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件中印尼籍的兒童，因為其雙親為失聯移工，其實際上無法享受台灣所宣示的兒童權利保障。這樣的困境，並非規範面的兒童權利無法涵蓋這個孩子，而是來自移工的支持系統的匱乏。

今年2018年的世界愛滋日主題訂定為「知道你的狀態」（Know your status），聯合國期待這樣的世界愛滋日活動，可以對第一個90目標推動有些幫助。

這次愛家公投共有三個題目，目的在於限制同性婚姻為隔離式專法，並取消國中小階段的同志教育。這樣的公投一旦通過，就會跟前面提及的落實性平教育、使用愛滋防治工具以及建立同性婚姻制度背道而馳，如此也不用多說，不僅無法扭轉悲劇主人公的命運，反而將會有更多與影片相似的悲劇產生。

現在反同婚三公投的提案方，或許就如同凱文一樣，他們因為害怕同性伴侶納入民法婚姻將會玷污他們對神聖婚姻的想像與實踐，因此他們只能與魔鬼進行交易，企圖利用公投推動專法，甘願讓人們受到「毀家廢婚」議程的誘惑。

蔡英文選前以「我支持婚姻平權」拿到一張好牌，選後卻儘量不主動談論與主導修法，想靠大法官釋字748號解釋提供兩年修法期限過後得分，避免保守派的反彈。如今婚姻定義公投的推動更顯其進退失據的窘境。

今年的世界愛滋日揚棄「聚焦愛滋」，希望廣泛地討論健康議題，以及加入各種勞動條件、性別平等、以及人權法律與制度的倡議。看得出來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及其他相關專門機構企圖突破過往只有愛滋相關研究領域及工作者才會關心愛滋議題的刻板印象與工作瓶頸。

歧視與仇恨言論，不僅只是沒有減緩或終結愛滋疫情的效果，反而更不斷地加深這些現象的範圍與規模。有許多愛滋工作者，深怕這些歧視、污名甚至仇恨言論，會大大打擊愛滋防治工作的推展。

「男同志是愛滋疫情的主因」的論點，長久下來不斷加深對於男同志的刻板印象，並且經由教育與媒體不斷的重提與灌輸，讓社會大眾十分容易地就將愛滋疫情與男同志聯想在一起。

目前台灣針對「90-90-90」目標的愛滋防治成果，分別為「75-79-85」，落後很多非洲及美洲國家。如果我們要提升對於愛滋防治工作的成效，找出維繫夥伴關係的方法就是當務之急。

輿論一味強調感染者告知與醫事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的義務，並非解決雙方醫病關係的最佳方法，應顧及結構面歧視及污名等因素，才不會過度僵化地引用法規，反而將醫病雙方推向互不信任的恐怖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