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築響一《圈外編輯》:編輯的工作性質完全只是「指揮交通」的一種

都築響一《圈外編輯》:編輯的工作性質完全只是「指揮交通」的一種
Photo Credit: Popeye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怎麼說,動手做的人就是騎馬打仗中的大將,而自己是下面的馬。要是忘記這點,就會發生丟臉的誤會,而且遲早會在名片上放「超級編輯」這種頭銜。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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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築響一

身為策展人,身為DJ

「編輯」到底要做什麼呢?粗略地說,編輯的工作就是想企畫,接著出去採訪或向作家邀稿,最後編排出書或雜誌。其中我認為編輯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讓作者除了創作之外什麼都不用想。

「打造作家」這種想法太過火了。編輯的工作性質完全只是「指揮交通」的一種,協助書順暢出版問世。就這角度來看,美術館的策展人跟編輯似乎有點像。有的策展人會說:「一起來辦個好展覽吧!」誤會過頭了吧。策展人的角色不是和藝術家「一起做作品」,而是設法讓藝術家集中全力製作作品,不需要去擔心宣傳和經費問題。這不是上下關係,但也不是對等關係。不管怎麼說,動手做的人就是騎馬打仗中的大將,而自己是下面的馬。要是忘記這點,就會發生丟臉的誤會,而且遲早會在名片上放「超級編輯」這種頭銜。

從以前開始,大出版社漫畫雜誌的編輯就會和漫畫家一起想故事,但這習慣非常扭曲不是嗎?就某方面來看,編輯大概算是漫畫家的製作人吧,但編輯本就不該干涉關乎作品本質的部分。發想書籍內容的人是作者,不是編輯。近來年輕漫畫家對毫不變通的大出版社漫畫雜誌敬而遠之,寧可自費出版,完全按照自己想法做書,然後參加Comic Market或透過網路商店直接販售。會有這樣的趨勢也是當然的吧?對漫畫編輯而言,這是自作自受。

若用音樂譬喻,作者就相當於音樂人,編輯該扮演的也許是DJ的角色。DJ的工作是將一首又一首歌曲串連起來,創造出一個音樂的集合體;同樣地,編輯必須將各種文章組合起來,拼成一本書。內容素材完全由音樂人提供,編輯不會和他一起作曲。

沒有DJ會只放暢銷金曲吧?不斷放沒人聽過的歌曲,舞池裡的群眾也無法隨之起舞吧?因此,要炒熱氣氛就得穿插播放有名和冷門的曲子,偶爾還得插入曲風完全不同的音樂,製造意想不到的展開。

要成為這種DJ,非得各類型音樂都聽才行。還得找出業界人士愛店之外的唱片行,跑完全沒有認識的人會去的表演,在旅行途中尋找從未聽過的音樂。像這樣擴大自己的世界觀,對DJ和編輯都是很重要的事。

這需要經濟上的餘裕,但也不是靠銀彈就能辦到的。

邂逅美國文化

我第一次為《POPEYE》出國採訪是在一九七八年,剛好是成田機場剛完工那陣子。還記得我應該是從羽田機場出國,從成田空港歸國。那也是我第一次搭飛機。我們家有好幾代都是開店的生意人,完全沒有長途旅行的機會。

我第一次出國是去紐約,但那時代和現在不同,沒有網路,因此只能從編輯部訂閱的《紐約》(New York)雜誌或《村聲》(Village Voice)找出有那麼點意思的哏,剪下報導,到了當地再拿起黃頁(依職業分類的電話簿)一個接一個聯絡、約訪,這就是第一步。接著就是不斷走路,或開出租車到處晃,尋找在意的店,不然就是從熱鬧大街的頭走到尾,然後根據筆記做出「街道地圖」。編輯部把這行動稱為「間宮林藏」。我們會說「吃飽飯之後就要去間宮林藏了」(笑)。我在《POPEYE》的五年幾乎都是這樣過的。

