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洋娃娃〉小說中,台韓友誼與「祖國」認同的轉移

〈命運的洋娃娃〉小說中,台韓友誼與「祖國」認同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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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金堆的小說〈命運的洋娃娃〉,相當寫實地描寫了台灣青年志願兵的心理狀態和志願動機,因此,在戰場上或終戰後面臨國家認同的問題,這篇小說都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對經歷過被殖民經驗的台灣人來說,這些問題乃切身的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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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末順(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命運的洋娃娃〉:台韓友誼與「祖國」認同的轉移

閱讀過蕭金堆的小說〈命運的洋娃娃〉之後,讀者容易推測到小說內容相當部分與作者蕭金堆的生平重疊。如同小說人物張淵泉的經歷一樣,蕭金堆先生也是彰化出身,一九四二年進入台中州立彰化商業學校就讀,一九四四年以十七歲的年紀志願從軍,擔任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航空兵,戰爭末期又以特攻隊員身分投效戰場。期間如小說內容一樣,輾轉待過日本的調布、知覽、八日市等地的飛行場,接受飛行訓練。不僅如此,蕭先生也與張淵泉一樣,用短歌代替家信。戰後的經歷也幾乎與小說內容一致,一九四六年回到台灣之後,就學於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且以〈我所認識的祖國〉獲得台灣廣播電台徵文第一名。可以說,蕭金堆生平重要事蹟與小說內容完全一致,包括人物生平、志願參戰、駐屯地方等,可見這篇小說的自傳性格非常濃厚。

此外,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的戰爭推移情況,例如美軍的動向、蘇聯的宣傳、日本本土的決戰態勢,以及戰後的復員狀況,也都符合歷史事實,因此可以這麼說,這篇小說的創作係以實際事實和親身體驗為基礎。如前面所提,這篇小說不僅自傳性濃厚,在描寫台灣青年志願兵的心理狀態、志願動機等方面也相當寫實,因而,往後無論在戰場,抑或終戰後面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面,都具有了解實際情況的參考價值。對經歷過被殖民經驗的台灣人來說,這些問題乃切身的歷史課題,因此考察人物所經歷的「心的戰爭」如何改變國家認同和對祖國的想像,乃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如前節所述,「我」的精神苦惱和心理徬徨,肇因於無論是在學校或社會,普遍都受到作為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待遇所致,而這些對日本人或殖民支配的不滿,很自然地發展到自我摸索和民族認同上面。「我」在學時即使拿第一名的成績,級長職務也因台籍身分不得不讓給日籍同學擔任;目睹日籍教師或同學侮辱台灣同學而在心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時,漫步在S市的貧民窟,聽著胡琴聲,此時不自覺地就流露出自己的漢族身分認同。「胡琴悠悠的聲音,浮游在滄茫的暮霞裡,像是在傾吐貧窮人的抑鬱似的。我常常流著淚水,被這古來東方的單調旋律所鎮懾,神不守舍地,而像一塊木塊似的呆立著。胡琴的怨聲,像一條蛇咬喫我的心靈深處,那淒怨的聲音,像是思慕祖國的台灣人的聲音,在這裡我深深地感覺到,身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此外,讓他下定決心志願從軍的直接原因──電影《鴉片戰爭》,雖然被拿來作為呼訴亞洲團結的宣傳品,但是「我」在看完電影後淚濕衣襟甚至滿腔怒火的理由,主要還是因為看到中國被英國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感到委屈憤慨。

「我」從軍後駐屯日本各地開始受訓和投入戰場的過程中,最難受的就是必須忍受寒冷天氣和微量配給的飯菜。台籍士兵在飢寒交迫之時,一到晚上休息時間就聚在一起,談論家鄉食物,聊以畫餅充飢。話語間,談到紅龜年糕和紅桃年糕,不禁垂涎欲滴,暫時忘卻飢腸轆轆。而且回想著故鄉的食物,似乎「可聞到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味兒,那古典似的形狀,印在表面的風雅的花樣,以及貼在底面的香蕉葉子,都是完全屬於漢民族的。」如此對日本軍隊的不滿和懷疑愈深,「我」的信念也跟著產生動搖,而逐漸體認到與日本屬不同民族的事實。「自稱是世界無比的日本軍隊的內容,竟是這樣嗎?這樣度量狹隘的民族,那裡能負起指導亞洲人建設亞洲人的亞洲呢?就連對於信賴日本,想要和日本人死在一起的台籍士兵也以一種民族優越觀來對待。」他的思考已發展到懷疑甚至否定自己志願參戰的決心。

