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育部長黃榮村:五年五百億的規模,在國際上最多只是讓大學落後少一點

前教育部長黃榮村:五年五百億的規模,在國際上最多只是讓大學落後少一點
Photo Credit:neverbutterfly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拚國際一流大學是很昂貴的,以我們畏畏縮縮的投入,又怕有人在分配正義上做文章,則真要有一點效果,那就最多給個四、五間大學來拚國際一流,似乎是現狀之下的邏輯結論。

文:黃榮村

正需再踢臨門一腳時,反而蔓延高教虛無主義

近年台灣關切的熱門教育問題,一為十二年國教之實施與衍生的高中歷史課綱爭議,另一則為在國際競爭與少子化壓力下的高教問題。前者我已在很多地方表示過意見,現在專注在後者之討論。

追求卓越的一流大學頂大計畫(之後另加類似的典範科大)、提升教育品質的教卓計畫、與厚實大學治理的高教評鑑(包括校務與系所評鑑,這是國際流行作法),都是在首次政黨輪替執政後所規畫與推動的工作,好不容易在這十來年建立了品牌也知道努力方向之後,現在卻改為推動所謂的「台灣高教深耕計畫」,不再強調一流、研究型、卓越、與典範等字眼,對高教評鑑與認證盡量淡化,在語言修辭上也做了很大改變。以前清楚的政策目標是要走出去與國際比高(Aim High),現在則是要往內圈加深(Aim Deep),在這種邏輯下的經費分配,已有明顯不同。但是,台灣高教已經不需要往上高飛了嗎?台灣高教現在應該是除弊與管制重於興利嗎?

我們的大學學術排名與國際表現,曾經在推動高教促進方案時領先過,但十來年過去了,中國崛起之後,還在為雙一流計畫運籌帷幄(在九八五與二一一的基礎上,推動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的雙一流計畫),想見後勢當更為強勁,台灣相形之下已很難相比,本應在若干優勢領域及項目上努力守住,卻反而在高教上退縮,主張要高教深耕,避談一流、卓越、典範、與評鑑,當國外高教人士問起台灣政府現在的高教促進方案時,回答起來有點尷尬,因為經費總額看起來並未減少,但卻偏向走打底分配往平均主義傾斜的模式,而非擇優對一流大學做重點補助。當台灣高教應該開始打世界杯與強調學術領導,以協助提升國家競爭力及能見度時,有能力扶植高教卓越表現的國家,卻在緊要關頭迴避這些問題,這是怎麼一回事?

沒能力沒人可以玩翹翹板之處,開了多條戰線;反而在人才濟濟的大學處,多方限制其發展,用政策、民粹、與質問來限縮其功能,用中小學的公平正義法則,來要求應以國際性及競爭力為主流思想的大學,這種邏輯實難以理解,也是一種高教虛無主義在蔓延的不祥徵兆。國際高教之基本作法,與中小學有很大不同,公平正義是不能違犯的消極性基本條件或稱保障基準,任何大學若有各類歧視發生,或違反一般認定的公平正義情事,則全民討伐之聲絕不手軟。但稍有辦學經驗的人都知道,真正重要的還是要往上發展,國內外聲譽、學術競爭力、教學及教育品質,絕對是要全力以赴的積極性作為,捨此就難以奢談要如何促進大學最主要的功能,也就是要培育社會上各行各業領導人才,以及提升國家競爭力了。

最近台灣的大學在各項世界排名表上下降不少,中國則大有斬獲。這兩個世界大學排名系統之評估標準並不相同,不在此細論,大體上ARWU比較依賴研究成果之數據資料庫,THE則另考量大學聲望與其他教育相關因子,一般看世界大學排名要合併幾個系統一起看,才能看出較真實的面貌。中國從推動一流大學九八五計畫與高教二一一計畫之後,在十二五計畫與即將接續的十三五計畫中,是接連出手毫不遲疑,一直到現在的雙一流計畫(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另外則是大國效應,因為這些排名系統免不了有主觀評定,也不是全靠研究成績就可決定,少不了要有一定知名度,大國崛起後的光環效應,一點都不可忽視。這些事實反映的是國勢與企圖心,所營造出來的高教優勢,絕非僥倖得來。一流大學與國勢或國家企圖心關係密切,從過去二戰前維也納大學及柏林大學的風光,以及二戰後美國高教與現在中國高教的崛起,即可清楚看出,這是各行各業勃興以及企圖心旺盛之後的自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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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ason Lee/Reuters / TPG