起初也會安排當地的幫手,但我後來都自己猛打電話,用英文溝通,結結巴巴地對電話另一頭提出請求:「我們是日本的雜誌,想要拍攝貴店照片。」結果對方三兩下拒絕:「我們不是會上漫畫雜誌的那種店。」有段時間我實在恨得牙癢癢的,想不透Magazine House為何偏偏要拿那種漫畫角色的名字來當雜誌名。但也因此,我的英文越來越進步,連以前在大學英語系學的零實用性的英語也用得出來了。

我在《POPEYE》的時代,責編、撰稿人、攝影師等等會組成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的陣仗從東京出發,在國外的飯店或汽車旅館住好幾個禮拜,幾乎是集訓狀態了。一個房間睡好幾個人,每天從早到晚都一起行動。大家都沒手機、沒網路、沒有一個人擅自跑到其他地方的行動力,所以沒有獨處的時間也沒有隱私。現在回想起來,那狀況或許是有點奇妙。


我就那樣一路在《POPEYE》工作,不知不覺從兼職人員變成了「自由接案但辦公室有我座位」的人員,然後在《BRUTUS》創刊後調往他們的編輯部。從那陣子開始,採訪團隊的人數就漸漸變少了……,那樣機動性也高多了。接著編制越來越接近一人團隊,我也開始會一個人到海外採訪。

一個人過去,找當地攝影師一起合作。對方幾乎都不是日本人,所以工作上彼此只能靠破英文溝通。

為什麼這麼安排?一來,當地人最了解他所在的城鎮;二來,採訪工作結束後就能獨處了。我不是想偷偷摸摸地幹什麼壞事,只是當時我已漸漸覺得一個人在街上慢慢晃、在旅館悠哉看電視舒服多了。

一般來說,做雜誌和製作電視節目一樣,到海外採訪時基本上都會有所謂的「統籌人員」隨行,他們負責為製作團隊導覽、甚至幫忙安排採訪行程。但印象中我還在《POPEYE》的時候,雖然經常拜託當地友人幫忙,卻不怎麼常雇用專業的統籌人員。到《BRUTUS》後,開始會一個人包辦幾十頁的特輯,那時已經跟統籌人員完全無緣了。到了英文完全不通的國家,也頂多請口譯來幫忙。

請統籌人員非常方便,但換個角度看,找了他們就只能報導他們知道的人事物,只要消化他們預先排好的行程即可,大概不可能出什麼差錯,但也不會有自己發現新事物的喜悅。說到底,只要找同一個統籌人員,任何單位都能完成同樣的工作內容。

相對地,自己查資料、自己去探訪的話會遭遇許多失敗,例如花半天好不容易抵達的旅館正在「冬季休館」,約好碰面的人一直不來……但一切順利時的喜悅是非常豐沛的。

這大概稱不上「專家的工作方式」吧,也經常有人說我這樣白費很多力氣,但一個人行動、一個人準備規畫的話,就不需要付統籌人員薪水,預算安排上反而輕鬆。

有時前往某處打算進行採訪,結果因為沒有統籌人員而無法順利取得成果,在這種時候,我就會心無旁騖地設法找出替代的報導題材。雖然無法按照預定計畫走,但我其實很喜歡這種「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想辦法生出頁數」的感覺。因為,不像大自然風光會有壯闊和樸素之分,人住的地方不管人多人少,不可能連一個有趣的點都沒有。真正超乎預期的邂逅,只存在於超乎想像的地方。

因此企畫也好、旅行也好,一開始就規畫得鉅細靡遺是行不通的。

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與不自由

就這樣,我總共在《POPEYE》和《BRUTUS》編輯部待了十年。不過就像先前提到的,我一直都是以自由工作者的身分待在這裡,甚至不是每年簽約的工作人員,而是純領稿費。

我跟公司上級的交情也變得相當不錯,那十年內被勸過幾次:「要不要做正職員工?」還說,只要形式上考個試就能讓我入社。進公司後生活當然會比較安定,但另一方面,也會面臨人事異動。原本待在《BRUTUS》編輯部,哪天突然被調到女性雜誌《Croissant》也不奇怪。