在此情況之下,「我」所認識的朝鮮籍士兵孫立榮,除了成為談心分擔苦悶的朋友以外,更是在民族認同上可以走同一步調,可以與日本做出區隔,也可以讓台灣人或韓國人的自我定位相互印證的夥伴。「我」與他之所以熟識,是因孫立榮為了凍傷的同鄉士兵,偷偷翻越圍牆到外面的朝鮮人村落討藥,不幸回來時被發現,關在兵倉裡,而「我」剛好那天值兵倉衛兵班,負責監視他。與他聊天時發現,他的處境和心情跟自己相當類似,話題投機,相談甚歡,從此成為要好的朋友。孫說自己是柏林世運馬拉松冠軍孫基禎的姪子,還說自己要志願參軍時,叔叔曾強烈反對,但他當時深信日本軍閥的宣傳,執意從軍,如今想起叔父曾經說過「一旦在軍隊生活就馬上會發現自己是韓國人」的話,就不勝唏噓。

「我」與孫立榮之間因交心而產生的友誼,對「我」來說,既是心靈的寄託,又是喚醒自己與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有別,浮現出不同祖國想像的晨鐘。因此,「兩人握著手,發誓將來一定互相幫助,以便對付兇狠的日本士兵,從此台籍士兵與韓籍士兵常常採取聯合的行動。」有一次,在伊吹山進行步兵訓練,他在睡夢當中隱約聽到談笑聲而起身,發現來自台灣的日籍士兵正跟其他日籍士兵說,台灣人吃的是毫無黏性的在來米,台灣的女人很噁心,她們的臉被太陽曬得像黑木炭一樣,赤腳布滿著被蚊蟲咬過的赤污痣。聽得「我」立刻想起素香的臉,就一邊撫摸著吊在腰間的洋娃娃,一邊去打那日籍士兵。「過去對我本身的侮辱,我總是切齒咬唇地忍受下去,但對整個台灣人的名譽,即使被殺,我也要幹下去,我覺得整個台灣人的怨憤都凝在我的拳頭裡,我一面打,一面流淚。」再也不因個人的絕望或不滿而憤怒,而是要為全體台灣人奮鬥。經歷過這些事情,「我」從入伍前即想當個堂堂正正日本人的決心,開始變得脆弱,內心的民族認同想像也逐漸轉移到漢族。可以說,「我」的不滿和苦惱愈深,不同於日本人的民族認同和祖國想像也成正比例地遞增。

日本的戰況愈來愈為惡化,美軍的空襲也變得頻繁,「我」被編入自殺特攻隊裡,死亡恐懼開始嚴重侵襲「我」的內心,此時台籍士兵躲在防空洞裡講台灣話,如此「我們覺得透過台灣話,可以接觸到祖國的靈魂」。有一天,他們在洞裡聊天,談話間有人擔心被炸死後會沒人認出自己是台灣人,這時有人就說「你們看自己的最小的腳指甲吧!如果是台灣人在指甲的一隅,另有一點點小指甲疊在上面,但四腳(日本人)絕沒有這種寶貝,所以可以從此認出我們是台灣人,我們是漢民族。」藉著言語和身體特徵區分與日本不同的身分認同,且由此形成了一種連帶感,強化了共同體意識,進而憑以克服死亡的恐懼。在此基礎上,他們不再相信日本的戰爭宣傳和動員論述。被選中執行特攻任務的可能性逐漸升高時,戰隊長召集台籍士兵,請他們吃酒和享用豐盛食物,並向他們精神喊話:「不了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不算是日本人,不過雖然是外國人,但能理解日本精神的卻可算是日本人。」不過,這些精神喊話,對台籍士兵來說,已經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們表面裝著誠實而嚴肅的態度,似乎被感動似的聽著,但心裡卻不斷地喚著:『漢民族的身體,怎樣會流出大和民族的血呢?我們絕不會再被欺瞞啦!』」可見日本在台灣建構的皇民意識和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此時已經完全幻滅。

