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足球總是快於言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足球總是快於言詞」
Photo Credit: Henrik Montgomery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帕慕克指「足球總是快於言詞」的含義,是足球被用作為宣揚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工具,它傳遞訊息的速度甚而比慷慨激昂的演說或洋洋萬字的論述更快。

文︰吳能鳴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又再來臨,俄國的土地除了是球員們競逐足球界最高榮譽的舞台,也是各國國家足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平日要閱讀大量參考資料或親身經歷才能理解的各國文化,用上短短一個月就能夠濃縮地在球場上呈現給世界各地的球迷眼前。故此,足球場也是訊息傳遞的平台,宣傳訊息、流行文化以至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都能夠透過十一位球員加上一個皮球傳遞。

難怪有人讚美會世界盃為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也不難理解何以本篇文章的主人翁、來自土耳其的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就曾經在一個訪問中所言︰「足球總是快於言詞。(Football is Faster than Words)」

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

帕慕克出身自伊斯坦堡的上流社會,自幼家人就給予最好的教育,在中學時期,帕慕克入讀的是伊斯坦堡最享負盛名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畢業後修讀的也是土耳其聲譽最高的伊斯坦堡理工大學,但帕慕克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對父母之命言聽計從的乖孩子,他在大學建築系修讀只是短短三年便申請退學,正式開始其寫作生涯。帕慕克最終向世界證明他的任性決定選擇正確,出道之初其寫作風格已經吸引文壇注意,甚至有人會以他的風格與文壇名家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比較。

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我的名字叫紅》奠定了帕慕克日後文壇的成就,本書的故事圍繞著發生細密畫畫家(筆按︰細密畫是波斯傳統技藝)的兇殺案作為主軸,但這部作品並不是一部偵探小說,而更像一部文化評論的小說,故事中的人物只是「載體」,細密畫只是代表波斯文化的「圖騰」,實際上書中討論的是傳統技藝與創新風格、本土與外來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帕慕克的寫作成就最終在2006年受世界的肯定,他在當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土耳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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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nas Ekstrmer / Scanpix Sweden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帕慕克手持諾貝爾文學獎獎章與女兒合照。

2008年土耳其在外國賽以第二名晉級,成功入圍歐洲國家杯決賽週,在比賽進行前夕,德國新聞雜誌《明鏡》(Der Spiegel)請來帕慕克進行訪問,帕慕克在訪問中大談自小的足球經歷與體驗。伊斯坦堡出身的球迷所支持的球隊無疑是費倫巴治(Fenerbahce S.K. )、比錫達斯(Besiktas J.K.)、加拉塔沙雷(Galatasaray S.K.)三支國內豪門其中一支,而帕慕克所支持的是前者、有「黃色金絲雀」暱稱的費倫巴治,被問到原因的時候帕慕克坦言沒有特別原因,尤如人們對宗教的狂熱一樣。

生活在電視轉播並未流行的年代,電台廣播是人們接觸足球的主要途徑,帕慕克也在訪問中談到電台廣播對於認識足球與創作的重要性,他談到電台廣播足球比賽教曉他一邊仔細聆聽一邊在腦海中想象的技巧,當然,電台旁述雖然要透過眼前所見的事物以語言來描述,所以必然有滯後,亦即是帕慕克所言︰「足球總是快於言詞」。

製造民族主義的機器

帕慕克所談及的「足球總是快於言詞」,不單指足球這項以視覺欣賞為主的運動項目難以用言詞所能即時表達,而是有更深層的含義。衛道之士往往認為足球與政治可以徹底分割,但這個想法未免太理想。帕慕克在訪問中分享對於土耳其足球近況的理解,他指出葡萄牙的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onio Salazar)以足球作為控制國家的工具,透過足球賽事麻醉國民、分散國民對社會矛盾的注意力,維持國家穩定,而土耳其的情況卻不同於葡萄牙,他認為︰

「足球在土耳其並不是麻醉國民的鴉片,而是製造民族主義、仇外思想與威權主義的機械。」(Here football is no opium, but rather a machine to produce nationalism, xenophobia and authoritarian thinking. )

帕慕克也特別談到土耳其國家隊在2006年世界盃附加賽落敗後與瑞士發生的衝突(筆按︰當時雙方總比數打成4:4平手,瑞士以作客入球優惠晉級,賽後土耳其與瑞士球員在更衣室通道打鬥,最終有多人被罰停賽),國內媒體當時以大量偏坦、陰媒論的報導去掩飾土耳其球員不合理的行為,感概土耳其足球已淪為為民族主義服務,不是為國家服務。

故此,帕慕克在前文所述「足球總是快於言詞」的含義是指足球被用作為宣揚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工具,它傳遞訊息的速度甚而比慷慨激昂的演說或洋洋萬字的論述更快、更有感染力。事實上,足球作為一個宣揚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工具在歷史上亦不乏事例︰西班牙球隊(或者更應該稱為巴斯克球隊)畢爾包(Athletic Bilbao)採用以巴斯克血統球員為主的政策,固然是宣揚巴斯克民族主義思想的代表;克羅地亞球星波班(Zvonimir Boban)的飛踢也成為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與獨立運動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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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Photo / 達志影像
1990年5月13日,波班當時是克羅地亞球會薩格勒布戴拿模(Dinamo Zagreb)的隊長,該隊在對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紅星(Red Star Belgrade)比賽時球迷騷亂,衝入球場毆鬥,波班起腳踢向一個追打球迷的警察。

要以足球宣揚民族主義,其實也不必要有如畢爾包與波班般獨特或極端的例子才能成事,簡單與一場國際賽的勝負,甚至是敵對國家的表現,只要有心人加以利用,就能達至宣揚民族主義的效果,看看《北京晚報》就日本擊敗哥倫比亞的評論報導就略知一二(筆按︰恥笑國足又是推動所謂「香港民族主義」的動力之一)。

生活在土耳其這個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帕慕克「激進」的言論——在《明鏡》的訪問中他更直指當時的土耳其國家隊主帥泰廉(Fatih Terim)為極端民族主義者——與其同情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族的立場在國內並不討好,在2005年帕慕克就曾經因為公開指控過去土耳其政權對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族人的屠殺,而被有關當局以「中傷土耳其民族」而被刑事調查,最後事件在國際壓力下得以平息(筆按︰巧合地《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系列介紹過的兩位作家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與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也有發起聯署支持帕慕克)。

速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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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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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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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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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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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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