台灣是小國,要維持國際上的高教競爭力本來就非常不容易,勢必更要增加投資,原先資助的經費實無再下修的空間。推動十年的五年五百億一流大學計畫,只是勉強維持一個國際上的小局面,不能再斤斤計較,甚至一度還想停掉五年五百億計畫,實非一個力爭上游的國家所應做的。這是國際的歷史經驗,血淚斑斑。

以五年五百億的規模,在國際上最多只是讓大學落後少一點,這筆經費只占每年全國高教總經費的三十分之一,而且十年來一直緊縮減少,但結果應該說是CP值還不錯,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大學高懸目標血汗以赴所致。

高教促進措施與追求一流卓越,實施之後多少出現了底下幾個問題:有些學校被動或主動的穿制服,以致失去大學特色;競逐指標(如論文衝量、不當取得論文篇數等),追求排名,忘了教育本質,甚至產生作假情事;實施之後出現M型大學;大學未能善盡社會責任,未能積極與社會、社區、及產業結合;有些系所評鑑形式化,無法提供實質幫助,反而打擊士氣;少子化下大學數目太多,稀釋資源,傷害教育品質;人才培育過程,未能改善學用落差。

其實上述這些問題大部分是久已存在,有些問題也不見得是全面性的事實,有些缺失的真正原因也不是那麼容易釐清,但總體而言的確須另設計有效方案因應,惟該做的事不做,卻將罪怪到高教促進方案,將追求一流卓越的精神打成平均化甚至平庸化,台灣最可怕對高教傷害最大的民粹與平均主義因此興起,這股趨勢到現在還無止歇的跡象。這種走向若繼續走下去,就會像倒洗澡水,卻不知道已經把小孩也倒掉了一樣。

當社會在不明瞭下產生諸多議論,大學需努力澄清,不能全丟給教育部處理,好像自己沒責任一般。另外,政府權責部門也不能人云亦云,跟著社會定見起鬨,應站在國家高度與國際比較架構上,規畫高教發展的大戰略與高教路徑圖(master plan and road map),讓一流大學有更大彈性,讓產業界多介入人才培育政策,以便在分工整合之下,推向更高的高度。

支援大學的方式很多,本就不限於五年五百億計畫,但若要拚國際一流大學,最好要有一個目標清楚的支援計畫,從國家施政來看,不能沒有這種雄心與企圖。拚國際一流大學是很昂貴的,以我們畏畏縮縮的投入,又怕有人在分配正義上做文章,則真要有一點效果,那就最多給個四、五間大學來拚國際一流,似乎是現狀之下的邏輯結論。若經費還是無法籌措又想攻堅國際一流大學,則可考慮實施真正有用的法人化措施,亦即讓國立大學不只是作為校地的善良管理人,更應能讓國有財產的審議機制,同意將校地撥交國立大學處分,經由該一處置可獲得大量的循環使用基金,在接受國家法令嚴密監督下,利用法人化與自主處分資產的機制,創造出龐大運作基金,若有違規違法,與公務機關一樣受同樣之監督與處分。如校地龐大的台大與成大,是百分百公共性之教研機構,與公務機關一樣,都是國家的一環,實在看不出有不能依此推動之理。

