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再認識(七):日本承認中國是「東亞中心」嗎?

中日關係再認識(七):日本承認中國是「東亞中心」嗎?
Photo Credit: 閻立本@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便認為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日本自從六世紀統一後,再接受華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

中國人(乃至不少外國人)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誤區,即東亞的天朝體系以中國為中心。這句話有意無意地把日本也當成了「天朝朝貢體系」中的一個「圍著中國轉」的朝貢國。這是完全錯誤的。

如前所述,中日最初接觸時,確實有日本島上「國家」,即《後漢書》中的「倭國」到中國訪問的事。西元57年和107年,分別有兩個倭國部落使者來訪中國,建立了中日之間最早的關係。239年,邪馬台國派使者訪問中國,帶回中國魏朝皇帝魏明帝曹叡冊封邪馬台國女王為「親魏倭王」的文書。如果硬要把這種關係,說成日本是中國的朝貢國,可能有一定道理。

但這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在中國絕大部分朝代,不管與外國的關係實際如何,都會把外國來使視為「朝貢」。比如,即便到了18世紀,乾隆皇帝也認為英國使者來中國是朝貢。如果世界只有中國史書流傳下來,大概這種說法就成為標準。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因此,如果沒有日本方面資料對照,單看中國資料,可信度要打個折扣。事實上,在隋唐之際,有日本方面紀錄(見下),日本沒有視中國為中心是非常明顯的。

第二,即便當時邪馬台國女王真的把中國當成宗主國,接受中國的冊封,也不能代表日本的態度。因為當時統一的日本根本沒有誕生過。正如假設在中國的戰國時期,燕國的國王向匈奴稱臣,那會相當於中國向匈奴朝貢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只有在日本統一過,或者至少第一次統一後,再向中國「稱臣」才有代表日本承認「中國中心」的意義。

無論如何,即便認為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日本自從六世紀統一後,再接受華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瞭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這和朝鮮、越南和琉球都不同。

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王貞平的《漢唐中日關係論》。我這裡引述一下相關的內容。

「日本中心論」是「中國中心論」的一個模仿。在日本史料中,「華」、「華夏」、「華土」和「中國」,都不是指中國(中原),而是指日本朝廷直接控制,律令能夠通行的地區。這當然也和「中國」一詞在當時並不是專指「中國」這個國家而是指一個國家的中心有關。因此,日本史料中的「華」和「中國」,都是指本州西南部山陽道和山陰道十六府之地。而「夷」是指日本西南列島、本州北部邊遠地區、北海道及蝦夷及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他們由於沒有開化之故,沒有做藩屬的資格(「不足稱蕃」),也在以後成為日本的教化對象。

而日本史料中的「蕃」,又分為外蕃和遠蕃,外蕃是指高句麗、新羅、百濟及渤海國等,而遠蕃指中國(唐),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外蕃」在給日本的國書上要把日本君主稱為天皇或皇帝,肯定了它們臣屬國的地位。

但「遠藩」中國絕對不肯成為日本的藩屬,相反卻要求日本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雙方不得不都是在一些文字上玩弄「一種文字,兩種解讀」的文字遊戲。好在,中日雖然同用漢字,但是在各自語言中有不同的細微差別,這在日文中稱為「一字多訓」和「異字同訓」。雙方就在這些細微的差別中各自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但不論如何,這表明中國對日本的獨立和要求相稱的地位是清楚的。在《隋書》中對日本的描述為「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這裡的大國,在隋唐之際是指中心大國而言,中國的四鄰須謙稱自己為「微國」。因此,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和中國的對等地位。

在唐朝之後,日本更沒有把中國當成中心的意思。日本與宋朝沒有(或很少)官方來往,民間來往倒是絡繹不絕,日本自然與宋是平等的。

蒙元時期,忽必烈從1266年派使節團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開始,連年派人前往日本,希望日本稱臣。日本斷然拒絕。蒙古因此出兵日本。如前所述,蒙古兩次攻打日本不果,也沒能把日本變成藩屬國。日本這時也自然不會把元朝當作中心。

到了明朝,朱元璋要構建天朝體系,於是也派人到日本「招撫」。可是幾經波折,只找到了一個日本南朝的親王「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把他當成是日本國王。這自然做不得數。到了朱棣,終於讓在訪問京城的日本使者,把冊封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的詔書帶回日本。但足利義滿雖然權傾日本,他本身還是日本天皇的臣子(雖然天皇是傀儡),在禮節上,也不能說日本成為明朝的藩屬國。而且,足利義滿接受冊封的動機,還是在於要與明朝通商,即「朝貢貿易」。這與東南亞國家(如暹羅)等的「朝貢」是一樣的,與朝鮮那樣基於「事大」的朝貢並非同一性質。在宣德朝之後,這種「朝貢」也走向衰落了。

到了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發動朝鮮戰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豐臣秀吉認為日本是「神國」,宣稱自己為「日輪之子」,有統一日本乃至治天下的天命。豐臣秀吉的目標還不只中國,還有整個「天下」,即亞洲。他遣使往琉球國、呂宋、高砂國、暹羅、南掌、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及葡屬澳門等地,要求她們俯首稱臣。這和明太祖朱元璋四處派人「招撫」一模一樣,企圖開創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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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Photo Credit: 狩野光信 @Wiki Public Domain

這種認為天下只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與「華夷秩序」思想同出一轍。可見,豐臣秀吉根本沒有把明朝視為中心。朝鮮戰爭戰事再起,也完全是因為中國要「冊封」 豐臣為日本國王,令其勃然大怒之故。

到了17世紀中期,原先沒有整合在東亞文化體系中的女真人,通過征服明朝而在漢地建立清帝國。漢人知識分子顧炎武把這個過程稱為「亡天下」,與「亡國」相對立:朝代的更替是「亡國」、是政權的更替;被被夷狄所征服後而滅絕了中華文明是「亡天下」。就連朝鮮與越南也暗裡帶著鄙視的眼光看待清朝。日本更把中國視為「華夷變態」,即韃虜橫行中原,把「中國」變成「蠻夷」。這時日本更沒有把中國視為中心之心了。到了近代,「華夷變態」理論正是中日爭霸的内在思想因素之一。以後篇章會進一步介紹。

總之,說中國是「東亞中心」是片面的,或者至少是不嚴謹的。中國確實把自己視為東亞的中心,東亞大部分國家也「圍著中國轉」。但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日本都沒有把中國視為東亞的中心。這種意識上的對等地位對以後歷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中日之間爭奪「華」體系中心的理論基礎,也是近代中日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