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經濟邏輯會帶來專業化，隨著國際間的聯結深化，有些國家會增加製造業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另一些國家會加強農業與礦業專業化，這種情形對窄廊的形狀會有什麼影響呢？

單一考古遺址有可能接連受到古代盜掘者、十九世紀考古學家、現代盜掘者，以及解放後的考古學家所挖掘，挖的全是同一塊地方。人們來來去去，就像一個個的王朝與政權，沙子移開，填回，然後又移開來。

我在埃及觀察到規模各異的中國商業活動，小至中小企業主，大至拿政府資金的大型計劃，而這些活動的結果一概取決於同樣的社會議題：女性地位。女性內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覺，嗅出一種從埃及的性別差異和婚姻傳統生財的聰明方法。

哈利王子的全名是「亨利・查理・阿爾伯特・大衛」（Henry Charles Albert David）。也就是說，他的本名是「亨利」，一個已很久沒有再出現在英國王室的名字。原來，英國王室會棄用一些名字作為潛在的君主之名，而「亨利」便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結婚是「兩姓之好」？為什麼女生沒有繼承權？為什麼以前養子女這麼稀鬆平常？招夫、招婿又是什麼樣的制度？

為甚麼人們在戰爭中仍要保護藝術品與文物——或摧毁它們？

威尼斯人沒這麼急著怪罪教會，或為黑死病尋求跟上天有關的理由，也許因為事實是威尼斯人不像大多數歐洲人，他們可是行遍萬里路，見到過黑死病摧毀蒙古人和穆斯林，就跟摧毀歐洲基督徒一樣徹底。

威尼斯人是資本家，因此也非常自我。他們珍視自由，不信任集權，所以他們的總督都是由人民選出來的。這也就是他們為什麼對於總督王朝的概念很敏感之故，雖然有許多總督都徒勞無功試過想要建立一個。

在專制國家打造的恐懼和鎮壓，以及暴力橫行、無法無天狀態這兩種情勢傾軋下，出現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通道。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

我認為，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蔣委員長最對不起的人，第一，是大陸的老百姓，第二，是抗戰歷史真相及抗戰中犧牲的二千餘萬的無名英雄。

整體而言，身處道德判斷的困境與兩難時，斯多噶哲學可以讓我們從有限的生存環境獲得超越，與安身立命的生活指引。在談論斯多噶哲學時，我們需要強調的是「超越有限性」的概念。這裡的「超越」並不是達到某個終極性目標，而是釐清生活中的無知、避免不悅的情緒、轉換人生的態度，並獲得幸福的生命。

如果以九一八事變為抗戰開始時間，是自外於二次大戰，實乃自貶抗戰的光榮與驕傲。所以，吾人必須清楚瞭解，局部抗日行動與八年全面對日抗戰，絕不可混為一談。

恰當的知識能阻止人說教。若我知道我要講的你都知道了，我就不會對你說教。反過來說，說教者往往不是特別有知識，而是特別無知，連自己要講的東西對對方沒幫助，他都不知道。

佛法與華人文化所言的「心」，和西方心理學所言的「心」，並不是在同一基礎上，因此值得深入探究，再行對話與參照。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對「心」的觀點，有截然不同的指涉。

可以說，榮格的非洲之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旅行，就是榮格所謂「如夢如幻的印度」之行也無法與它相提並論，因為，印度有自己已經成熟的東方文化，而非洲人卻一無所有，就像原始人一樣生活在集體無意識之中。

天才放錯地方就成了笨蛋，我們是政治笨蛋，因為我們不是演化來處理現代民主政治的。然而，基因演化不決定一切，要長成正常人，我們還需要後天的營養和教育文化，面對我們的演化缺陷，這些都是施力點。

一個聲音能讓人們產生多種反應，這就是「聲音地景」最為複雜與饒富趣味的地方。我們舉一個台灣人熟悉的例子：垃圾車。

雅各比甚至狠狠批評，康德嘗試利用理性來解釋道德，實在是令人感到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