退而求其次,則是所謂給予彈性薪資的問題,但最近為因應高教年金改革而提出的玉山高薪獎勵計畫,甫一提出就充滿爭議,看起來高教的全面改善不是只有錢的問題。目前台灣高教面對的是優秀人才之攬才與留才問題,最嚴重的中長期問題是如何延攬具有國際競爭性的科學家,尤其是台灣出國留學後有卓越表現的年輕學者,要延攬這些人當然要有彈性薪資,至於如何留才已是事後的問題,最主要還是要在國家政策與校務基金上,有出手「攔截」的條件與勇氣。國內優秀學者與專家的留才問題,經常涉及「優秀」之定義,彈薪可考慮改採研究團隊方式發給,若皆由主持人代表領走,團隊中真正優秀的人才也會被挖走,留不住人,如此則與彈薪本意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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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ngie Harms@Flickr CC BY-ND 2.0

彈薪之獎勵不能只用過於單一的優秀指標,以免善意只落在資深教授身上,更重要的應是將這筆經費,好好用到未來十年會在台灣高教界扮演學術提振角色的年輕人身上。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應可分出不同類別,如長期總量、一定期限內之質量、近期特殊學術貢獻、獨立貢獻度等,若能在校內取得共識建立,則不只分配多元優秀,而且有助學校學術環境與自由自主學風之發揚。

有彈薪制度當然總比沒有好,免得平均主義太過盛行,平均主義若不知節制,絕對是平庸化的前奏。最根本的作法應該是大幅全面調薪,但由社會輿論可知這是不可能之事,而且批評者還會主張台灣教授的薪水若經購買力平價(PPP)之調整後,也還差強人意。

但這種講法難以用在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年輕人與已有卓越成就者身上,這是高教的特性,亦即這些人才是具有國際市場價值的,國內好事者若常責以愛國心或要求相忍為國,有時會奏效,但並非長久之計。所以,這時推動彈薪是對付平均主義與血汗大學的一個暫時解毒劑(antidote),應該有助於學界留才。不過彈性薪資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尚稱不上充分條件,其他制度性設計與配套措施還很多,需一併考量。錢能解決的問題通常不是最大問題,我們高教的困境遠大於此!

當台灣還在瞻前顧後,平均主義仍在折磨人的時候,老共已經拋出對台三十一項「優惠」措施,很多項是針對台灣高教的優秀人才而來,包括申請人才與研究計畫獎勵項目,以及赴大陸任職的優惠條件,這些看在台灣中青年紀的大學教研人員眼中,究竟會具有多少吸引力,是應該好好研究並提出因應方案的,重點絕對不在防堵而在疏導,更要讓台灣高教界中的傑出人士,對台灣高教的現狀與未來產生信心。這些問題若不拿出來一一解決,我們日後要面對的,將是一個更沒希望的未來,還不只是高教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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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在困境與危機中做決策:學術、政治與領導的糾葛》,印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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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榮村

一位教育改革者親臨第一線的觀察及建議,
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最深切的省視與沉思!

課綱爭議、高教困局、領導迷航……
面臨歧路,我們更需要深刻而精確的思索與決斷。
回顧端詳,是為了在風雨交加的時刻,沉著前進。

這些嚴肅的課題乍看之下是獨立事件,但慢慢地都發生了系統性的連接,本書希望能將這些關係講得更清楚,而我也得以藉此機會將過去的經驗,在書中做一些整理與交代。──黃榮村

教改二十年來的餘波盪漾,高中歷史課綱修正的紛紛擾擾,高教生態的扭曲和變形,延燒多時的台大校長遴選案……多重的爭議與挑戰,儼然令台灣的教育和價值體系面臨歧路亡羊的危機。前教育部長黃榮村以其豐富的學術素養,以及多年的教育政務經驗,為當前台灣社會、教育政策、學術環境所面臨的困局一一提出針砭。

作為培植國家實力基礎的學術與教育,和維繫國家機制運作的政治領導,兩者之間如何折衝、如何彼此輔成,黃榮村校長透過書寫串接現下議題與過去的行政經驗,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思索教育、學術場域中種種爭端可能的解決方向,還有政務官做為領導者於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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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印刻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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