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WTO框架的另一個重大威脅是，川普政府利用國家安全條款來掩護其對進口鋼鐵和鋁的歧視性關稅，這意味著其關稅肯定違反了WTO規則的精神。

在未來的經濟中，培訓永遠不會真正結束，各級教育的課程需更加靈活，並對不斷變化的技術和市場需求做出回應。但這種道路上的一個潛在障礙，則是缺乏訓練有素的教師。

歐巴馬的政治團隊當年對我們說，對於大規模刺激，要有盡可能多的理由，因為接近1兆美元的大數字會給政治制度造成「劇烈衝擊」。

美國參議員提議，企業要考慮包括工人在內的所有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為了使這一舉措更具意義且提高總體透明度，普通（非管理層）員工應該在董事會中獲得一些代表權。

剛去世的安南，曾經委託聯合國進行一項研究，分析為何在亞洲和拉美成功引導數百萬人脫貧並加速經濟轉型的「綠色革命」，在非洲卻未能實現。結果他發現，農民能滿足這片大陸的營養需求，但卻無法僅憑一己之力達成。

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發生了代價高昂的猛烈通縮。美元動盪是刺激歐洲從1993年開始走向貨幣統一之路的關鍵因素：1999年，歐元誕生。

美國增加土耳其鋼鋁進口關稅可能進一步破壞土耳其經濟信心，引發更廣泛的危機。此外，關稅讓艾爾多安能夠將國內經濟不利局面歸咎於美國，而不是自己的無能。

通過反對普雷斯帕協議，有可能阻止馬其頓加入北約。但即使受到壓力，普亭也不會承認自己反對希臘與馬其頓和解，更不用說為積極干涉希臘和馬其頓內政而道歉。

和其他組織一樣，大學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決定行為。這些行為可能與它們內部的一些小團體想看到的相悖，原因可能是價值觀有衝突，或者實現價值觀的實踐性存在差異。

聯準會反對改變通膨目標，理由是哪怕只一次，會有損於其確保物價穩定承諾的信譽。但如果今天的信譽，意味著可能限制你明天遊刃有餘地完成任務的能力的政策，還有什麼優點可言？

將衝突升級到眼看就要造成真正的經濟損失的程度，然後拋出他知道中國肯定會接受的和解條件，這樣就能回到貿易戰前的現狀，還能讓他看起來像是政治贏家。

即使總統的動機不是私利，選擇撒謊也必須慎之又慎。在決定用謊言作為治國工具之前，他應該考慮一下目標有多重要，是否有其他方式實現目標，以及欺騙是否可以遏止，還是會形成習慣。

川普自視為出色的談判家，他的支持者把他的貿易政策看成是他的成功的完美範例。但在最近與歐洲的談判中，川普顯然盡落下風。

除了扭曲的稅收政策外，IMF還迫使巴基斯坦財政部在缺乏任何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進行毫無計畫的開支削減，下場是公共服務的資金被削減得一點不剩。

川普和他的追隨者都著眼於一些其他大多數美國人並不常感知到，但迫使選民必須選擇一派的問題。這種具內在分裂性的「楔子問題」，經常引起政治對立雙方同等且相反的反應。

問題並不在於峰會本身。歷史證明峰會可以化解危機並達成增進合作、降低對抗風險的協定內容。但對峰會期望值過高，尤其是在缺乏充分後續準備的情況下，峰會只會增加外交失利的可能。

目前美國與日本、韓國和其他盟友共用情報，特別是對日本和韓國來說，川普的言辭與他自己的情報機構的發現互相矛盾，已經是一個非常令人擔心的問題。

英國政府發現自己無法讓議會通過任何現實的脫歐計畫。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英國就只有一個選擇：再搞一場公投來重新考量2016年投票得出的不可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