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而論，中國在二戰中：第一，中國戰場戰績不濟；第二，堅持不投降，在阻止日軍擴大進攻方面有貢獻；第三，參與緬甸戰役的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但無論如何，難以高估中國軍事貢獻就是了。

在這些數字中，「傷、亡」混為一談是一個模糊的地方。一個人可以傷很多次，但生命只有一次。把傷亡混在一起說，無疑加倍放大數字。

中美貿易雖然矛盾重重，但還有大量的空間可以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遠非無法互相妥協。貿易戰令兩方一道受損，肯定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我們反對的是極少數日本右翼分子，認為大屠殺僅僅只有幾百人，甚至完全不存在，虛構的。這些言論上升到否定歷史的程度。儘管這僅是極少部分人的主張，但已足以引起受害者的憤怒。

以往幾十年，美台高級官員之間的互訪都是一個禁忌。可見，《台灣旅行法》如果被執行的話，也違反了美國政府一向的「一中政策」。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採用雙重標準，就難免讓國際質疑。中國強調「世界是通的」，就不能「別人的地方是通的」，而「自己的地方就不能通」。

從另一方面看，既然這種爭議已經成為現實的政治問題，經過多年的宣傳也在中韓很多人心中已經變為一個象徵，參拜成為對一部分人的切實的心理傷害。

承認自己歷史有污點、有罪孽，一點也不影響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因為他們認識到，能夠反省自己歷史，正是他們最驕傲的地方，也正是中日兩國史學界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努尼斯備忘錄無疑大大強化了陰謀論者的這種想象。鑒於川普的支持者大都對陰謀論缺乏免疫力。公開備忘錄為川普「集氣」顯然非常有利。

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國的華人了，因爲美國華人長期都是依親移民的最大得益者之一，遷就非法移民對合法移民不公平，又是華人川粉反民主黨的主要動機之一。篤信川普的華人川粉都被川普的戲弄了。

到底用「謝罪」還是用「道歉」，本質上不是關於如何看待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考慮。中國難以答應的原因，是中國無法接受一個經濟強大的日本成為政治大國。

即便認爲伊拉克的海珊是「流氓政權」，但不會形容伊拉克是「流氓國家」，更不可能侮辱伊拉克人民。因爲侮辱一個國家與其人民，除了製造仇恨之外，絕對不會帶來任何的外交利益。

德國發動的戰爭，並無任何正義性可言，也無任何正面意義。但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直到今天史學界還無法完全否定其局部的正面意義。

日本根據一中原則，中華民國既然放棄了戰爭賠償權，就不可以再次放棄。後來中國接受這個說法，於是把賠償「權利」改為「要求」，因為「要求」可以重複提出，而「權利」只能被放棄一次。

在槍擊案頻發的美國，現在即便在亞利桑那這樣公開持槍的州，市民也一有異動就報警，警察就越來越經常面對可能危險的情形，也增加了濫權的機會。這簡直是惡性循環。

如果說在日本和台灣談判時賠償還是雙方拉鋸的項目，那麼在日本和北京的談判賠償問題時，北京就完全是主動提出不必賠償的一方。日本政客無不感激中國的大度，但是如果此後，中國以當時的大度作為指責對方的理由，這未免太過小家。

#MeToo作爲社會運動，雖然有追究個別責任的成分，但根本上是前瞻的而不是後顧的。其根本目的是改變社會範式，移風易俗，讓社會不再把對婦女人權的侵害默認為理所當然。

這個號稱「影響今後數十年」的稅改方案，有政治上爭取選民、刺激短期經濟、以及長期風險影響國際秩序這三個考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