少談及當時西方藝術漸入本土，那種撞擊給他的藝術生命留下怎樣的印記。這是我非常好奇的。據父親講，實際上他曾經就這方面對家人有過表達，但卻鮮有著述，這是可惜的。大概不論是藝術的生命，還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就總有一些留白吧。或許，我引以為憾的這部分，正是祖父生命中一個可見而有意義的留白吧。
本文經行李（WeChat：travellingwith）授權轉載
書籍介紹
《問米》，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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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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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藏殺機的文字功力，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
融合古典魔幻神秘與當代生活情境的「現代版《聊齋》」
「寫懸疑題材，我想表達的是真相倏忽而至時人的無力感。」
繼《七聲》《戲年》《謎鴉》《浣熊》，他再以短篇小說展現敘事本領，
以戲劇化的反轉、情理之中的意外性，撥開驚悚懸疑的表層，直探人性曲折。
他賺活人的錢，養一具死屍；她帶著不甘歸來，要所有人付上血的代價。
他以濺滿浴室的鮮血當作最後的守護；她讓一籠鳥代替自己死去，只為讓時間走得更慢一點。
七個受命運試探的人，七個拷問人性的故事。
關於本書
小說引人入勝的往往不是縝密的邏輯、精巧詭計，是人性。而人性是十分脆弱的東西，在非常情境下薄弱越甚，葛亮在最新短篇小說集《問米》，就為筆下人物布置了這樣的「非常情境」。本書收錄的七篇小說，在懸疑外衣下都有一副日常的骨骼血肉，他們是〈問米〉中浪跡越南的通靈師，是〈不見〉裡落拓不得志的音樂教師，是〈鵪鶉〉裡青春不再的旅社女主人，是〈罐子〉中不期而至的謎樣少年……他們平凡，甚或卑微得不值一顧，在城市的一角平淡過活，卻終不免為命運所擺弄。他們的人生是一局棋，操控者和棋子都是自己，面對命運的橫強，有的人癡心不悔賠上自己，有的則怨恨終至殺人毀己。他們是一群受命運試探的人，無端背負無以承擔的巨大祕密，與現實膠著；試圖掙脫宿命的鎖鏈，卻步步將自己推向無底的黑暗深淵……
關於作者
懸疑小說多取法歐美日本，然而自幼熟讀筆記體小說的葛亮，筆下的魔幻與神秘卻無疑是古典的。繼《七聲》、《戲年》、《謎鴉》、《浣熊》，他再以短篇小說展現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只是這回筆下的人物不在有傳奇，他寫的是傳奇跌宕背後的黯淡，是平淡生活裡突來的洶湧暗潮，是真相大白時人的軟弱，也是命運的殘酷和淒清。他用簡練的語言和恰到好處的幾筆白描，在日常鋪敘中包藏不祥的騷動，將駭人的情感隱匿於平靜的對白裡，在看似尾聲的情節中，安排出人意表的急遽轉折。有人說，葛亮的小說就如酣睡的貓忽然伸出利爪，平淡不張揚，卻暗藏殺機。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