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肯定論》:野蠻還是偉大?死刑作為一種復仇替代品

《死刑肯定論》:野蠻還是偉大?死刑作為一種復仇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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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事實上,國家從被害人手中拿走復仇權後,還認為國家可以不替代被害人行使復仇權,甚至完全不允許復仇權由國家代為行使,才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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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炎

作為刑罰淵源的應報刑

國家的成立與實力的獨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一種支配型的國家觀,不過與其說是「實力的獨占」,多半是更加明顯的「暴力的獨占」)。

馬克思.韋伯定義國家為「正當的暴力獨占體」(《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k als Beruf〕)。

國家權力最重要的本質是賦予違抗者死亡,或者剝奪其自由的強權式權力,而這正是暴力獨占的結果;同時,這也與移轉至和平狀態有關。

在國家成立之前的狀態,套用霍布斯的說法就是「萬人對萬人的戰鬥」,因為有了國家這個絕對的實力主體(暴力主體),這種現象才得以消解。無關理論,必須由一個壓過他者的主體來獨占實力(暴力)才行(利維坦)。私人的實力行使被國家權力「回收」(被禁止後,其實力轉移至國家,被國家吸收),因此將人類社會導向和平的世界。

而其「回收」的手段、方法,就是法律,一切都匯集在法律的理路之下。從這個意義看來,暴力與國家、權力與法律,確實為一體,但是因為有法律理路的中介,勉強得以保有正當性。

在與刑罰之間的關係上,由此看來國家主權權力的成立始於否定被害人復仇的權利,由共同體代為科處刑罰來報復。在法制史上,禁止私人復仇、樹立起同態報復的法律時,視為刑罰制度的成立。私人的實力行使不管再怎麼正當,都會先被禁止,必須由國家權力來吸收其實力行使。站在法律理路來看,不得不這麼做。

到此為止,分析了國家必然需要成為一個「實力(暴力)獨占體」。

從這個意義看來,同態報復法與主權權力的行使等值。換個說法,應報刑論(詳見第三章)可以對應到法律權力模式和古典主權權力。

在第三章已經提過,應報刑論還可再分為兩個系統。同態報復法是一種嚴格的均衡之法,具備絕對性的應報原理(罪與罰的同態性),但是漸漸改變為相對性的應報原理(罪與罰的比例關係)。

在絕對式應報刑論中,會依照同態原理要求處以殺人者死刑,不過在相對式應報刑論中就沒有這個必然性。即使把刑罰上限設定為自由刑(或者終身刑),都有可能滿足比例原則。

因此,就算殺人是不可原諒的最重之罪,也沒有把最高刑罰定為死刑的必然性。此外,即使保留死刑,也並非全面性,而必須為限定式的死刑。

現代國家的刑法思想為相對式應報刑論。在這種相對論中,死刑以何種相位成立?另外,「主權」源自十六世紀布丹(Jean Bodin)的《國家六論》(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使用時多半會聯想到絕對王政期之後的國家,在這裡根據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模式理論,亦包含之前的時期,使用「主權權力」這個詞彙來表示根源的國家權力樣態。

被害人的復仇權

儘管藉由禁止私人復仇使得主權權力成立,其中還留有一項通往死刑的明確可能性。

將以私人實力的復仇回收至國家刑罰權中,使法律和刑罰得以成立,這點固然沒有疑問。然而,犯罪原本就是一種實力的行使。尤其是殺人,更是最為嚴重的不當實力行使。儘管如此,國家權力只回收被害人的實力行使,其中的思考脈絡令人質疑。

如果只禁止被害方,將無法抑止「被害人的生命算什麼?」這個根本情感的生成。既然禁止被害方的復仇,就會形成要求國家代而行使的邏輯,至少可以說有這個要求空間。

被害人的復仇權為何被否定?是因為復仇本身不合理?還是因為私人的復仇不合理?

回顧歷史,可以明顯看出問題出在其中一者。原始狀態中冤冤相報的無限亢進和復仇者反被殺害的荒謬,奠定了後者觀點的基礎(由國家代行就不會發生這種荒謬)。

那麼,從法學特有觀點來看又如何呢?

