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時代》:一旦使用這個F開頭的字,將會引起媒體大量報導

《後真相時代》:一旦使用這個F開頭的字,將會引起媒體大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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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就是字彙的力量:雖然沒有法律效力,卻握有左右無數人生死存亡的力量。

文: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

「當我使用某一個詞彙,我要它是什麼意思,它就得是什麼意思,分毫不差。」

——路易斯.卡洛爾,《愛麗絲鏡中奇遇》(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F開頭的字

「這是非常強烈的字眼,能發揮強烈的影響力。」

你心裡想到的是什麼字?一個髒字?宗教或靈性方面的字眼?一個神聖的名字?

說這句話的,是英國災難應急委員會溝通部門主管布倫丹.帕迪(Brendan Paddy)。災難應急委員會的工作,是在危難時刻團結英國十三個主要慈善團體。帕迪又說:「對於如何使用這個字眼,我們需要更精確的規範。雖然我們必須趁著為時未晚之前發出警訊,但我們也不想被外界指責是放羊的孩子。」

讓帕迪如此鄭重看待的事,就是國際援助專業人士熟知的「F開頭的字」——飢荒(famine)。

因為這個字眼至關重要, 讓聯合國機構與非政府組織(NGO)聯合起來,賦予這個字眼一個精確的定義。在相關機構訂定的「糧食安全階段綜合分類」(IPC)中寫明,只有當「某個地區至少20% 的家戶面臨食物極度短缺而且無力再撐下去、急性營養不良的人口比例超過30%,以及死亡率達到每天每一萬人中有兩人以上死亡」時,才能宣布該地區發生飢荒。

這只是每個孩子在歷史課都會學到的一個詞,為什麼要這麼大驚小怪?其實國際社會對於「飢荒」並沒有實質上的責任與義務,純粹是因為這個詞對於形塑輿論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所以必須謹慎使用。

國際人道救援非政府組織樂施會(Oxfam)成員伊恩.布雷(Ian Bray)說:「一旦使用這個F開頭的字,就是對捐助人士與政治人物發出極強烈的訊息。這個詞將會引起媒體大量報導,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話題。如果沒有這個詞,大眾就無從得知世上某處正在發生這樣的災難。」

一九八四年,衣索比亞飢荒造成數十萬人喪生。當時多虧援助機構呼籲公眾捐助,以及像麥克.布爾克(Michael Buerk)那樣的知名記者強力報導,還有知名搖滾歌手鮑勃.葛多夫(Bob Geldof)聯合眾人齊力募款,才順利募得超過二億美元作為緊急賑濟資金。當全世界的善意都動員起來,威力實在驚人。

救援人員明白,這種動員規模難能可貴,因此只有在必須動員國際力量來防止大規模的飢荒時,才會使用「飢荒」一詞。如果經常使用這個詞,就要冒著被視為「放羊的孩子」的風險。然而這也導致一種不合情理的局面,原本某個地區糧食匱乏(或說得直接點,就是挨餓)的程度是一種連續變項,現在卻變成間斷變項,只剩下兩種可能值——飢荒與非飢荒。

二○一四年,一群糧食安全專家前往南蘇丹首都朱巴,評估當地情形是否符合飢荒的標準。這是一個很大的賭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飢荒預警系統網(FEWS NET)工作人員克里斯.希卜納(Chris Hillbruner)說:「只要一公布『飢荒』,人們對這項危機的支援程度就會發生顯著變化。」這支團隊仔細審查南蘇丹人民的營養不良率,還有莊稼遭到破壞與牲畜數量減少的情形,終於做出結論:當地情況雖然符合IPC的第四階段(緊急),卻還沒達到第五階段(飢荒)的標準。

朱巴調查團隊的達維娜.賈福瑞(Davina Jeffery)談到國際拯救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時寫道:「這意味著,不管是要募集必要資金來幫助處境悽慘的難民,或是預防情勢進一步惡化,人道主義者想要採取行動、募集資金,都將變得困難許多。雖然IPC第四階段表示情況緊急,但始終難以引起媒體關注,而且幾乎可以確信,災難應急委員會目前不會號召支援,外界捐款大概也增加不了多少。」

因為遲遲無法動員力量、籌募善款,南蘇丹情勢就這麼持續惡化下去,直到二○一七年才終於對外宣布飢荒。自從南蘇丹陷入困境後,這六年來頭一次正式使用飢荒一詞,馬上就發揮了驚人的效果。短短三週內,光是在英國就募得五千萬英鎊的賑災捐款。

這就是字彙的力量。雖然沒有法律效力,卻握有左右無數人生死存亡的力量。

那麼再想像一下,要是某一個字眼具有法律作用,結果會是怎麼樣?

「種族滅絕」在什麼時候不算是種族滅絕?

