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傳》：希特勒得勢前的美好日子——鄂蘭與她的老師雅斯培

文：伊莉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 Bruehl）

公眾生活中的私人面孔（一九四八～一九五一）

……惟恐太多難承受，
不盡忠誠誓不休。
且莫瞻前勿顧後，
海上飄搖一扁舟。——賀德林

歐洲那邊的人

當巴黎解放的消息從收音機傳來，鄂蘭和布呂歇正在薩羅．巴倫的康乃狄克州鄉間別墅。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他們開香檳慶祝，期望法國重獲新生；鄂蘭坦言，法國是她赴美後唯一抹不掉鄉愁的國家。在戰爭最後兩年，來自法國的書信既少又疏落，鄂蘭一直焦急等待消息傳來，期待著她總是掛在嘴邊的「好報告」：她很想知道失散的家庭是否團聚了，是否平安回到巴黎了。參與法國抵抗運動的安妮．韋伊終於傳來好報告：她的丈夫艾利克從德國戰俘營獲釋，夫妻倆回到了巴黎。一九四五年夏末，好消息終於從德國傳來了。

擔任《黨派評論》通訊記者的梅爾溫．賴斯基（Melvin Lasky），當時留駐占領德國的美國部隊裡，他帶了麥克唐納所編的一期《政治》雜誌給雅斯培。談話中他提到鄂蘭的名字，雅斯培驚訝不已，並告訴賴斯基，他最後一次聯絡上鄂蘭是在一九三八年。雅斯培詢問他和妻子可否透過美軍軍方郵遞寫信給鄂蘭。一九四五年九月他把信寄出了。

「我們帶著憂傷的關懷心情，一直經常想到這些年來妳的命運，」雅斯培以沉思筆調徐徐寫道：「好一段時間以為，妳仍然在世的希望十分渺茫了。」令鄂蘭鬆一口氣的是，雅斯培說曾在海德堡見過她求學時期的朋友約納斯，穿著英軍猶太軍團制服。鄂蘭也寫了一封信讓雅斯培放心，同時跟約納斯打招呼，也透過賴斯基寄上食物、咖啡和衣服；雅斯培戲稱賴斯基成為聖誕老公公了。「因為知道您倆安然熬過了這齣地獄般的大戲，我活在世上也更有家的感覺了，」鄂蘭在信中跟昔日的老師說。她寄上的信和包裹，在戰後物資短缺、情況混亂、極度艱困的日子裡，對雅斯培夫婦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有莫大幫助。「這是像小說般的生活，」雅斯培寫道：「每天我都對自己說：忍耐，再忍耐，無論如何不要氣餒，如果盡力而為，更好的日子總會來到。」

雅斯培穩重的信心，對那些需要看到未來希望的象徵的人，就像指路明燈。賴斯基一次往訪海德堡後寫道：「普洛克街（Plöck）六十六號訪客絡繹不絕。很多人期望雅斯培太太以她的猶太女性身分，教授本人憑著他的精神力量，能帶來忠告和幫助。」鄂蘭一九五八年發表的一則「頌辭」說，大家在雅斯培身上感受到的，是「威武不屈、誘惑不移、挫折不撓，頗值得一探究竟」。

雅斯培在納粹政權下堅守政治和精神上的獨立。他先是被禁止從事大學行政工作，然後被禁止教學，最後在一九三八年被禁止出書。當夫婦倆得悉將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被驅逐出境，更是受到極度考驗。美軍四月一日占領海德堡，把他們從危急處境拯救過來。當時六十二歲的雅斯培， 隨即對經歷了十二年納粹統治的其他德國人懷有一種急迫的責任感，要為他們重覓新生。他問自己和他的同胞：「有什麼能讓他們的人生變得有意義？他們還是德國人嗎——哪種意義上的德國人？ 他們是否面對一種任務？」 雖然處於孤立和震撼當中，雅斯培仍然懷著信心，有所期望。鄂蘭後來寫道：「他所代表的也非他個人的意見，而是隱身於公共觀點中的另類看法―即康德所說的『小徑』，『有朝一日必將拓寬成一條通衢大道』。」

隨著他們持續通信，鄂蘭和雅斯培欣喜地發現，他們的「小徑」朝著同一方向進發。鄂蘭寫信給像雅斯培一樣的另一位父執輩人物布魯曼菲德，表明和雅斯培重新建立友誼令她十分寬慰：「雅斯培寫了一封很漂亮的信，令我很是欣慰，因為它重新確認了，我的生命和我的感情在兩大支撐點上能夠延續。我兩度再續前緣：第一次是跟你在紐約重逢，我懷疑你能否猜想到這對我來說意義多麼重大，它帶給我內心多大平靜。第二次是再聯絡上雅斯培，這並不在期待之外。雖然自一九三三年跟他就沒有通信，我私下卻總認為這天會來到。信賴不是空洞的幻象，只有它能長久保證，你的私人世界不會像外界那般，也是個地獄。」

鄂蘭了解，她的猶太特質跟布魯曼菲德和他的錫安主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她的哲學意識，則跟雅斯培和他的哲學信念連在一起。雅斯培的信，引導她回到了她所說的「精神活動所需的真正平靜」；她告訴雅斯培，「十二年來即使傳聞中」也沒聽說過這種平靜了。雅斯培則驚歎，在那些歲月裡鄂蘭仍然能維持良好的判斷力和開放的思想態度。「用你的話來說，」他告訴鄂蘭：「我不光感受到個人的忠誠，還有那造福無數人的不偏不倚的人文精神。讀你的信讓我熱淚盈眶，因為我知道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因為今天一起尋求新開始的那些人才剛令我失望。」雅斯培尤其讚歎的是，鄂蘭絕不會像很多猶太人那樣，對非猶太人表現出「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鄂蘭和雅斯培對彼此來說，都象徵了希特勒得勢前那些美好日子的永續不衰，當時雅斯培正努力在哲學上自我「提升」，鄂蘭對他這種典範表現十分讚賞。懷抱著永恆盼望的雅斯培寫信跟鄂蘭說，他多麼期待有一天鄂蘭回到海德堡，跟他一起坐在書桌前，彷彿再度成為他的博士學生。她回應說，如果能夠回到那個明亮的房間，比起什麼其他一切都令她高興。四年之後的一九四九年，鄂蘭才能前去探望雅斯培，她當時覺得自己不像博士學生，而是像他的女兒：鄂蘭前去雅斯培在瑞士巴塞爾的新家，她跟一位朋友談到當時的情景說，那就像「一個人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