同態報復法當然保障了被害人復仇權的代行(同態報復)。在這當中,依然把復仇觀念本身視為正當。同態報復法讓與殺人現象有關的復仇情感在社會內昇華,但並沒有斷絕這種情感。並不是叫人不要復仇,而是國家來替代個人實行復仇,這便是該法的明顯力量,其中並沒有要求被害方不復仇、讓一切過去的想法。

之後,同態報復法(絕對式應報刑論)轉為相對式應報刑論。藉此,復仇思想和法律帶來的官方報復距離,逐漸拉大。然而,也如同上述,主因在於同態報復法在原理上並未貫徹同害性。

在刑罰論的變遷中,出現種種近現代的變化,但是從未有過放棄替代被害人復仇的思想。既然採取相對式應報刑論,被害人復仇權的代行自然會受到限制,不過那是罪與罰關係比例化(函數化)的結果,並不代表其中包含抑制思想。

當然,從絕對式應報刑論到相對式應報刑論的轉變,死刑的範圍漸進受到限制,因此也並非不能在死刑限制的延長線上設想廢止死刑的可能。不過,這並不能說是一種必然。

也就是說,相對式應報刑論雖然容許廢死,但也同樣容許「確實有不得不處以死刑之殺人」的想法。至於會成為何者,則因主權權力與刑罰制度的成立當中,可以讀取到多少被害人復仇權代行的意義而異。

復仇情感對人類而言是一種根本性的情感,同時也是容易獲得許多人理解的情感。

復仇是野蠻還是偉大?

根據柏拉圖的轉述,蘇格拉底認為「與其採取不正行為,不如接受不正行為」。

他並進一步使其普遍化,導出許多命題,諸如:「比起接受不正行為,人類更不認同施加不正行為。」「不正直者比正直者更不幸。」「不正者接受刑罰,比不接受刑罰更幸福。」

在這些刑罰思想當中,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並不認同復仇或報復。對於犯罪行為進行反射性或情感性的報復,並非人類真正該有的樣態(〈如野獸般莽撞復仇者〉柏拉圖《普羅塔哥拉篇》〔Protagoras〕),因此不僅排除被害人的私人復仇,從原理上來說也排除了國家代為執行的復仇。

對此,亞里斯多德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不同,他明白地承認復仇和報復是一種正義。

亞里斯多德認為:「報復者可以平息怒火。」「因為復仇更有人性。」「因為自己受害,以同樣方法還以顏色的人,(藉由復仇的過程)不太可能再有行惡事的念頭。」「人總期待能以惡制惡。如果不這麼做,便會被認為是奴隸的態度。」「以成比例的方式應報,可維持國家。」(《尼各馬可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

亞里斯多德主張,若以溫和的德行來控制怒氣,也要看時間和場合。假如受到不當的侮辱而不發怒,已經不叫溫和,而是膽小。正當的怒氣也是一種德行。這種時候因為怒氣而想要復仇,完全沒有任何該受責難之處。不僅如此,甚至稱得上是偉大的態度。

作為一種復仇替代品的死刑

根本上要看採取何種哲學立場(這是和復仇觀念相關的「正義論」領域),假如以權力論來看,又會如何?

承認「作為替代被害人行使復仇權的死刑」這個立場,亦即承認作為主權權力之行使的死刑。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用的性質如同前述,以權力分析的觀點來說,牽涉到刑罰制度的源頭。國家實力的獨占,便是要求從其他主體回收實力的情況。同時,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復仇權的剝奪,其中產生一種權利的剝奪。也就是說,這只是一種權利剝奪的補償措施。

在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當中看不見權力的扭曲與狡獪。因為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想法。事實上,國家從被害人手中拿走復仇權後,還認為國家可以不替代被害人行使復仇權,甚至完全不允許復仇權由國家代為行使,才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型態。

