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香港，根據《基本法》，特首是雙重角色，即代表香港人民的利益，又代表中央的利益。這種「兩個老闆」是紙面上的，可想而知（也是現實），最後不得不淪爲只有中央「一個老闆」的尷尬。

辛亥革命是現代第一次思想啓蒙運動（革命宣傳和漢人民族意識的興起）的直接成果，也為第二次思想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奠定基礎。革命的成功與建國之後的短暫實踐，本身就是一次極好的啓蒙。比如，國家領袖應該是公僕，而不是父母官。

雖然反對派繼續選擇司法覆核，筆者認為勝出的機會很小。無他，（筆者認為）《緊急法》是合法合憲的，政府運用《基本法》，不是反映了「政府的惡」，而是反映了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惡」的内核。而這個内核，是港英時代的殖民地體制遺留下來的。

只要美國繼續視中國為威脅最大的對手，就會在可見的將來，堵塞香港這個漏洞。無論是直接廢除，還是在實質上架空《香港政策法》，香港都不再會有以往的地位。美國要考慮的，只是如何順利在香港撤退而已，且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上。

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中國獨特的一部分，成為中央集權視角下的「異端」。正如中國不少保守派抱怨，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人心未回歸」，無法「真正一統」。

由於「五十年不變」條款，在五十年期限內，根據通常理解，英國確實有權利和有義務，檢視條約是否得到履行。但更深一層，英國的權利和義務具體有多少，有什麽法律效力，問題就更複雜了。

政改長期是回歸之後香港政治的最大爭議點和角力點。一定程度上，政改長期爭議正是其他「新爭議」滋生的溫床。一天不解決政改問題，它就會繼續成為香港前進的障礙。

要理解香港不是中國，有悠久的自由傳統，也早已種下了民主的種子，反對派有很多支持者。要「剿」，要封殺反對派，即便能夠做到，也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

臺灣的「親中」與中國對香港的「收緊」基本同步。「臺灣紅利」不再是否香港形勢變化的原因之一？尚缺乏嚴格的因果分析，但這個假設很可能成立。這次香港阻擋修法之所以成功，再次和臺灣有非常深刻的關係。

美國右翼人士的邏輯是，美國實行低關稅是一種「讓利行為」，沒有美國市場，這些國家就無法發展。這種過於強調「施恩」的論斷，和中國強大起來後那種令人厭惡的「誰都靠中國賞飯吃」、「不能吃飯砸鍋」的土豪作風沒有什麽分別。

六四事件發生在東歐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骨牌式的倒臺之前（俗稱「蘇東波」），而蘇東波緊接在六四事件之後，很快就轉移了國際注意力，也分散了對中國的壓力。

在某種意義上說，六四事件的時機對中國政府是「幸運」的。它發生在東歐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骨牌式的倒臺之前（俗稱「蘇東波」），而蘇東波緊接在六四事件之後，很快就轉移了國際注意力，也分散了對中國的壓力。

雖然國際法庭對查戈斯群島主權的建議沒有法律效力，但從歷史面審視群島的主權歸屬，國際法庭也忽略的其中關鍵的細節。由於模里西斯先後三度接受英國的巨額補償，相當於「賣了」查戈斯群島，如今又有什麼理由要求英國歸還？

毛里裘斯要英國把群島「交還」，但無論是國際法庭的「建議」也好，聯合國大會的表決也好，都沒有法律效力，一句話，英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模里西斯要英國把群島「交還」給模里西斯，但無論是國際法庭的「建議」也好，聯合國大會的表決也好，都沒有法律效力，一句話，英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知識普及的後果就是，原先掌握「舊文字」的人處於高位，現在要讓位給提倡「新文字」的領導者。這是一種社會權力的轉移關係，也是話語權轉移的必要。當時很多「舊文字」即堅持用文言寫作的人，一下子從「文化偶像」的地位被貶低到社會進步的對立面，成為嘲諷的對象。

知識普及的後果就是，原先掌握「舊文字」的人處於高位，現在要讓位給提倡「新文字」的領導者。這是一種社會權力的轉移關係，也是話語權轉移的必要。當時很多「舊文字」即堅持用文言寫作的人，一下子從「文化偶像」的地位被貶低到社會進步的對立面，成為嘲諷的對象。

歷史學不等於文明，它只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中國歷史學中關注王侯將相的比例過大，也不等於整個中國文化的記錄中，只包含這些東西。中國文化記錄下來的原始素材極多，只是傳統史學界沒有一一細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