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關於國際援助（foreign aid）與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研究文獻，很大一部份都在討論援助是否能為在地國帶來民主。但是，由於研究的時間點、選擇的案例等差異，也導致了國際援助可帶來民主、無法帶來民主，甚至是兩者無相關等截然不同的答案。Sarah Blodgett Bermeo（2011）就指出，影響援助與民主轉型最重要的關鍵其實是捐助國的角色。根據他的研究，從1992到2007年之間，來自民主國家的援助往往會提高在地國民主轉型的可能性，特別是採取何種援助及援助的方式來引導民主轉型；反之，在同一時間，來自威權政權的援助卻幾乎對受贈國家的民主化毫無助益。

Bermeo的研究成果非常有助於我們去理解柬埔寨在接受外援與國內政治發展的關係。首先，聯合國雖然想透過國際援助在柬埔寨建立民主政治與提升社會發展，但顯然成效不彰，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經有捐贈國抱怨他們無法得知捐款的流向，也不知道這些援助是否能真正幫助柬埔寨。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柬埔寨政府與貪污網路在接受援助的過程中也「吃」掉大部分的捐款，這也反映了世界各國對於柬埔寨國內政治與社會局勢的輕忽。

其次，來自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的援助真的有差別嗎？柬埔寨不但接受來自聯合國、歐美國家的援助，同時也得到了來自中國的援助與投資，自然就成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個案。

中國在當代援助柬埔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當時在國際冷戰局勢的影響下，中、蘇交惡，在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國家也都各自選邊站，當時越南選擇站在蘇聯陣營，並在1975年軍事入侵柬埔寨，中國也自然在政治、經濟上大力支持柬埔寨，也從而開啟了兩國友好的歷史。Nayan Chanda（2002）認為，冷戰結束之後，擁抱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中國，靠著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及與日俱增的政治實力，開始在區域與全球發揮影響力，鄰近中國的東南亞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原本就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盟邦的柬埔寨當然也接受了大量來自中國的援助、投資，兩國的貿易、合作開發等也日益蓬勃。

1993年的大選，由柬埔寨前國王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的次子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所領導奉辛比克黨（FUNCINPEC）獲勝，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並與洪森所屬的柬埔寨人民黨，也是國會第二大黨組成聯合政府，並由Ranariddh出任第一總理，洪森為第二總理。1997年7月，長期與拉那烈不睦的洪森發動政變，拉那烈也因此被解除總理職務並流亡海外。當時，西方國家紛紛譴責並進行制裁，更中止對柬埔寨的援助，唯獨北京政府卻以「不干涉它國內政」為由，接受了政變的事實，並在數週後批准了對柬埔寨的援助計畫。Julia Bader（2013）指出，中國在面對柬埔寨的政治局勢變遷時，選擇支持洪森及其獲勝聯盟（winning coalition），也從而換取柬埔寨的順從並與中國的利益緊密結合。

不過，Kheang Un（2009）卻提醒我們，接受中國的援助並非是導致柬埔寨難以完成民主轉型的決定性因素，反而是因為柬埔寨政治菁英對於西方國家在柬埔寨推動民主的反抗，以及他們對於「國家發展主義」（state developmentalism）的深信不疑 — — 唯有對政治高壓控制才能帶來經濟上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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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擁抱中國的同時也走向威權

冷戰結束之後，崛起的中國與美國就不斷競逐在東南亞的主導權。隨著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傲人的成績，北京政府透過貿易、投資與援助來參與東南亞區域事務，各種雙邊、多邊協定的簽署，還有各式各樣的基礎建設開發案，甚至還包括了軍事的合作，毋庸置疑地，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當然也越來越大。於是，美國也感受到它在東南亞的主導地位與利益將無可避免受到中國的威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東南亞資深顧問Bronson E. Percival於2005年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指出中國在東南亞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將衝擊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隔年，Robert G. Sutter（2006）在一篇為美國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所撰寫的報告也是提出類似的警告。^註四

中國崛起除了對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造成挑戰，對於東南亞各國而言，也出現了機會論與威脅論的討論：前者指的是東南亞國家將從中國的經濟繁榮分一杯羹，並帶動自身的發展；後者則認為中國的崛起將破壞區域穩定，對東南亞形成安全上的威脅。然而學界在近幾年對於所謂威脅論的討論，更進展到對東南亞民主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與威脅。

Benjamin Reilly（2015, 2016）認為，東南亞國家呈現民主政治與社經發展不一致的情形，難以用傳統民主化研究的現代化理論去解釋，因此，相較於國內的社會或政治因素，他更傾向用國際因素來進行分析，特別是中國在地理與歷史上對東南亞的影響。舉例而言，越靠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包括中南半島上的寮國、越南與柬埔寨，不但在歷史上接受過中國共產主義的輸出與支援，在當代更與中國在經貿合作上關係密切，也因此民主程度較低；反之，離中國越遠的海島國家如菲律賓、印尼與東帝汶與北京政府的關係不像大陸東南亞國家密切，相對的在民主政治的表現也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