從權力論的角度看來,不如說死刑肯定論的想法較為中立。

由上述可知,「死刑=被害人的復仇權代行」這個立場,得以在無關意識型態下成立。透過權力分析的角度來看,也可說是一條確實的道路。這與討論正義論時前述的「蘇格拉底、柏拉圖 vs. 亞里斯多德」何者正確無關,而是要說亞里斯多德的正義論立場,也禁得起權力論的檢視。

當然,死刑不能光靠被害人情感成立。因為若是如此,就不需要有審判的量刑判斷。同時,在刑罰制度中也無法直接承認赤裸的復仇情感。這種情感必須昇華為共同體的「官方報復」。

而當尋求死刑的被害人情感獲得市民社會共感的支持時,復仇情感就會昇華為官方報復的死刑。尤其是像裁判員制度一般,經由市民代表的裁量所支持,復仇情感將會在社會中獲得承認、占有官方位置。再也沒有比此更高的「昇華」。

這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合意。

也就是說,復仇原理可以成為死刑原理。正確來說,這是已經昇華為共同體中官方報復原理的被害人復仇情感之意念,並非復仇思想本身,同時復仇權代行被認可的範圍也大幅縮小,並無適當稱呼,因此以下僅稱「復仇原理」。

相關書摘 ►《死刑肯定論》:連死亡方法都企圖控制的國家貪婪權力技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死刑肯定論》,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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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森炎
譯者:詹慕如

你支持死刑嗎?
如果是,請用森炎的方式支持!

日本前東京、大阪地方法院法官——森炎,
他探究冤罪、批判日本司法、審理過無數重大刑案……
一位如此重視司法品質的法官,為什麼仍然支持死刑?

日本和臺灣一樣,七、八成以上的市民都支持死刑,這樣的民意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深層心理?森炎在這本堪稱為追尋死刑根據的旅程筆記中,一一梳理古典死刑思想與現代死刑案,找出死刑的「終極根據」。

死刑的終極根據——「不可殺人!」

「不可殺人」是一條戒律,任誰都不能否定。死刑,就是唯一一種透過法律的力量,喚起我們「不可殺人」的意識,讓人類得以「共存」,維繫最低限度「社會安全」的制度。

假設今天在一個廢死的社會裡,要如何將「不可殺人」的戒律深植於人民的心中呢?當你在盛怒之下拿起刀要砍人,或是冷靜而有計畫地預謀一起殺人案……此時,已經喪失所有「法的力量」強制為你踩剎車——因為就算殺人也不會被判死,他人是死是活都與我無關!

死刑的核心——社會共感、全民「共苦」

1999年,發生一起震撼全日本社會的「光市母女殺害事件」,被害人遺屬一家慘遭殺害、姦屍,他悲憤地說:「如果不判(加害人)死刑,我無法重新站起來……」

在什麼情況下,國家可以替代被害人執行死刑呢?當被害人情感得到社會的「共鳴」、當全市民都一同背負「被害人的死」與「遺屬的傷痛」時,死刑得以正當化。死刑,不僅是維繫我們「共存」的根據,更是建立在我們與被害人「共苦」的基礎上。

當代的死刑,已經不是刑罰,而是抹殺!?

森炎基於尊重民意,肯定死刑這個制度。然而,近來的死刑案其實已經逐漸偏離其原意。

以「秋葉原殺人事件」為例,從加害人的犯案背景來看,他在日本企業「終身僱用」瓦解之下淪為派遣工,可以說是社會制度轉換下的犧牲者。森炎對於這樣的死刑判決提出質疑——到底死刑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全」而存在,還是像納粹屠殺殘障者的優生學思想般,只要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失敗組」、「不值得存活的生命」,就進而抹殺?

死刑,就是一個由「被害人復仇的渴望」與「社會安全的維繫」所交織而成的網。

目前,臺灣已經通過「國民法官草案」。今天,不是只有刑案當事人才得面對死刑,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必須參與司法審判,關於「死刑」,沒有人能置身事外!請與本書作者森炎,一起踏上思辨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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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