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階級頂層，男性確實從父權社會中獲取了最多的資源；然而，他們卻也同時喪失了成為受害者的空間。當討論到性侵害的時候，「權力」之下的退路渺茫，便更加明顯——「陰莖」是男性參與權力遊戲的入場券，「陽具」則是象徵鬥爭後的父權化身。

我們的社會向來習慣個人主義式的思考方式：愛拚就會贏，因此贏不了，只能怪你自己不夠努力。在這種氛圍下，我們很難看到集體性的結構問題。於是，需要發展一套自我調適的心理策略，讓我們既不必費心地思辨結構問題，又能合理化原本的歸因邏輯——「找出代罪羔羊」，如此看來是十分合理的做法。

瑞典通過積極同意，從此被告有舉證責任？我就沒有和對方上床啊！要我怎麼證明？女性主義者是要逼死男人嗎？我們剛好也在勵馨基金會「性別暴力防治與實踐國際研討會」的現場，聽了瑞典法官Hannell對於該國進行積極同意模式的簡報，提出了六組Q&A釐清大家的疑惑。

確實，女性和其他性／別少數，在父權系統中更容易遭受到暴力對待。然而，這不代表男性不會遇到類似的處境——迄今為止，對男性而言，揭露／接受自己遭受性／別暴力的事實，仍是一項禁忌。

是類預設著「不遵從就是不健康」的諸般正典，交織出既存的性／別法統，連袂部署了各種理所當然的社會期待；這些期待，正是造成許多人們苦痛掙扎的原因。

公共照護措施的匱乏，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它既是父權開端，也是父權產物；它在性別不平等的氛圍中誕生茁壯，再回頭鞏固了育養自己的性別不平等。

藉著揶揄乙武洋匡，男性試圖比較身體狀態，來顯露自己的陽剛資本；而貶抑那些選擇乙武的女性，則讓他們得以透過歸咎女性，來自我說服整套陽剛競逐規則、以及遵循規則的自己並沒有問題。

男人當然可以是女性主義者；「男人也被父權傷害」視使用的脈絡和方式，亦不一定是適得其反的負面口號。不過，一如〈懷疑〉所提醒的，男性在參與性別平等運動時，也需要不斷反思自身的優勢位置。

我們也必須釐清，為何相對而言集體男性更可以／可能利用裸露自我的方式，來展演性別權力。有時候，人們的不舒適不只來自於對「性」的賤斥，還有自己被迫成為客體、只能任憑他人對自己施展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隱晦權力。

「又不是被強姦只是摸摸」、「被摸又不會少塊肉」、「喜歡才摸你，大驚小怪」等言論，固然是女性在遭到性騷擾後，必須不斷聽到的父權語句，但它們有沒有可能同時也被父權社會用來對付男性（或其他性別的）受害者呢？

面對性侵害，我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一次承認。好，沒有關係。可是，可不可以至少，不要再給我們更多的否認了？

我們認為A片是一種素材，毋須過度浪漫化，但也不必妖魔化——意思是，問題不在素材本身，而是人們怎麼產製它、詮釋它、使用它。相較於管制審核禁絕勸阻，我們更傾向培養識讀能力，以及鼓勵不同版本的情慾表達。

光是從性侵害經驗開展，我們都能發現男性議題不會只有男性。「恐同暴力」在當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致使要繞過異性戀霸權的拆解，直接接住男性性侵倖存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同志遊行參與者能否裸露？」已是近年同志遊行每走必吵的經典話題了。如果非得順服主流意見地做個聽話的乖寶寶，才能夠獲得主流的認可，那麼這種認可，說到底會不會只是讓我們也能擠上那張特權的椅子，卻放任不公平的大風吹遊戲繼續進行的施恩綏撫？

當代社會對「完美勞工」的想像，往往是一種刻板印象化的男性勞工——他沒有家務工作或育幼托老的問題，這些「家庭內的瑣事」會由他的女人來負責。

風向新聞在一則報導機構性侵的新聞中提及「最常見的性騷擾發生在男性對男性之間」，讓我們非常好奇。於是我們找了一下研究全文，讀完後對照新聞內容差點吐血。

日前發生於世新大學的暴力事件，明顯屬於「跟蹤騷擾」（stalking）。對此，邀請大家「停止譴責受害者」、「想一想：法律能做什麼？」，以及「再想一想：法律之外，能做什麼？」。

指出事實，例如「戰爭中男性若犧牲了，可能英勇長存，但女性往往從此默默無名地消逝」，這是一回事；用「可能英勇長存」推論出「活下來才是『真的』慘」，則有否認對方傷痛的比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