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怡翔的每月薪資總計約為25萬台幣，比起華府當地中高階主管或同等美國外交官，是非常非常少的，還不加上配偶需要辭職，在華府間無法工作，且可能斷送未來工作機會等犧牲。何況趙怡翔駐點的地方是在美國最貴的一區。

社會民主黨在上一次立委選舉的時候，常被批評不接地氣。我們可能在網路或某些特定的小族群裡很受歡迎，可是實際選票呈現卻和我們的預估差很遠。所以這次我們記取這個教訓，鎖定我們想要爭取的對象之後，很客觀地去分析目標選民的各種接觸管道。我們也發現一個很明顯的分眾化情況。

國民黨、民進黨之間最主要的差異，還是在於統獨立場和對中國的態度這件事情上。在這樣的大格局對抗之下，很多社會面向或其他議題都沒有辦法在這裡面成為社會上的主流議題，在我看來這是比較可惜的事情。台灣政治時常處在虛耗之中。

即使在尋求打破獨裁統治的社群，也不免會內化獨裁時代的思想。或許草原兇殺案也指出了台灣許多人自認前衛的價值觀有多淺薄：在事態嚴重時，可能就直接回歸到二元性的「完全負責」或「毫不負責」的保守看法，這無疑源自威權時代的心態。

媒體和公眾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反而以草原自治區的群眾為目標。而且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通常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

《地厚天高》的主題，你不需要認同梁天琦的政治理念也能感受到。有些觀眾看我的電影前，可能覺得自己跟梁天琦沒有關係，甚至很討厭他。看完電影後，或許會覺得梁天琦跟自己很相似。大家也是同樣的人，大家也是曾經有過理想。我的電影建立了這份連結。

梁天琦說他搞政治不開心，那時候我很震驚，因為他說這句時是他最受歡迎的一刻。之前我對政治人物的理解是，你受歡迎你可以贏得選舉。那為什麼他會不開心？當我發現梁天琦這一面向，跟我之前想拍一個很激情的作品，方向完全不同，所以我乾脆往比較憂鬱灰暗的方向去拍。

川普政府由波頓（John Bolton）和納瓦羅（Peter Navarro）這兩位被認作是「親台派」的人物領銜主導。面對波頓這位人稱「第二大危險美國人」（僅次於老闆川普），有報導卻宣布「史上最挺台灣的美國政府」即將到來。事實上，納瓦羅、波頓等人的親台傾向，只是一種反對中國的方式，並非真正關心台灣。

無論苦勞網如何主張他們的報導是並呈雙方說法，他們過去以基進姿態宣稱新聞本身必定有政治價值並無中立的事實卻吐露了真情──他們從一開始對於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平台」就有強烈的選擇性，迴避刊登左翼立場的台獨觀點，並略過與其世界觀不合的議題。而在統左觀點的同道成為眾矢之的時，苦勞網也同樣保持沉默。

右派國族主義者在政治上，總是與政府有緊密的連結。像是張安樂跟馬英九的姊姊馬以南，關係就不錯；或像史蒂芬・班農的一些美國另類右派政治人物，就在川普行政上擔任要角。而這樣的現象也會延伸到警界。郝龍斌當市長以及馬英九當總統時，就讓警察放任張安樂及其他人對太陽花運動造成威脅；而夏綠蒂事件也是如此。

中國侵台這個議題必須時時注意，但行動的呼籲得來自於對中國的詳盡認識所產生的理性評價，而非危言聳聽。

日本時代的台灣唱片產業，不僅隨商業利益變動，還受文化認同、音樂類別等因素左右。後來國民黨刻意打壓的情勢，更證明了政治的高度影響力。

我們最終應當從鄧健苓的文章以及予以刊登的苦勞網獲得結論，就是左統在政治上的破產。

70年前，有些最壞的事情發生在最好的人身上。70年過去，他們的故事從沒被寫在課本上，屠殺他們的兇手還高坐在紀念堂裡。

婚姻平權的一大進步，卻是性自由的一大退步，更是民法啟蒙精神與世俗價值的一大挫敗。

從機場到市區街頭，從工人到消費者，這場穆斯林禁令的抗爭效應，勢必將繼續蔓延下去。我們帶著恐懼、疑惑與憤怒，在2017年這最黑暗的開端，試圖在體制的邊境尋找集體反抗的可能。

王菲的演唱會，可以說是名利場，是中國社會金字塔尖端的階級派對。從拿不拿得到這場演唱會的門票，便能測試「你是不是中國重要的人物」。

或許，川普的當選是解決全球化不平等貿易的機會。如果美國並不能真的從全球化當中撤出，那麼，有效改善第三世界國家工人權力，或許是不錯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