很想在這種時候說:「我為此煩惱許久……」,但其實我根本沒猶豫。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是不可思議。

現在的狀況我不知道,不過當時的Mangazine House似乎是以「社內工作年資」決定年薪。不論是辦公室內九點坐到五點的文書處理人員,還是忙到一週得住編輯部幾天的編輯,領的薪水都是一樣的。像我這樣的自由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在正職編輯底下工作。不過正職編輯有非常熱中於工作的,也有完全不做事的。他們會在員工餐廳吃中餐和晚餐(Magazine House的員工餐廳是免費的!),晚上就在編輯部角落打打撲克牌,去麻將館殺殺時間,然後用計程車券回家,每天感覺都這樣過。所以那陣子有人說,兩個員工結婚的話十年內就可以買房子了(笑)。

接受這種「高規格待遇」,工作與否都能領同等薪水的話,我想我一定會打混的。畢竟,經人事異動,從性質天差地遠的綜藝雜誌調過來後根本不做事的正職編輯可多了。

還有一個我不太希望回想起來的狀況。不只Magazine House,當時每家大出版社都有非常強大的工會,因此春鬥、集體交涉等工會運動接連不斷。於是,到昨天為止還跟我一起工作的正職編輯,今天突然就在頭上綁起紅色布條,在牆上貼出字跡潦草的大字報,或是感情很好的上司和部下突然開始在會議室互相咆哮。

傍晚一到,正職編輯撇下一句「工會決定禁止加班」從編輯部消失,但雜誌不能休刊,工作堆積如山,因此自由工作者和兼職人員得花比平常更多的力氣四處奔走,一再打電話給在公司旁邊喫茶店之類的地方「待命」的正職編輯,或跑過去報告狀況。正職編輯的薪資因此逐漸提高,我們卻跟這樣的恩惠完全無緣。我後來對這種公司運作方式討厭到了極點。不是工會這個系統本身不好,但做好書、好雜誌完全是另一回事吧。


埋頭苦幹十年後剛好也三十歲了, 我想讓這樣的生活告一段落, 於是在一九八五年向《BRUTUS》提出辭呈——平常接受訪談時,我總是這樣回答的,「想要告一段落」是事實。不過具體的理由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我之前沒什麼提過,是薪資問題。待在《BRUTUS》後期,我幾乎都是一個人做幾十頁特輯,工作量非常龐大,而且一年只能做三、四期。如果單純以「這頁幾百字所以領這麼多錢」的方式計算稿費,只會得到跟努力不成比例的數字。怪的是,與其那麼辛苦做事,每期都照抄業配資料寫個好幾篇新電影、新音樂的相關報導,賺到的總額還比較多,而且是多上許多。我認為這樣很奇怪,多次跟上頭交涉,請他們提高稿費,但不知道到第幾次連自己也覺得煩了。

某天,我終於下定決心提了離職,結果當時跟我談的總編竟然說:「那在你離職前,把採訪訣竅和合作對象清單告訴新人吧。」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自己有多失落。那徹底是上班族的思考方式吧?對自由工作者而言,那「訣竅」正是財產啊。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雜誌有其壽命」。雖然《POPEYE》、《BRUTUS》都還活得好好的,說「壽命」也很怪,不過我總覺得雜誌是以三年為一個循環。《POPEYE》創刊時的總編似乎拜託過當時的社長:「請您這三年默默看著就好。」現在的出版社大概連三個月都等不了吧。三年過去後,營運狀況穩定下來,第四、五年就把過去受歡迎的企畫重做一次。並不是這樣不好,但重覆的企畫不應該由同一批人來做,否則只會做出相同的內容。因此我根據經驗產生的感覺是:好的編輯部應該要每五年有一次新陳代謝比較好。

相關書摘 ►都築響一《圈外編輯》:因為「專家的怠慢」,我這個圈外人才要跳進圈內

本文摘錄自《圈外編輯》,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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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都築響一
譯者:黃鴻硯

