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連士文一家在不同崗位上貢獻國家，但真正的愛國，無須經常放於口邊。

每一個都市，都應有多姿多彩的發展，各人都可發揮所長。

Dover這姓氏，源自這條位於肯特的河流，也是多佛這城市名字的來源，後來也成了這附近居民的姓氏。陶輝的祖先，可能來自這對岸是法國的沿海市鎮。

在歐洲生活久了的東亞人，暑假回家度假，有時很想給父母來個擁抱，卻又怕尷尬。特別是在寄住家庭生活過的，每早出門時都有這個家庭親切的擁抱，慢慢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2019年的香港，無數的青年人都被逼長大，他們當中又有幾人，渴望變回一條六角恐龍？

從流行的笑話中，我們都能一窺社會的側貌。

我們或許會想，假若默姨生於香港，而林姨生於德國，兩人的身分和聲名會否對調？

在捷克大學就讀的斯國學生，可以用斯洛伐克語寫作業和考試，不用書寫捷克文；這亦表明，捷克人不會視小國斯洛伐克的語言為方言，不會把用斯語寫的文字視為「口語化」。

瑞士政府根據《海外推行瑞士教育法》財政上資助海外的學校，並支援校內的瑞士籍教師以及瑞士語言及文化的教育；同一時間，德國政府也資助這些國際學校。

一些在港西人雖努力學習粵語，但卻欠缺練習機會而覺得洩氣，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假如大家在西方留過學，又或是上過歐美教授的課，都會發現好些學問淵博的學者，一手字也像刮颶風；更不要說同樣是專業人士的醫生，字體多也是鬼畫符似的。

港人對待洋人，也應學像西方國家對待華人移民一般：把他們當成香港的一分子，同時期望並要求他們盡當香港市民的義務。

失蹤者的家屬，一天未知道自己摯愛的下落，都像喉頭有道嚥不下的刺。

主持自私的舉動，令人反思到為何她會這樣做。正正就是因為有市場，有一群受眾喜歡和受落，否則她是不會拍這些完全違反常理的影片。

德國駐港領館的網頁，沒有柏赫魯（Eike-Edzard Bracklo）、哥德曼 （Wolfgang Göttelmann）以及前任各總領事的介紹，教人有點可惜。

西方許多民眾對疫情的判斷卻來自政府的資訊，令人都覺得雖然他們雖然從小學會獨立生活，但由於國家向來發達，安逸已久，一旦真正的危難臨到都會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應變。

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不反映市民普遍的智慧和應變的能力。不少生活在港的港人，在武肺事件上都驚覺原來看此教育水平高、知識水準發達的歐洲國家，可以有這麼多連基本邏輯都沒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