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韓國的「通姦罪」遭宣告違憲。那台灣也有通姦罪嗎？而通姦罪有時反而是被性侵者的惡夢。

「徐自強冤獄案」被認為與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有關，侯友宜卻多次表示，他當時在北市刑警大隊，只支援辦案，未負責偵訊，連徐自強長什麼模樣都沒看過。然而，侯友宜如此的說詞其實是避重就輕。我們先從與徐自強切身相關的「黃春樹命案」說起。

讓國民成為法官，與職業法官一同審訊判案，目的在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讓更多元的觀點進入法庭。但若要讓制度發揮作用，必須讓國民法官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讓他們能問對問題，切中案件要點，針對核心進行判斷。那這些教育該如何進行？

我們都喜歡聽故事，對這些素人國民法官來說，當案情故事繼續進展下去的時候，會不會有意無意地將判決導向我們偏好的故事走向？什麼是我們「偏好的故事」呢？

我們真的有機會坐在法官席上，聽著兩造雙方的意見，檢視證據與法理，然後做出定人生死、奪人自由的判斷嗎？國民法官制度到底與我們有多近？我們可以先從目前已經發布的草案中，來估算看看我們能當到國民法官的機率。

如果有一天，我們打開信箱看到一張「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後續應該要做什麼呢？國民法官的權利、義務和注意事項又是什麼？而在哪些情況下，我們有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的權利？

我們的大腦其實不是那麼靠譜，在國民法官的草案通過後，我們有可能變成一日法官，你能確保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資訊、開庭之前媒體所揭露的訊息（當然包括目擊證人的證詞）， 不會影響到你的判決嗎？本文將介紹六大影響判決的因素。

被當作國民法官制度參考基底的日、韓兩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在其國內試行後，個別有什麼樣的狀況？本文將從司法官體系的僵化開始談起，試著一一回答上述問題，期望能有助於大家更了解這個制度的源起與流變。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由於司法程序太過於遙遠，若不能親自參與，僅透過傳播媒體單向傳述，容易造成對司法的誤解，而透過裁判員制度的實施，使人民親自參與司法，能理解法官裁判的艱難，也能促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

本文將試著從《違警罰法》時期的規定，檢視近75年來的規範變化，然後說明2011年修法中常被忽略的重點，以及不同性交易管理制度的利弊。而細究數十年來的性交易管制法規，可以知道專區制是早就一直都是存在的制度，而非該次修法才創立的。

在「檢視」被害人被害後的反應時，檢視者經常受到父權文化的影響，而對於「理想的被害人」有著諸多想像，而期待所有的被害者必須符合特定的樣貌。這樣的迷思一旦進入性犯罪的審判中，就會出現了許多審判上的「性侵害迷思」。

處理柯王關說案不是總統的職權，也不是行政院長跟總統府秘書長的職權，馬英九沒有理由叫江跟羅到官邸討論案情，也沒有理由指示檢察總長向行政院長報告案情。

如果說到兩公約就只有想到廢死，真的是把兩公約說小了，因為人權是很全面，而不是單只有廢除死刑這個項目而已。

本文將介紹關於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及有關於美國總統的知識，讓我們了解美國選舉和台灣的差異。

信賴保護，就是人民因為信賴政府的行為或法規，而做出一定生活上的安排，後來因為法規突然的改變，造成人民權益受到影響。

可能是因為在人民眼中做錯事的人是那個竊賊張嫌，所以在正義的蹺蹺板上一邊即便放上生命，也無足輕重。

國家的主權權利不僅需要對外宣布，還要運用實力來維持，在國力有限的前提下，花費國內資源去挑戰他國主權權利的主張、維護我國漁民權利的同時，是否也能先完備自己國家範圍的論述呢？

若是因為超時工作而生病或死亡，是否可以視為職業災害，進而向雇主請求賠償呢？勞工因為負擔不合理的工作量，所以才會生病、死亡，理所當然過勞死屬於職業災害，但是職業災害在訴訟上常面臨困難的問題，往往是「因果關係」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