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導讀《漢娜鄂蘭傳》(上):當鄂蘭思想碰上精神分析

葉浩導讀《漢娜鄂蘭傳》(上):當鄂蘭思想碰上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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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傳記中的鄂蘭正是如此。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深具公領域之中吸引他人目光的魅力。關於生命力,揚布魯爾強調,雖然這是一種天生特質,但也要熱愛生命才能展現。

文:葉浩

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揚.布魯爾的《漢娜鄂蘭傳》導讀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

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鄂蘭,《黑暗時代群像》

一、前言:一位意外的傳記作家

這是一本描繪猶太裔美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個人生平與思想的傳記,但背後卻藏著一個關於三代人的故事,以及一個與傳記做為一種文類密不可分的「哲學」理念:一個說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卻花了本書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1946-2011,以下簡稱揚布魯爾)三十多年的理念,且期間經歷過多次的自我迷失、放逐,才達成和解,讓鄂蘭真正住進了自己的生命當中,成為獨自思考與判斷時的一位良伴。

揚布魯爾是鄂蘭任教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以下簡稱「新學院」)研究所的門生。一九一九年創立的新學院是一所反對學術界的傳統分工與保守文化,致力於「新學」之傳播,並以參與社會改造為職志的學術機構。三○年代初期,當納粹政權開始在歐洲大陸從事系統性的迫害猶太人行動之後,新學院設置了一個名為「流亡大學」(University in Exile)的研究部門,收容大量從歐洲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哲人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以及哲學家約納斯(Hans Jonas)等知名學者。二戰結束後,雖然這些流亡學者紛紛轉赴其他學校任教或回國,但該校仍然維持相當濃厚的「歐陸哲學」色彩,而且深受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左翼批判思想之影響。

思想前衛且企圖介入公共事務的學校,總能吸引自詡為社會改革力量的學者和學生。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六○年代,更是如此。不計其數的女權主義者、反越戰人士、反資本主義及其物質文化的進步青年,民權運動或其精神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支持者,齊聚於新學院的教室和校園。事實上,鄂蘭在轉任這所學校之前已是常客,不少學生就算沒聽過她的演講,也聽過她的事蹟。

揚布魯爾也是當中的學生之一。她其實早鄂蘭約莫兩年來到新學院,而且是以一個輟學生的身分入學就讀。此前,她曾經就讀過沙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那是一所標榜效仿牛津/劍橋大學書院制度(師生同住一間宿舍,教學方式包括一對一的導師課)的私立文理學院。無法忍受這種貴族學校傳統的揚布魯爾毅然選擇退學,過了一段反主流文化的嬉皮生活。然而,她最後仍選擇回到校園完成學業,在六八學運爆發之前來到了社會研究新學院。一九六七年,鄂蘭正式轉任新學院的研究所,揚布魯爾也同時進入了博士班,並如願成了前者的導生。接著,她以鄂蘭在海德堡大學的指導教授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為主題,在鄂蘭的指導之下撰寫博士論文,最後於一九七四年取得學位。

隔年十二月四日,鄂蘭溘逝,留下許多未完成的草稿。親友於是請託揚布魯爾替這一位充滿傳奇與爭議的老師立傳,並闡釋其思想發展軌跡。受託當時,她年僅二十九歲,且才剛進入鄂蘭本人兩度客座的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哲學系任教。七年後,一本厚重的《漢娜鄂蘭傳》(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問世。迄今,這不僅是鄂蘭的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文獻,也是傳記文學的一本經典之作,更替作者奠定了「傳記作家」的身分。

成為一位傳記作家或許是個歷史偶然,但是,揚布魯爾對傳記書寫的重要性之體會,卻早在研究雅斯培時就萌芽。正如她在《面對傳記的制約》(Subject to Biography, 1998)一書的說法,雅斯培比起任何二十世紀的哲學家都更意識到傳記做為一種文類,之於即將來臨的全球時代的關鍵角色。暫且不論其細節,對他而言,哲學首要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具體生命脈絡中的對話,而非關於抽象真理的追求或教條的確立。再者,根據雅斯培的理解,如此進行過反思與對話的哲學家,其思想結晶乃關於人類生活的一種詮釋,且揭示著我們所能與不能企及的界限。換言之,哲人是人類面對集體處境的指路人。而唯有關於他們在具體生活脈絡當中之呈現,亦即傳記之書寫,人們才得以參與他們的思考,讓我們在找尋時代出路的時候,能有他們的陪伴。

研究雅斯培出身的揚布魯爾,在接獲為恩師立傳的請託時,肯定會想起上述關於(哲人)傳記的重要性。事實上,鄂蘭同樣也在意此一文類的書寫。她生平第一本著作就是關於范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一位猶太沙龍女主人的個人傳記。如果說,古希臘前城邦時期的政治,羅馬建城立基的經驗,以及耶穌所展現的寬恕,是鄂蘭從人類歷史灰燼當中取回的三顆珍珠,正如她在《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當中所論證的,那麼,出版於一九六八年的《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則意圖捕捉書中哲人身上與作品所映射出來的光芒;即使不能當我們腳下的明燈,也足以讓陪人沿著洞穴岩壁探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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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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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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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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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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