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會問：「兩個男高中生聊天有什麼好看的？」這就要從日本近百年的搞笑表演「漫才」說起。

常被要求要在我的藝術創作中增加阿拉伯書法、伊斯蘭符號或是相關政治議題。我不想要自己身上反映出這種西方投射，也不想要伊朗方面因為這樣對我進行審查。

畢卡索展現了創意不是要增加什麼，而是要刪減。點子需要精鍊、簡化、聚焦。這也是蘋果電腦努力傳達給自家設計師的訊息：廚師以簡化來增加風味，藝術家以刪減來獲得純淨。

2018勞工影展的開幕片《工人搞公司》討論的是「經濟民主」的議題：該片並沒有讓「經濟民主」變成理想主義的空包彈，它以美國Equal Exchange合作社為例，證明民主式的經營模式是可行的，而勞工更可以在這樣的體制中，展現其才能並創造自我實踐的價值。

你知道電影中的鏡子是如何拍攝而成的嗎？文內將說明拍攝鏡中成像時，經常使用的攝影手法，並以多部運用鏡子拍攝場景的電影為例，分享這些電影是如何巧妙「騙過」觀眾眼睛，達到虛實交錯的視覺呈現。

玩世不恭的艾倫．阿貝爾已然成為當代最成功的惡作劇專家，簡直成為了某種邪典英雄。如果說要歸納出阿貝爾惡作劇的特色，便是他從來不怕打持久戰。

雖然我對政治知識相當薄弱，但也耳聞轉型正義在平反過去集權政府與白色恐怖之壓迫，東廠正是壓迫構陷與不正義的典型，搞轉型正義搞到自比東廠，這種要求我想十萬鄉民大概都沒聽過。

在日本，一個人最有價值的時刻，也可能是在自殺之時：如果選擇臥軌，鐵路公司會向家屬索取鉅額賠償；若選擇跳樓，物業公司會向家屬收一筆清潔費。活著的時候計較產值，死去的時候計算損失，這是勞動者身上被清楚精算出的數字。

誠正的學生告訴盧德真，他們在那裡的三年有如人間蒸發，人生中最青春的年月一片空白。後來攝影師提出其影像計畫，最初僅想從學生個人為出發，為他們消失的時日留下紀念。

我一直認為人類之所以不選擇「正解」，就是因為正解總是最麻煩、最不便的一條路，所以只要稍微降低道德的標準，其他簡而易辦的方法就會躍入眼裡。

和「藝術」一樣，「美」與「美麗的事物」難以用嚴謹的哲學來定義。但和藝術不同的是，一旦美與美麗的事物與「神」、「真實」、「美德」、「良善」等概念脫鉤後，哲學家就對它們不感興趣了，許多藝術家也會貶低美與美麗的事物之重要性。

母親依然躺在我的膝蓋底下，我感覺自己就像是被俘虜到黑暗又沉重的絕望感裡。難道這一切都不是夢嗎？母親真的叫喚過我嗎？莫非她是在求救？還是要我放過她？

2018勞工影展即將再次放映《高山上的茶園》這部金穗獎得獎作品。關於移工故事，扣連著社會環境的層層壓力。有多少台灣人能理解這種「回家的慾望」？值得你亡命天涯，甚至剝奪自己的良心、背叛友情、愛情？

堅持做這件事情，牛犁協會表示，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那裡的人必定會充滿著感情。當他們需要回家的時候，會知道家的方向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