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福音派與原始主義如何開啟美國人的「反智」意識?

《美國的反智傳統》:福音派與原始主義如何開啟美國人的「反智」意識?
Photo Credit: Courier Litho. Co., Buffalo, N.Y.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反智」是建立在一組虛構與抽象的敵意之上的。他們把「智識」與感情(feeling)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缺乏溫暖的情感。智識也被與品格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代表聰明,而聰明很容易就變成狡猾或是邪惡。它也被與腳踏實地對比。

文:理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反智的定義

若有些人一直懷疑「智識」乃是顛覆社會的力量,則一昧向這些人解釋它其實是很安全、溫和與怡人的東西,是絕無效果的。其實若干守舊派及強硬的俗民派有時是對的:「智識」是危險的東西。如果讓它自由發揮,則它會翻案許多事情、深入地分析與質疑很多事情。杜威(John Dewey)曾說:「讓我們承認保守派說的吧!當人類開始思考時,沒有人能保證後果會是怎樣。我們只能知道因此許多事物或制度會瓦解。每一個思想家都在拆解掉這個穩定世界的一部分,沒有人知道毀壞後什麼東西會出來代替。」此外,沒有人可保證知識分子階級會審慎克制其自身影響力;但對於任何一個文化,我們可確知的是:禁止「智識」的自由使用會比開放其使用來得糟多了。其實與那些保守的文化糾察隊比起來,知識分子總的來說並不會顛覆社會的。而且「智識」的作用是永遠在反對某些事情或是加以暴露、嘲諷:例如,它經常成為壓迫、欺騙、虛妄、教條或利益勾結等事的敵對力量。

幾個世代下來,那些受「智識」之害或是畏懼、憎惡它的人,早已發展出一種關於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麼,以及它在社會中的角色為何。當今反對「智識」的人已不需要創造新的說詞,因為這種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書稍後的章節將會仔細說明這個迷思在美國是如何發展與持續下來的。現在我們先簡單概括地說明「反智」心態背後的基本假設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們。

「反智」是建立在一組虛構與抽象的敵意之上的。他們把「智識」與感情(feeling)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缺乏溫暖的情感。「智識」也被與品格(character)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代表聰明,而聰明很容易就變成狡猾或是邪惡。它也被與腳踏實地操作(practicality)對比,因為理論總是被與實踐並提,而「純粹」理論的思維常被瞧不起。它被與民主對比,因為「智識」常被認為特異超群而與平等相悖。當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時,則「智識」或是「知識分子」就成為落水狗。誰想要犧牲掉溫暖的情感、堅固的品德、實踐的能力與民主情懷,而去逢迎一個至多只是聰明但最糟可能是邪惡的人呢?

當然,這些虛構的敵意的基本錯誤,在於未嘗試找出「智識」在人類生活中的真正極限何在,而是將它與人類其它特質強加對比。其實無論在個人或人類歷史中都不適合將問題以如此簡單抽象的方式呈現。同樣地,我們也不適合在這樣的質疑下去為「智識」辯護,例如它與感情、品德或是實踐力的對比是如何。我們不應將「智識」看成與人類其它特質形成零和競爭關係,而應將它視為可讓這些特質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否認「智能」是人類尊嚴的表徵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中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們把心智(mind)看成是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脅,「智識」既不是德性的保證也非危害,把理論看成有用的而非必然是比實踐差的東西,把民主提升到可以容許傑出優異的人或事,則前述的敵視就不會發生了。如照這樣來想,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歷史上卻少有人這樣認為,所以本書的目的在追溯我們歷史中的若干社會運動,在其中「智能」從可協助成就其它道德到被抹黑為一種特殊的罪惡。

首先,我們要從美國的宗教史去追溯「反智」。這不單是因為理性主義與信仰的對立由來已久──儘管這本是人類永恆的困擾──而是因為無論現代宗教思想或俗世思想本身都在宗教史的演化中被決定。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而只要一個社會對其內部有學養的知識階層不信任,就會加以攻擊或是貶抑,這對宗教界與俗世的知識分子皆然。在當代,「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是沿襲這種宗教性「反智」心態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堅決的「反教儀主義」(anti-nomianism)。美國並不是唯一的福音教派社會。但是美國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主導的,也就是說,在福音派與傳統基督教間美國是一向傾向於前者的。理由何在?我們只要看英國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國傳統教派一直必須致力於吸納與馴化那些較自由激進的福音運動,也就是說福音運動處處挑戰傳統教會;而在美國,福音運動快速地顛覆與替代了傳統的聖禮儀教會(liturgical churches)。

此處我們必須交代福音教派中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這個問題,它在美國社會影響廣大,但本書中我們不對它單獨處理,而是與福音主義一起討論。原始主義一方面與基督教有關,一方面與異教有關。它的迷人處也許在於一個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點異教徒能有的自由或儀式,或是反之──異教徒可以從原始主義中領略信仰的意義。在有些地方原始主義鼓勵人們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勵人們恢復大自然給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因此接近大自然與上帝──雖然二者的差異何在並不清楚。在這種心態中,會有尊崇直觀的「智慧」(wisdom of intuition)勝於「理性」(rationality)之傾向,因為前者是自然而由神賜的,後者是人文教養出來的。

