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顧這段歷史，對當前的臺灣有什麼啟示呢？橫亙在書中的三個主要軸線，一是戰爭經驗的延續與轉移，二是對「民族國家」理想實踐的暴力性格的反省，第三則是國際政治與人民主權的難以調和。

川普勢力擴大意味共和黨會更趨於保守，如果有人對這股勢力感到不自在，或是認為這只是共和黨主流以外的右翼極端團體，主張與其交往只會讓民主黨與台灣更遠，這次選舉結果會迫使大家重新思考這些主張的現實性合理性。

我們不希望將來的歷史記載著是，中共藉著這次選舉來讓台灣民主蒙羞，民眾罵著弱智記者卻讓媒體開脫責任。我們希望的是，這次選舉讓台灣的媒體政治經濟學重新認清現實，為台灣的民主鞏固盡到責任。

將韓國瑜及張家當成農產業的救星，就像是找吸血鬼來開捐血車，找面具傑森當急診室醫生一樣。他們只是將農業當成恩庇侍從式的、家族式的企業在經營，如同韓國瑜在北農任內任意晉用大量「自己人」、任意發放工作獎金、有不滿意的員工就用調夜班等方式逼走一樣。讓台灣農業距離「公共化」、「制度化」及「透明化」的改革腳步越來越遠。

這次大選並無特別驚奇之處，川普並沒有一人扭轉全美民意、但民主黨也沒有真的召喚出海嘯，一切都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互相抵銷之下達到一個許多專家早已預期的結果，國內沒有人是最大贏家，當然國外也不會有。

沒去細看南韓發展的細節及政治文化的連結，只會胡亂責怪意識形態作祟造成發展停滯，凸顯這15年來，自己也毫無成長，就不要抱怨台灣落後南韓。

不論竹科、中科、南科，均與高雄絕緣，以及中國崛起後，高雄港貨櫃量急遽下降，高雄面臨轉型的迫切需求，這也是20年前，國民黨丟掉政權的原因之一。

對於台灣而言，德國的故事有什麼啟示？首先，政黨輪替是有可能帶來能源政策的翻轉。重大國家政策的反覆與修正，雖然帶來社會與政治成本，然而，這也是民主國家不可避免的常態。

在備課與教課的過程中，事實上，我常在思考的問題是：要如何講得有概念？要如何講得讓他們對歷史的思維方式感到興趣？要如何讓他們能正視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所想遮掩的傲慢，從而可以更具備對人性的普遍理解能力？從而可以更有自信更具包容心地去面對這個世界的紛擾。

地方政府該做的，應是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及福利政策，提供從娼者足夠的健康保障服務，並有效地做好嫖客施暴、淫媒剝削及人口販運防治工作，還有可行且非強制性的「退場機制」，絕不是「成立性專區」就沒事了。

社會學、地理學、人口學都研究人口遷移，但這些學科從來沒使用過「漂」這種術語。因為「漂」不是一般的人口遷移問題，而是在中國特有戶籍制度下才會產生的戶籍問題。

2007年安藤百福過世，結束了他97年的生涯，雖然人生的爭議不斷，甚至被冠上「負心漢」的名號，但回顧安藤百福的一生，他有所堅持，也有所轉變，並且善用時機，即使失敗仍不放棄，最後才能成功。

除了各種外在因素外，日本企業相對封閉的體質，導致了許多重大決策的誤判，而在體系的轉型與改變產生很大的困難。

英國1999年曾發生重大鐵路意外，後來因此成立了「鐵路事故調查支部」，而這個單位並非一個究責用的「追訴組織」，它存在目的只是要強化鐵路的安全。

我們要報導在韓國某地發生的意外消息，結果引述的媒體不是韓聯社或KBS等當地「韓媒」，而是沒在韓國駐點的朝中社或北韓中央電視台等「朝媒」內容做報導，這樣韓國記者與民眾看了作何感想？

近幾年因為宗教而起的糾紛很多，許多正派的宗教團體皆希望能訂定較寬鬆的《宗教法》，但是這樣的法律一出，劣幣與良幣都落入同一個袋子裡，真的有助於我們的宗教發展嗎？

中國政府推動一系列高鐵和鐵路工程，既是因為要釋放國內多餘的經濟產能和資源，亦同時賺取外國的基建建設收入。不過，這種大規模的跨境工程，又怎會沒政治目標？

並不是所有的保守主義者都鼓吹或從事暴力攻擊這些少數族群，但是一旦公共論述越來越常見到這種偏頗言論，卻沒有被譴責或制止，那麼等於縱容這樣極端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