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障礙、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

智能障礙、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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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機構內一再出現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為人為疏失,更是社會歧視與文化偏見對智能障礙女性造成的集體性侵。此種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社會集體對智能障礙者的隔離政策與障礙人權漠視,都成為類似危險事件的「沉默共謀者」。

文:陳伯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陳俊賢(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張恆豪(台北大學社會系)

日前,花蓮縣美崙啟能發展中心爆出疑似男性主管對機構內女性智能障礙者性侵事件,引起外界震驚。歷年來類似事情一再發生,究竟集中型機構式服務模式出了什麼問題?現行體制存有哪些疑慮?防範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保障她們被剝奪的情慾空間與性健康權?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安全」的迷思:隔離式機構中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困境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身權公約),第6條(身心障礙婦女)第15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6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第17條(保障人身完整性)、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等,都強調女性障礙者的多重不利社會處境,其權利必須受到重視,包括免於因 「障礙」與「性別」遭受不當對待。被安置在機構的女性智能障礙者,不但須面對社會對「障礙」與「女性」的雙重歧視,更面臨「智障」一直以來被幼稚化對待的社會處境,進而被剝奪「選擇住在哪裡」、享有「與社區融合」的權利(身權公約第19條),導致智能障礙女性遭受到「隔離式機構」、「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歧視與社會排除。

住在機構的女性障礙者遭受「剝削、暴力與虐待」等議題,暴露教養院、封閉的機構式服務,容易引發權利侵害的情況。封閉式機構服務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歧視的隔離管理方式,不僅限制障礙者的居住權利,減少障礙者與社區互動、他人連結的機會,更讓障礙者在遭遇性侵危機時,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對住民遭遇性侵害、猥褻或暴力事件時,機構容易優先考量組織存續利益,採取隱匿方式處理,犧牲住民權利,讓障礙者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傷害。因此,自1960年來先進國家就倡議以社區式服務取代機構式服務。

主流社會對智能障礙者常抱持幼稚化的想像­­——將智能障礙者視為「曚昧無知」的兒童,以至於當他們遭受性侵時,其表述或感受常遭受質疑,當事人需花更多心力說服,或透過「大人」代言,才能證明傷害的真實性。此外,智能障礙者成長過程常被告知「要乖」、「要聽話」,導致他們處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並遭遇不當對待時(如,機構管理者、教師),習慣選擇順從、隱忍與噤聲而非挑戰權威,使得其權益容易遭到輕忽與漠視。

機構內一再出現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為人為疏失,更是社會歧視與文化偏見對智能障礙女性造成的集體性侵。此種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社會集體對智能障礙者的隔離政策與障礙人權漠視,都成為類似危險事件的「沉默共謀者」。

A sad woman is sitting alone on the cold concrete behind a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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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

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與性剝奪

社會大眾對智能障礙女性常持有兩種衝突、矛盾的情慾想像:一方面「去性化」將智能障礙女性視為「無性」的「慢飛天使」,即便她們已達法定年齡,卻被認為只有小孩般薄弱心智,不懂得自我保護,需嚴加控管以避免遭受侵害。此想法強化社會以保護之名行禁止之實的家父長式歧視,讓智能障礙者在「情慾真空」的環境下成長;然而,當智能障礙女性跟「性」掛勾,又會被「過度性化」成為媒體眼中失控的「淫蟲」,或是「聰明巧詐」、熟諳利用生育竊取福利的「米蟲」。甚至,她們經常被描述為有「危險」基因,不能孕育「正常」下一代,造成一家皆智障這種「人間悲劇」的罪魁禍首。因此,智障女性被污名化為自私、失職的母親,無法提供小孩應有的照顧,讓子女身陷危險處境,進而合理化公權力對智能障礙母職的剝奪。

「去性化」與「過度性化」看似背道而馳的觀點,實則都為同一種社會偏見服務:認為智能障礙女性有缺陷、不是「完整」、「健全」的女性,所以不應享有情慾自主權。換言之,我們期待智能障礙女性不要長大、只當「天真」、「純潔」的天使,守護其童貞則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但當她們展現情慾、甚至成為母親後,則搖身一變成為危險女性、須小心提防避免釀成悲劇。這種「守貞安全、情慾危險」的情感判準,進一步體現社會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剝奪,認為她們不需要也不夠格成為一個「正常」的女人。

更加諷刺的是,此種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竟獲得國家與醫療專業的認可。譬如,衛福部出版的家庭計畫通訊上,便有「優生保健專家」主張智能障礙女性應行節育,其理由為:「家有智障兒女,對父母親而言是很大的負擔,父母的付出豈只加倍。隨著智障兒女的成長,問題只會更多」,加上「智能障礙者本身就是悲劇人物,家庭與社會更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來照顧智能障礙者」,因此建議「當智能障礙者的能力已經達到不能保護自己身心健康的程度,當然沒有理由讓其懷孕」,形同剝奪其性自主與身體完整的權利(然而這樣的觀點實則違背CRPD第6、17條;詳見:CRPD第三號一般性建議)。

這種政策取向預設的是生命「等量但不等值」,智能障礙女性不應享有生殖、延續下一代生命的權利。此種看似務實、公益取向的醫療化觀點,事實上是深具歧視意涵的生命價值排序,將智能障礙女性(與下一代)視為國家沉重的負擔、宣告其未來一點都不值得期待。

此外,我們發現教育也參與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與性健康權的治理,當智能障礙女性被認為「無知」、不懂得自我保護,學不會也做不到情慾自主,導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就會以預防與圍堵的觀點來回應智能障礙者的情慾。雖然,教育現場已逐漸看見智能障礙者的性需求,但更強調灌輸「正確」的性觀念,以便及早發現、及早預防不當性行為,杜絕性侵害的發生。然而,「預防」角度除了幼稚化與病理化智能障礙者的情慾外,「恐性」與「忌性」更成為她們理解自身情慾的唯一邏輯。發生與「性」相關的事情,智能障礙女性很清楚知道這是「不可以」、「很危險」的,卻很少被告知自己在性與情慾方面可以做甚麼?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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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者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卻很少被教育真正遇上該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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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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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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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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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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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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