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觀念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就連現在罷工習以為常的法國，在歷史上也經歷過禁止結社的時期，而歷史的推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

那時候的台灣和現在的中國，最大的相同就是政府同屬專制政權，法律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服務的，而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每個人心裡都需要有一個小警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什麼話你不能說。

私刑與正義的討論跟相關言論，有如是對這個社會的一種考驗，考驗著我們究竟有多在乎「解決社會問題」，還是只在乎「個人不滿情緒的抒發」。

許多人把九二共識掛在口頭上，好像有白紙黑字一般，但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從頭到尾都只有「口頭聲明」，而且還是用放話的方式，連正式的函件都沒有。

「認同性解放的老師會強調性活動的實作，讓腦部與意志力尚未發展成熟的學生對性上癮」？如果去翻國中小學的課本就會知道，國小課本的重點都在「性別平等」，只有六年級才談到一些第一性徵（性器官）的不同。

觀塘案的實質正義見仁見智，但環評的程序正義確有很大的問題，而守住程序正義在民主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先有程序正義才能談實質正義，否則人民權力等於隨時暴露在被政府任意侵害的風險之下。

我們隨手分享出去的東西，會有可能有錯，但如果我們發現錯了，那也應該要承認自己弄錯了，而不是硬凹——接受自己會錯，那也許公共議題的討論的品質也可以更好。

有些人看到實驗的數據，就習慣性的直接相信因果關係，不但忽略了「實驗能否重現」的重要性，更可能誤將「詮釋的結果」和數據混唯一談，而把關連當因果了。

把政治當八卦談其實不是壞事。但如果只停留在樸素的正義，而沒有進一步思考自己說法的合理性或自省，這並不是關心政治或政策，而只是把談政治當成一種塑造自我形象的工具而已。

不管是什麼議題，性平也好，能源議題，環保議題也好，如果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理性討論，有一個很大的前提，就是資訊要盡量充分流通，這樣才有討論的基礎，如果對於基本概念的定義都各自解讀，各自用各自的想像去定義，那是討論不下去的。

根據立院黨團的「罰款價目表」委員會甲級動員未到或未表決罰5000元，重大議題罰1萬元，院會通通以1萬元來計算，且單日最高可罰3萬。有了這樣的罰則，當黨意和民意發生衝突的時候，立委會如何做決定呢？

也許是我們標準答案教育底下造成的某種遺毒，我們總很習慣的要分類，要提出一個說法，要趕快把對方歸類，卻忽略很多詞彙後面的意識形態聽者有意，但說者可能無心。

更不要說，李明哲事件背後有一個更大的人權被侵犯的問題，其實那個才是我們應該要去更在乎的，結果很多人只在乎李淨瑜的反應「正不正常」、「合不合理」，至於人權問題？無感。

要改善台灣的體育環境，除了制度上的革新，更根本的是我們也許該問問自己：我們真的在乎體育嗎？

當這些民意代表的行為荒腔走板的時候，身為公民的我們是不是要問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好老闆？我們有沒有替我們的選擇負責？

當一個有權力的人，要用他的權力去利用這個風向的時候，我認為身為公民，都應該要對這樣的行為睜大眼睛去看。

真正讓我們覺得丟臉的原因，在於他們的訴求，不是因為「抗議行為」的本身，應該批評的不該是抗爭的形式，而是抗爭的訴求。

這次罷免如果能夠走到第三階段，不管最後投票結果是成功或失敗，對台灣公民社會來說都是一個進步，所以樂見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