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屠殺事件,在數週內約有八十萬人被殺害。在盧安達總統遭到暗殺後,國內人口較多的胡圖族(Hutu)發動了一場殘暴的戰爭,企圖消滅少人口較少的圖西族(Tutsi)。聯合國報告與媒體報導都披露了正在進行的屠殺事件,而且很快就在國際上傳開了。當時,胡圖族人的武器不過是彎刀與基礎槍械,絕對擋不住歐美國家的軍事干預行動,偏偏誰也沒及時介入。

根據一批政府解密文件,在那段期間,美國官員私下就是用「種族滅絕」(genocide),指稱盧安達國內爆發暴力衝突後十六天內發生的慘劇。但柯林頓政府始終不肯公開使用這個詞,直到血腥殺戮持續了四十九天,他們仍然只用「種族滅絕行為」(acts of genocide)來表述。路透社特派記者艾倫.埃斯納(Alan Elsner)對慌了手腳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提出質疑:「要多少種族滅絕行為,才足以構成種族滅絕?」看樣子,柯林頓政府似乎不肯承認東非正在上演的恐怖現實。原因可參考下段文字:

「種族滅絕調查行動:這個措辭專門用來呼籲國際社會展開調查,遏止人權侵犯與可能違反種族滅絕公約的行為。

務必小心。昨天法律顧問在國務院就是擔心這一點,萬一證實發生種族滅絕,美國政府實際上可能就得『做點什麼』。」

這段文字節錄自美國國防部的討論文件,日期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距離殺戮行動展開後不到一個月。這份於一九九八年解密的文件,清楚說明了當年美國政府談及盧安達時,不願意使用種族滅絕一詞的原因:國務院法律顧問擔心,一旦對這場暴行貼上種族滅絕的標籤,美國政府就不得不出兵干預。偏偏早在幾個月前,對索馬利亞的人道主義軍事干預行動才剛以慘敗收場,美國當時非常不想再度插手非洲事務。

「種族滅絕」是一項晚近出現的法律新概念,起源於二戰後對納粹戰犯進行的紐倫堡大審。創造出這個名詞的是猶太裔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他的親人大多數都在猶太大屠殺中遇害身亡。一九四八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Genocide)第一條載明,締約方(包含美國在內)確認「不論是和平或是戰爭時期,執行種族滅絕在國際法上就是一種罪行,並承諾予以制止及懲治」。因此,如果發生在盧安達的殺戮算是種族滅絕,美國和其他國家就非「做點什麼」不可。

根據一九四八年種族滅絕公約所闡述的定義,種族滅絕指的不僅是大量殺害特定群體的成員,還包含毀滅部分或整個群體的意圖。

雖然不容否認,有大量的圖西族人被殺害,但在殺戮行動爆發的頭幾週內,要證明胡圖族有消滅「部分或全體」圖西族人的意圖並不容易。雖然遭胡圖族人控制的廣播電臺不斷慫恿聽眾,要他們出去殺了圖西族人,但光憑這一點就能證明他們有意毀滅全體圖西族人嗎?胡圖族人表示,他們只是在總統遇害後展開內戰。如果真如他們所言是內戰,那麼其他國家最好不要輕易介入。

即使後來我們了解到,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真的曾經發生種族滅絕,但當時或許真的(有那麼一段時間)因為無法充分證明暴行的意圖,所以無法宣稱那是一場「種族滅絕」。美國和其他國家只要拿定義做為託詞,就能規避責任。後來柯林頓總統承認,要是美國早一點干預,說不定就能挽救三十萬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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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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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
譯者:林麗雪、葉織茵

你看到的不是真相,只是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

不論是廣告行銷或消費者、企業領導或員工、政治人物或選民,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了解「真相運作機制」!

新聞媒體隨便報,普羅大眾隨便信,歡迎來到後真相時代。

「後真相」被牛津辭典選為2016年度代表字彙,並且在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達到高峰。然而「後真相」並非代表這個時代再無真相可信,而是指人們不再重視並思考事件的真實性。

網路時代,資訊唾手可得,大多數人卻寧願窩在舒適圈裡,看著與自己立場相同的新聞,或是輕易就相信了從網路看來、從旁人聽來的種種故事。然後又將這些事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輕易地評斷劃分。

然而在任何事件、場景、故事中,都存在著「矛盾真相」──述事者從真相的多元面貌中抽出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來影響你的態度和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真相運作機制,早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你的選擇。

唯有了解自己有什麼樣的選擇,才算真正擁有選擇的權利。

在本書中,商業界說故事大師海特.麥當納以睿智詼諧的口吻,列舉大量的故事與實例,描述何謂經濟社會的「各種」真相。唯有了解這一層思維模式,我們才能更有智慧地消化訊息,而不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淪為病毒行銷的一部分。甚至我們可以學會如何運用「矛盾真相」,改變溝通方式,幫助我們實踐理念、達成目標。

我們不需要害怕「矛盾真相」,而是應該提防居心叵測、利用真相的誤導者。社會本來就是靠著各種真相、觀點互相影響,才會不斷進步。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去思考、去溝通,我們就有機會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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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三采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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