這本書不只是談出版、編輯、文字工作、自由工作者
更記錄了一場不向社會、體制妥協,不斷「追求自己的真實」的痛快人生

日本當代最具獨立精神的自由編輯
指標性生活文化誌《POPEYE》、《BRUTUS》前編輯
木村伊兵衛獎得主 都築響一 40年體制外生涯總回顧
直探在現代社會「生存」的本質,重擊每一顆冀求新事物的心

「不要追求『不認識的某人』的真實,而是要追求自己的真實。這教誨也許就是我編輯人生的起點。」

都築響一,可說是日本此世代中最具真正獨立精神的自由編輯與文字工作者。
他於七〇年代擔任當時草創的文化雜誌《POPEYE》、《BRUTUS》特約採訪編輯,獨立前往美國等地採訪,
引進介紹許多當時主流媒體未關注的當代藝術,也間接替這兩份雜誌打下後來能引領流行文化至今的基礎。
但面對轉為高薪穩定的正職編輯機會時,他毅然拒絕,移居京都,繼續他的體制外文字工作人生至今,四十年來從未領過月薪,過著背離主流的生活。

「我永遠是個圈外人。對室內設計圈、藝術圈、音樂圈、文學圈而言,我都是外人。
我為什麼能夠在圈內採訪、做書呢?簡單說就是因為『專家的怠慢』,不過如此。
專家要是動起來,我只要當個讀者就了事了。他們不動,所以我才動。
而我勉強能將行動和工作勾搭在一起,雖然賺不了多少錢,但還活得下去。
我就像是不斷走在危橋或鋼索上,不論多久都抵達不了對岸閃著霓虹光的『版稅生活』。」

書名中的「圈外」一詞,在日文裡也有「手機沒有收訊」的意思。
作者這四十年來選擇背離體制,就彷彿「失去了主流社會的訊號」一般。
但在沒有收訊的人生裡,他卻看見了許多我們從未留意的事物。

在《圈外編輯》這本書中,他完整回顧了他這四十年的獨立職涯:
在《POPEYE》、《BRUTUS》工作時,他們從不開會、不做企劃、各編輯獨立運作,卻創造了一個個具有個性的專題報導;
離開東京後,透過一個個不同的編輯案及採訪,他逐漸建立起有別於主流文化的編輯觀點;
他刻意追求「普通」、「隨處可見」、「低俗」的事物,反而捕捉到了主流媒體漏失的文化觀察;
面對學院體制,他不屑一顧,認為體制外的藝術才有生命力,而最需要藝術的人,反而是社會中的弱勢者;
雖然他不斷出版文字、攝影作品,舉辦了大型個展,甚至獲得了有攝影界芥川賞之稱的「木村伊兵衛賞」,但他卻一直認為自己只是在「紀錄」而非創作;
而被問到認為不斷衰退的出版界會有怎樣的未來,他認為「走上末路的不是出版這個媒體,而是出版業界」,
透過自費出版、電子書、網路平台的興盛,內容將主宰一切,紙本書則將成收藏品;
在2012年,年近六十的他更開發了自己的網路平台,創辦付費制數位電郵雜誌,不斷追求新媒體的可能性,
更認為「科技是一無所有者的武器」,最後預估整個世界將進入一個「無潮流時代」,所謂的「流行」將消失……

「我是報導者,不是藝術家。報導者的工作是持續待在最前線。
戰爭的最前線不是總統辦公室,而是遍布泥濘的大地,
同樣地,藝術的最前線不是美術館或藝術大學,而是天才與廢渣、真實與虛張混雜的街頭。」

在科技為大眾消弭技術門檻,讓自媒體得以興盛的這個時代,獨立的文化創作精神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但在批判、背離主流文化之餘,我們該如何真正實現獨立精神?都築響一在這四十年生涯中身體力行所獲得的生命經驗,
以及他面對文化、媒體的觀點,或許正是我們可以參照借鏡的,也將成為這個追求獨立精神時代的一劑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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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臉譜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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