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位已卸任的解剖老師所告訴我的：「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把頭顱裝在水桶中帶回家了。」要瞭解今日解剖室對死者心懷慎重敬意的普遍，就得回顧過去醫學史中彌漫的極端無禮。很少有科學領域是像人體解剖這般奠基於恥辱、敗德和錯誤的公共關係上。

就像巴貝，祖契柏自製了十字架，除了2001年有幾天被送到外頭修理歪曲的架柄之外，這個作品立在他位於紐約郊區的車庫中已經40年了。和巴貝不同的是，祖契柏不用屍體，反而有幾百名之多且活生生的自願者。

當智慧型的居家產品能夠為居住的人的喜好自動調整氣溫濕度、燈光明暗等細部，或當微型體內醫療機器根據病人身體狀況打藥到心臟裡，這是機器在主宰人還是人在使用機器呢？

她要我去詹森太空中心拿一份簡介資料。我回家後讀了，內容相當簡單：到哪裡去、穿什麼衣服等等。接著我翻開視力檢查的部分，上面寫著：「你會接受一系列密集的視力檢查。我們要求你們當中戴隱形鏡片的人，檢查前2個星期不要戴。」我讀到這裡，知道自己有麻煩了。

我33歲了，大多數時候，對於生活中最重大的問題，答案總是「也許吧」。星期一上午，這次的答案要嘛「是」，要嘛「否」，不管是哪一種，我整個人生將從此不同。星期天晚上，我把丹尼爾放上床。他才剛9個月大，我還記得，我俯看著他說：「明天我們就會知道，你爸爸是不是太空人了。」

良好的光電設施應該要斟酌個別土地（含水體）特性，選擇適合的設計方式與PV模組，以尋求跟設施基地環境的和諧化，而不是一味追求利潤，而做過度的地表遮蔽，也才可能談得上農電或漁電共生。

2003年，夏威夷島上變得安靜許多，因為愛唱歌的公蟋蟀「封麥」了。難道是因為唱到「燒聲」？不唱歌的公蟋蟀魅力全失，這下該如何吸引母蟋蟀的注意？那就要從1991年說起了。

真要具象化來比喻腦部運作的話，腦並不是大房子，而是一座雄偉的宮殿，到處燈火通明，熠熠生輝。所有房間的燈都是亮著的，因為幾乎每個房間都有事情要做。總而言之，腦子的運作方式和我們習慣的職場世界，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這裡的重要訊息是，就像藥物，環境和行為也能改變大腦。正因為如此，環境和行為具有成為藥物成癮解毒劑的強大潛力。

跟「知覺」相關的心理學概念，包括了能應用於藝術和設計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與社會互動、察言觀色密切相關的鏡像神經系統，受人機互動領域重視的「功能預示性」（affordance）等等。

基因確實造就個人之間的差異，可是卻非身分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還有很多有關基因的知識要學，現在知道的可能連皮毛都算不上，在後基因體時代，我們正在學著如何解讀和編寫我們自己。

過去人們都以為「政治家們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偉大理想才投身選舉」，但現在你明白了其實事實正好相反。事實是「政客們是為了贏得選票才刻意去修剪他們的政見，並把這些政見包裝成偉大的理想」。因為只有討好選民的需求，他們才能夠獲得選舉的成功。

對於防震來說，臨震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盡其所能穩住自己、不讓自己被壓到砸到」，而實際上我們多數能做的事，都是在「事前的準備」上。

許多CRISPR用來治療人類疾病的研究都有令人雀躍的結果，而歐爾森的研究是最新的發現。在過去，研究人員也曾成功地在實驗室裡切除愛滋病患細胞裡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在活體鼠類上也有成功的案例。現在也即將以乙型地中海型貧血和鐮刀型紅血球疾病做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