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政府的信任在美國便一直處於總體下跌。這表明著眼於政府在決定經濟機會中積極作用的進步政客，在選戰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也許解釋了左翼的應對為何如此膽小。

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並非註定要開戰。雙方對彼此都不構成生存威脅。美國和中國有時間管理好彼此之間的諸多衝突，未必會陷入瘋狂或恐懼。

當歷史學家回顧2008年金融海嘯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這兩個時期時，他們將不得不得出結論：金融海嘯後的相對表現是極為糟糕的。

債券市場所表現的長期利率對營商條件影響甚大，投資者的觀點對經濟現實的影響，不亞於經濟現實對投資者觀點的影響。

Facebook面臨可想而知的政治壓力改變做法，但它真正需要的是新競爭對手，證明能夠在把隱私放在首位的情況下仍能盈利。

蓬佩奧和波頓已經證明他們有能力與川普進行溝通，考慮到川普的總統任期已進入第二年但仍然未能與國家安全團隊建立穩固的聯繫，這不失為一項偉大的成就。

從一定程度上講，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對收入停滯和就業流失的反應，而造成收入停滯和就業流失的主要是新技術，但人們卻歸咎于進口和移民。民族主義被越來越多的領導人用來樹立權威，特別是在面臨困難的經濟和政治局面時。

雷根的貿易保護主義大部分都是與交易夥伴協商談判好的，旨在減輕出口商的經濟負擔。但川普硬碰硬的保護主義，可能會產生非常不同的後果。

馬來西亞嚴格而排外的伊斯蘭教興起，反映了國際趨勢和國內動態。多數民族馬來人——他們在殖民地時代被邊緣化，但現在享有極度膨脹的經濟和教育特權。

儘管互聯網跨越國界，但其所依賴的基礎設施（和民眾）卻屬於不同主權國家的管轄範圍。而主要國家有著不同的目標，其中俄羅斯和中國強調主權控制的重要性。

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財政部報告背後究竟隱瞞著什麼：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一項嚴肅的立法，努力降低了對各個日益具備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審查水準。

美國的財閥和他們的國會走狗，是否意識到由反復無常的總統執掌的笨拙政府，實際上並不適合維持和創造財富。正如在竊國政體中，那些捕食者經常會發現自己才是真正的獵物。

經濟出現衰退或大規模放緩的風險至少在未來一、兩年內不會在世界大部分經濟體中出現。但經濟增長並不能消除金融風險。

美國必須意識到不能僅侷限於防禦。國會呼籲進一步制裁是正確的決策，而川普拒絕推行國會已經通過的制裁則是一種錯誤。

社會被兩股政治裂痕所割裂：將少數人和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多數人分開的身份裂痕；以及將富人和其他人分開的財富差距。

美國及其歐洲夥伴不願意堅決反對它們的北約盟友土耳其，而只是敦促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克制。但強烈呼籲——美國最喜歡用的外交工具之一——很少能夠對戰爭狂熱者管用。

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影響還會延伸到一些非國家行動者身上，例如助長或阻止恐怖組織的招募活動。在資訊時代，成功不僅取決於誰的軍隊能得勝，還取決於誰的故事更動聽。

美國釋放出的信號十分混亂，決策的總統不懂得政策的微妙之處也不懂得外交之道，結果弄糟了至關重要的關係，反過來也掣肘了消滅伊斯蘭國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