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為什麼給這些法西斯分子簽證和居留權呢？他們並不願適應西方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而竭力將中國的不文明（野蠻）的生活方式帶到西方，並企圖一步步改變西方。西方不能對這場已淹到腳跟的「黃禍」毫不設防。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尤其稱帝之舉堪稱袁世凱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然而，袁世凱並非獨裁者，甚至還對反對他稱帝的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其人品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

中國人的人權和自由，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爭取，而不能依靠美國人的賜予。如果中國人「自願為奴」，即便美國人將人權和自由像免費的禮物一樣帶到中國，中國人仍然不會接受並珍惜。

我在台灣訪問的時候也遇到過一些從中共的洗腦教育中覺醒過來、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中國學生，但這類學生屈指可數，其他九成以上的仍然是「納粹中國」的「習特勒的孩子們」，他們在我演講時奉命前來鬧場，根本不配到自由世界留學和旅行。

如果中國人每一年的紀念六四的活動都只是年復一年地譴責、咒罵兇手，歌頌、讚美死難者及其家屬，這樣的紀念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30年後，對六四的記憶和紀念，理應錘鍊出深邃的反思精神，這些反思精神進而結晶為解構觀念：解構中共並解構中國，正當其時。

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小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中共的邪惡不是憑空產生的，不單單是被馬列主義這種「外來思想」所毒化，而是中國文化自身就蘊含了致命的毒素。因此，將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一分為二是毫無意義的，是自欺欺人。

中共統治模式和中國人德性的複雜性與奇異性，超越了此前任何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及分析工具，在新的可以對中國「庖丁解牛」的「屠龍刀」出現之前，任何預言都難以讓人信服。

習近平此前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其實是古老中華的「大同世界」或「天下體系」的現代翻版。只是這個詞更野心勃勃，它不僅僅侷限在東亞大陸，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華秩序。

彭斯的演講當然不是對中國宣戰，卻宣誓了一種更嚴峻的「圍堵」政策——今天的中共政權對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威脅，已然超過昔日的蘇俄。

在歐洲大國中，義大利極少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卻沒有料到，中國不僅戕害本國國民的人權，還要將中國模式推廣到全球，包括義大利在內。

我的寫作從來不以贏得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為目標。如果中國人將我當著敵人，恨不得食我之肉、寢我之皮，就表明我戳到了他們的痛處。

北京不可能不知道這種處理方式會引發一場「地震」，但事關政權的安穩，國際輿論如何也就只好棄而不顧了——蠻橫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大特色。

劉鶴跟共產黨有著「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他有想過為父親報仇嗎？共產黨政權的最邪惡之處就在於，它在殺死父親之後，還能讓兒子對其忠心耿耿，甚至前仆後繼地為其服務。

中共當局給李志安上一個「行為不端」的罪名，是因為他的歌曲對中國的現實及歷史的強烈批判。如今的中共，如同行將就木的重病患者，害怕具有顛覆力量的文字，也害怕具有顛覆力量的歌曲，自然就將李志當著眼中釘、肉中刺。

在李柱銘的論述裡，香港獨立是一個被共產黨壓迫出來的負面價值，只要共產黨對香港稍稍恩賜一點民主，港獨就會煙消雲散。然而，越來越多追求香港獨立的香港年輕人完全不認同這種看法。

高天才既然是美軍的一員，一旦中美爆發戰爭，她當然不假思索地與中國作戰。就如同作為美國公民的我，雖然不是軍人，但在價值、情感和法律等若干層面，都義無反顧地站在美國一邊一樣。

我跟鄰家的老爺爺聊天，他告訴我說，他們一家是逃離越南共產黨統治的船民，經過九死一生才抵達美國、開始新的生活。幾十年來，他們始終拒絕回越共統治下的家鄉探親。他說起越共來，簡直恨之入骨、咬牙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