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輕信唐生智這個曾經的「反蔣派」，且長期未執掌兵權的「軍委訓練總監」，任命其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呢？

蔣介石知道雙方軍隊的戰力與士氣存在巨大差距，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對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還是出於外交需要。

習近平此前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其實是古老中華的「大同世界」或「天下體系」的現代翻版。只是這個詞更野心勃勃，它不僅僅侷限在東亞大陸，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華秩序。

呂雲章是極少直言不諱的婦女運動家之一。她對主席團的一份教育案提出批評，提案中有「養成博大慈祥的母性」的段落，她認為這是將女性視為「賢妻良母」的舊思想。

五四之後幾年，新興政黨挾其思想學說侵入學界，新舊道德的營壘遂完全打破，學界與政界難脫關係，學潮政潮互為激盪，有心人慨歎說，從此「學校成為黨部，學生變做工具，讀書求學遂成為反革命」，造成中國教育界的悲運。

蘇聯情報機關成功地通過偽造《田中奏摺》實現了「禍水南引」。由此，中日矛盾進一步激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變得勢在必行。在此意義上，蘇聯取得了戰略性勝利，其情報機關功不可沒。

蘇俄培訓中共人才的方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既有選送到莫斯科長期學習，也有派教師和顧問到中國來建立學校，黃埔軍校即是其中之一。

在李柱銘的論述裡，香港獨立是一個被共產黨壓迫出來的負面價值，只要共產黨對香港稍稍恩賜一點民主，港獨就會煙消雲散。然而，越來越多追求香港獨立的香港年輕人完全不認同這種看法。

小小一個球，牽動習近平的心。習在一次關於「中國夢」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夢必須包含「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足球夢」。由國家元首親自過問足球，只有獨裁國家才有此種奇觀。

就外交領域而言，顧維鈞發現，北京政府侷限於在技術層面對待不平等條約，而「未能向民眾提供一個明確的民族目標，並藉此有效地確立和實施其權威。」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

不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無不派系林立，朋黨紛爭，政潮疊起，顧維鈞能長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為官之道。顧氏說：「簡言之，我是不參與政治的，並努力置身於政治和權力之外。」

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小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邱吉爾一戰中的名言，「混混被抓住就成了懦夫」，這句話指窮兵黷武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艾利森並未意識到，這句話若用來形容習近平，同樣準確。

楊愛立剛剛展現過新女性獨立自強的正面價值之後，很快被要求扮演受到洋派思想腐蝕而墮落的浪女。由「新女性」到「壞女人」的轉變，背後是暗潮洶湧的、抗拒西方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反撲。

楊愛立的華人外貌，使她首當其衝成為被攻擊對象，攻擊者不會仔細甄別她是美籍華人，並沒有義務「愛中國」。

不少近代湖南人實際上將「本省擺第一位」，而將「帝國擺第二位」。比如，譚嗣同的老師劉人熙認為，實際上有兩個國家，一是湖南，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國——即當時的中華民國。

北京不可能不知道這種處理方式會引發一場「地震」，但事關政權的安穩，國際輿論如何也就只好棄而不顧了——蠻橫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大特色。

金庸的作品傳達的仍是儒家大一統觀念、君臣父子倫理，是《三俠五義》傳統之延續，俠儒合一，俠道互補，不是顛覆乃是維護既有的帝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