面對死亡的恐懼,再加上當初決定從軍時的名分已經褪色,「我」開始陷入悲傷情緒的深淵裡,只能透過短歌來消解內心的不安與愁苦,在此過程中,鄉愁以及對素香的想念變成了「對於祖國中國莫大的思慕」。也就是說,死亡的陰影逼進,恐懼感愈來愈高張,求生存的渴望也變得強烈的同時,「我」更感覺到自己身為中國人的事實。「死的暗影,愈深深地映在我的心裡,我愈深深地意識著我是中國人,好像體內的『血』,在如此嚷著,但我現實的生活本身卻是違背祖國的行為,這種矛盾,怎能不使我發出精神上的苦惱呢?」早前的良心苛責已發展為背叛祖國的自責,有了自己不同於日本人的漢族認同之後,「我」開始不再接受日本為祖國,且漢族認同也進一步轉移為對中國的認同,視中國為真正的祖國。

臺籍日本兵出征前_Drafted_Taiwanese_soldiers_d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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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籍日本兵出征前,前排者手持日本軍旗。

一般認為,戰後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係因國民政府強力的意識形態教育所形塑而成,但這篇小說所演示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心理變化,似乎讓我們有必要去思考,作為殖民地的台灣青年,在鋪天蓋地的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動員現實當中,他們的實際體驗對身分認同和祖國想像所帶來的影響為何?這樣的思考,或可從作者的詩作中得到印證,譬如在〈祖國〉和〈心的祖國〉中,它所呈現從「法的祖國」和「血的祖國」,轉移至「心的祖國」的心路歷程,其中前兩個階段正好可對應到小說中的內容。

戰爭結束後開始復員工作,台灣青年的日本國籍不再被承認,「我」離開了短暫寄宿的日本朋友家,來到名古屋參與「華僑聯合會」的活動,並與兩位同樣來自台灣的青年以作為中國人的身分,開始為台灣和祖國的建設服務。「我」在胸前佩帶著華僑徽章,時時提醒自己是個中國人,藉此規範自己的行為,保持大國民應有的風度。當時「我」因還不會說國語只能講台灣話,因此在街頭或車上碰到日本人時,都能感覺到他們異樣的眼光,甚至聽到他們用輕蔑的口吻說支那人。每當碰到這種情況時,起初還以蔣總統「以恩報怨」的德政教訓忍耐下來,但日本人若進一步挑釁,讓人實在難以忍受時也只得還以顏色。終戰後留在日本碰到的這些種種事情,讓「我」開始思考什麼才是中日之間相互了解、相互和解的方法,同時也更堅定著我的中國祖國認同,因此對「我」來說,台灣的未來和中國的未來是往後要一起思考的重要歷史課題。

當時在岐阜飛機工廠宿舍裡住著被日軍抓來的中國人,戰時他們每天都被趕到可能遭到轟炸的最顯著目標──飛機工廠工作,平時被日軍虐待更如家常便飯,但戰後他們遵照蔣總統的號召,並沒有做出報復行為。有一次「我」和一行人前去慰勞他們,意料之外地他們不僅熱烈歡迎我們,還教我們講國語和唱國歌,讓我們確認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我們雖然頭一次來這裡,但覺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裡,毫無拘束,一切都很自然」;「不久的將來,我們都會投在祖國的懷抱裡,呼吸著芬芳濃郁的祖國的空氣,我們都感動得流淚出來。」可知台灣青年戰後在日本親眼目睹中日之間的矛盾之後,對中國的祖國認同愈來愈為明顯。「我」認為終戰後日本人之所以仍然敵視中國、輕蔑對待中國人,主要是日本人始終認為他們的戰敗是美國投下原子彈所致,與中國的抗戰無關,這使得「我」開始思考將來該如何矯正他們的日本中心主義歷史觀。思前慮後,認為只有中國和日本相互攜手合作與交流,亞洲的和平才有可能,而這也將是「我」未來一生必須努力的方向。具體作為,「我」認為透過文學可以搭起中日兩國人民之間互相理解的橋梁,因此回到台灣後,考進史地系就讀,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台灣成為中日兩國之間橋梁的說法,實際上是殖民地時期日本對台傳播的殖民論述之一,雖然此前後兩個時期的論述目的不同,但小說人物憑著戰爭期和戰後的生活經驗,體會出作為亞洲和平的台灣角色,可說深具意義。不過,小說又把它單純地連結到「以恩報怨」政策的解釋上,認為「蔣總統的以恩報怨的德政寬大,所以像人類平常不覺得太陽空氣,以及水給他的恩德一般,很多日本人都對此不會切實感念。」雖然大大減弱了以切身經驗為基礎所建立的歷史性意義,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出人物的中國認同確實明顯。由於這篇小說在反共意識和白色恐怖鼎盛的一九五五年出刊,加上作者本身又受到「銀鈴會」事件的牽累,因此小說所呈現的祖國認知,不禁讓人懷疑是否別具用意。即使如此,在亞洲和平相關的思考上,我們無法否認這一切都是從本身的戰爭體驗而來,從中也能確認這才是長達五十一年被殖民的台灣歷史,留給人物的教訓和意義所在。

