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客無所不為的韓國檢察官,遇上三星就變侏儒

對政客無所不為的韓國檢察官,遇上三星就變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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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平時就持續經營以檢察廳帶頭的高階公職人脈。尤其是當中有望往上升遷的人,三星就會利用學緣或地緣等關係進行更徹底的管控,媒體或政界也是。

文:李容馬

插曲1:三星

「三星李在鎔先生的非法繼承起訴事件,處理得如何?」

「尚未決定。」

「公訴時效有多長?七年嗎?還是十年?」

「還沒決定。」

「如果公訴時效是七年,那沒剩多久了。在那之前會決定是否起訴嗎?」

「那也尚未決定。」

這是2003年9月,在首爾地檢第三次長檢察室,次長申相圭和記者們的對話。李在鎔是在1996年12月初非法取得三星愛寶樂園的股票,2000年有人向檢察廳告發以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為首的三星高階主管的背信嫌疑。如果公訴時效只設定為最短七年,那就會在2003年12月底到期。沒人能預測法院最終判決會如何,也不該預測。因此檢察廳應該先就最短七年的公訴時效來決定是否起訴。

然而就在公訴時效剩不到三個月的時候,檢察廳卻很正式地說明,他們尚未決定是否要起訴。總是強調徹底法治的檢察廳,做出這種說明很離譜,而且他們還拿這種說法跟記者大言不慚地狡辯。

盧武鉉執政之後,檢察廳因為總統親信賄賂,已經斷然進行過前所未有的非法競選資金搜查,但是碰上三星李健熙會長父子相關案件卻總是答非所問,能拖就拖。

他們受理這個案件已經超過三年。這不是什麼複雜的案件,調查也不需要太多時間或資料。這段期間,負責此案的首爾地檢檢察官,沒人想接這個燙手山芋,一再把案子留給後面接手的人,最後終於到了公訴時效快過期的關頭。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檢察官仍然是一副拖拖拉拉的態度。如果不是記者一直在關心,此案也有可能就過期了。

2003年12月1日公訴時效屆滿的前一天,檢察廳終於針對許泰鶴和朴魯斌兩位前任和現任三星愛寶樂園社長進行沒有聲押的起訴。兩人適用的罪名,是把可轉換公司債賤賣給李在鎔,因為瀆職而造成公司損失將近1,000億韓幣。

檢察官如果是按照正常程序處理此案,應該從傳訊兩人調查的時候,就向媒體說明進程,並且設定記者拍攝線。更何況這是瀆職金額超過1,000億韓幣的驚人犯罪,根本就應該立即收押這兩人。因為一般人瀆職金額若是超過一億韓幣,就會被收押。還有,應該從這兩人往上追查,不只是李在鎔,連李健熙也該調查,並一一公開說明。

身為檢察官,對三星集團的會長進行司法調查,這會成為絕無僅有的最佳經驗。然而檢察廳卻無聲無息地處理這個案子,傳訊許泰鶴和朴魯斌前任和現任社長也沒公布。檢察官不只沒有申請收押他們,對此案的主犯李健熙和李在鎔父子也從未傳訊過。他們說,如果起訴共犯,其他嫌疑人的公訴時效會自動停止。於是他們又再度拖延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調查。這又是丟開燙手山芋的手段。不調查主犯,只起訴從犯,他們可真會想。

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調查,要到事隔四年之後的2007年11月,因為金勇澈律師公布三星秘密資金的組成疑雲,才由趙俊雄特偵組檢察官接手。當時很多人對趙俊雄特偵組檢察官存有疑慮,因為他是高階檢察官,大家擔心他恐怕無法徹底搜查三星。結果一點都沒錯,趙俊雄特檢的搜查結果和大家預估的絲毫不差。他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搜查的結果,不是從特檢的立場,而是從律師的立場給了一張徹底的免罪符。雖然有數千億元的瀆職和逃漏稅等嫌疑,卻沒有任何人被逮捕。對接受三星賄賂嫌疑的高階公職人員,也下了全無嫌疑的結論。法院最終判了李健熙拘役三年,緩刑五年定讞,連一根寒毛也沒動。

進入盧武鉉政府時期,對付政治人物近乎無所不為的檢察廳,為什麼碰上三星就如此怯弱呢?這可以從金勇澈律師公布的事情,和安企部錄音下來的三星X檔案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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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非法繼承,無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是敏感議題。李健熙會長的最大課題,是將他父親李秉喆會長創立的三星集團安全地交接給兒子李在鎔。在過程中,若是依法全部繳納贈與稅和繼承稅等,繼承可能會出差錯,財產也會損失高達一半。為了避免這些麻煩,需要一套完整的方法。

李健熙會長從「可轉換債券」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Bond with Warrant,BW)等可以轉換為股票的新型態債券中找到辦法。李健熙會長將一百億左右的金錢贈與給李在鎔三兄妹,李在鎔等人則用這些錢來賤價購買三星控股公司愛寶樂園,和三星SDS新發行的可轉換公司債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一段時間後,等這些公司債轉換為股票,他們就成了大股東。因為三星愛寶樂園和三星SDS的作用,就是掌握以三星電子帶頭的主要關係企業的控股公司,這就等同於李在鎔接收了三星集團。李在鎔接收了巨大的三星集團,但他要繳的只有最早收到那60億韓幣的贈與稅——16億韓幣。對比之下,李在鎔接收的股票價值卻扶搖直上,他目前的財產高達八兆韓幣。

根據非法繼承的調查結果,可能會動搖三星的第三代繼承。法院如果當真照實判決背信金額,那麼李在鎔好不容易才吞下的三星,可能要整個吐出來。因此三星將這個問題視為生死存亡,進行各方關說。在阻攔檢察廳的搜查上,可以說是做得很成功。

檢視金勇澈律師或是三星X檔案所曝光的事實,還有這段期間以記者身分親眼目睹的三星,發現三星平時就持續經營以檢察廳帶頭的高階公職人脈。尤其是當中有望往上升遷的人,三星就會利用學緣或地緣等關係進行更徹底的管控。媒體或政界也是。平常日子,三星就負責替這些高階人員支應與晚輩一起喝酒的花費,過年過節就送禮物禮金來套交情。禮金也不用大,只要是那種收下來也沒壓力的適當金額就夠了。還會偶爾聯繫人脈,協助大家相互升遷,累積一種三星社群。只要是透過三星的人脈和力量可以解決的請托,來者不拒。想跟三星要個外部董事位置或是安排子女就業問題,都是他們舉手之勞。因為跟三星提出這類請託的人,將來無需三星親自開口,對方就會意識到自己欠三星的情,所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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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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