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外交領域而言，顧維鈞發現，北京政府侷限於在技術層面對待不平等條約，而「未能向民眾提供一個明確的民族目標，並藉此有效地確立和實施其權威。」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

不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無不派系林立，朋黨紛爭，政潮疊起，顧維鈞能長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為官之道。顧氏說：「簡言之，我是不參與政治的，並努力置身於政治和權力之外。」

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小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邱吉爾一戰中的名言，「混混被抓住就成了懦夫」，這句話指窮兵黷武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艾利森並未意識到，這句話若用來形容習近平，同樣準確。

楊愛立剛剛展現過新女性獨立自強的正面價值之後，很快被要求扮演受到洋派思想腐蝕而墮落的浪女。由「新女性」到「壞女人」的轉變，背後是暗潮洶湧的、抗拒西方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反撲。

楊愛立的華人外貌，使她首當其衝成為被攻擊對象，攻擊者不會仔細甄別她是美籍華人，並沒有義務「愛中國」。

不少近代湖南人實際上將「本省擺第一位」，而將「帝國擺第二位」。比如，譚嗣同的老師劉人熙認為，實際上有兩個國家，一是湖南，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國——即當時的中華民國。

北京不可能不知道這種處理方式會引發一場「地震」，但事關政權的安穩，國際輿論如何也就只好棄而不顧了——蠻橫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大特色。

金庸的作品傳達的仍是儒家大一統觀念、君臣父子倫理，是《三俠五義》傳統之延續，俠儒合一，俠道互補，不是顛覆乃是維護既有的帝國秩序。

彭湃指揮農民殺人燒城，共產黨因此被當地百姓稱為「殺人黨」。到了後期，「反革命」的定義已擴大為：凡是藏匿家族富有成員的財產，均是「反革命」，均有可能被處以死刑。

蔣介石失敗前沒有想到的，也是彭湃生前沒有看到的，是一個有悖於常識的事實：規模很小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黃埔軍校的剋星。共產黨對農民講習所的壟斷，使農民運動成為共產黨的「獨門絕活」。

凱南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蘇聯擴張主義的起因，不過它「加了蜜糖的承諾」使得傳統的俄國觀念比以往更加危險而狡詐。如此蓋棺定論，亦可用到今日的中國身上。

彭斯的演講當然不是對中國宣戰，卻宣誓了一種更嚴峻的「圍堵」政策——今天的中共政權對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威脅，已然超過昔日的蘇俄。

鄭孝胥夢想在關外締造一個優於關內的「文化中國」和「道德中國」。若滿洲國在文化和道德上勝過中華民國，未來未嘗不可能重新統一中國，那樣的不世偉業甚至超過當年八旗勁旅入主中原。

鄭孝胥當過外交官，講求時務，精通新學，辦學、帶兵皆有成就。若早生30年，他極有可能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創建豐功偉業。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的三大意義或原因，振振有詞，天花亂墜，剝去其官話套話的包裝，歸根到底其實只有一點，那就是「集權」，集權於習近平一人。

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

那天路上的相遇準確地預示了中國將來發生的事情。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但那是不是一個「更好的時代」，賽珍珠與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此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