在西方與美國,原始主義由多種面貌表現,它一直是重要的傳統。即使身居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對人類文明的繁文縟節式虛榮或種種人為規範約制不滿時,回歸原始主義的呼喚就會冒出來。在美國,原始主義影響了很多有教養文化的人,他們雖然不會去過著像西部拓荒者般的生活,但是對於文化的虛矯卻不以為然。在新英格蘭「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中我們明顯可見此思想──這簡直可謂是知識分子的福音主義。從帕克曼(Parkman)到班克羅夫(Bancroft)到透納(Turner)的著作,這樣的想法一直都在。美國很多作家對於印地安人與黑人的看法正是如此。從著名的西部開拓者如布恩(Daniel Boone)與克羅凱(Davy Crockett),到西部電影中都有這樣的想法,而這樣的流浪冒險者文化傳統深入人心,以致於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曾說:「美國式的心靈基本上是剛毅、孤獨、堅忍的,其實就是一個殺手。」而作為性方面的神秘魅力,原始主義思想一直是美國文學上的重要主題,屢屢出現在深受奧地利心理學家萊希(Wilhelm Reich)影響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國政治上展現的原始主義,則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弗里曼(John C. Fremont)、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艾森豪總統等人的公眾形象皆是有名的例子。

這並不意外:美國本就是由對歐洲文明的壓迫與頹廢不滿的人所建立,他們醉心於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會制度,而是自然與野蠻。尋找世外桃源,離開歐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態,重複地反映在殖民者從東岸向西部拓荒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國人的心靈想要離開組織緊密的文明社會,因為文明一再地將枷鎖套在人身上;人類也許無法離開文明整體,但是其中有些東西的確讓我們窒息。

如果福音派與原始主義開啟了美國人的「反智」意識,則後來的商業社會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從托克維爾(Tocqueville)開始,研究美國的人大都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實際的商業主義(business activism)壓過了思考與玄想。民主政治與商業至上的美式生活,培養出一種心態與習慣,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決定、快速反應以抓住機會。因此深入、細膩與精確的思考並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勵的。

要建立一個橫跨美洲大陸的國度並發展工業,追逐利益而行乃成為很務實的考量。但是除此外還有其它目標:美國商業的最高理想不只是滿足貪欲與追逐權力,還另有一些美好的願景;這些願景吸引著建設者、賭徒與政客,它比田獵與政治帶來的運動感或權力感還更刺激。托克維爾說:「在民主政治中,追求金錢的商業活動最為亮眼與重要,」在商業活動中的人,「不只是為了利潤,而是喜愛在追求利潤時的那種感覺。」除了一些傳統的社會外,沒有其它階級或是價值可與商業比擬──因為已經沒有貴族了,而且企業精神就是最佳的世界觀。企業精神不單是吸引有活力有野心的人,也對社會其它人影響至大,例如律師、醫師、老師甚至牧師等專業行業,都採行商界的運作規範。美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在抱怨,他們與這些專業人士間的溝通無法順暢融合,因為後者的思維都被商業文化洗禮了。企業文化發展到甚至開始貶抑傳統上所謂的文化,認為男性的世界裡不需要知識及文化,這些留給女人即可。

我們的宗教及商業深受美式生活中平等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平等的精神在政治及教育中更是明顯。我們現在統稱為「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現象,逐漸瓦解了菁英政治,雖然後者早就快要站不住腳了。早先,文學與學識曾被譏笑為無用的貴族們的特權,但是美國知識分子並不反對這樣的說法,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支持民主政治。一個普通美國人最大的願望應是建立起不需要文學與智識卻能運作良好的社會,或是一個社會中使用的文學與智識,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程度。因此,十九世紀初的美國,在教育上是鼓勵公民有普遍的識字率與具有充足的一般知識,獨立、自尊自重且關懷公共事務,而不是以要培養出第一流的科學家與文學家,或是第一流的大學為念。

在美國歷史中,尤其是近年,大家都一而再地憎惡「智識」,把它看成是一種傑出的能力、一種優異的表徵、對平等主義的破壞與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能力。在教育體系中最為明顯。美式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稱道,但是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體系,且這些掌權者還刻意地維護那些智識上表現較差的孩童。雖然受史料不全之限制,但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將要披露我們的教育是如何奠基在一個社會普遍接受的思維之上──對於「效用」(utility)與「技藝」的執迷、錯誤的平等主義觀,或以原始主義來期待兒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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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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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譯者:陳思賢

美國,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數量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又以發達的科技與商業為世人提供了便利、舒適的文明生活。然而,美國文化卻少以精緻、優雅聞名,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見其所長。近年來小布希的窮兵黷武、川普的粗暴言論與政策更讓世人驚見美國文化中「反智」的一面,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民粹與暴力事件也令人憂心忡忡。

活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理查・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等——的漠視與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靶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

霍氏傑出之處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極右的反智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巨著,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與權力共處?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在美國之外本書也掀起廣大迴響。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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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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