在復員期間「我」不僅持續受到日本人的輕蔑和侮辱,同時也經歷了來自同族中國人的誤解和迫害。例如,因揭發來自中國的華僑聯合會理事長貪污,被他派來的一群同夥毆打,生命受到威脅,不過,比起肉體上的痛楚,「我」卻對有這些人存在的祖國未來感到憂心,認為「曾經不知多少烈士,在月亮照耀著的原野裡,為祖國流血,但這些家伙,對於抗戰,既沒有貢獻,光復後便利用同胞用鮮血爭取的權利,蹂躪自己的人。淚水不由地濡沾著兩頰,並不是為了肉體的痛苦,我為了祖國的前途流淚。」雖然受到同胞的攻擊而受傷,但他不認為這是中國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對立,而是無法避免的社會現實,呈現出與之前對日本的看法大不相同的視野。如此完全認同於中國的國家意識,回到台灣之後也並未改變。譬如在得不到素香關愛而痛苦不堪的日子裡,他苦練排球,強健身體,試圖振作起來,為的就是想對苦難的祖國盡一分心力。

小說中的素香可以說是讓他從所有煩惱苦悶和徬徨無助中支撐下去的存在者,因此,當他回到台灣發現她的無心無情後,簡直如同晴天霹靂,讓他的生存意志再度面臨試煉。他像瘋子般埋頭苦練排球,也是為了忘掉失戀的痛苦。不過一如結尾所見,其實素香態度的丕變,是為了鍛鍊他的意志故意裝出來的,最後還是與他結婚,成就了愛情。因此,素香送給他洋娃娃,促使他在經歷過多重的試煉後,最終獲得甜美的愛情,這就似乎隱喻著唯有經歷過戰爭的痛苦,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國家認同。「我雖然在名古屋時,已隱約地預感著,我在腦筋裡美麗的想像,總有一天會被現實磨折,但我現在已經經過現實,明確地知道,健全的愛情,不能在觀念裡完成,而要不斷地填補新的血液,新的內容來培養它,充實它,康寧的祖國,不是等別人建設的,需要靠自己的血汗建設出來。」也就是說,如同沒有現實基礎一廂情願的愛情,一旦面對殘酷現實很容易就招致瓦解,因茫然的憧憬和衝動選擇的從軍,也會在面對殖民現實時,精神上感到痛苦,因此無論是愛情或國家認同,只有親身經歷之後,才能切實獲得。作者想要傳達的小說主題,應該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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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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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岡田英樹等20人

探討日本殖民時期東亞文學與文化的跨境交流,為深陷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人文學提供靈感,並建構批判性的亞際史觀。

自甲午戰後到冷戰體系形成之前,殖民主義在東亞掀起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與文化混雜,迫使我們至今猶須不斷回溯東亞現代文化生成的種種假設,挖掘東亞內部的文化傳承與變異形態,探討戰爭與變局、體制與資本、中心與邊陲、主體與他者、族群與帝國、語言與翻譯、藝術與互文,如何影響文藝的表現與傳播,又如何形成多維的文學史競合。

《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一書,聚焦於20世紀前半期東亞變局中活躍一時的跨文化流動現象,探討「滿洲國」、台灣、朝鮮、中國淪陷區的文藝生產經驗。此時期的跨文化流動過去分屬各國的文學史範疇,不易被置於一個視野下關注。然而,剛脫離污名化階段的滿洲國文學、淪陷區文學,或者隸屬殖民地文學的台、韓文學,十分有必要置於同一個視野下進行後殖民省思。透過複數文學史的交叉觀察,重新解釋文化殖民現象,尋覓其中的思想資源,有其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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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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