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如何到夢想的彼岸?尋找移工們的遷徙地圖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都是為了生活來台當移工,但一切是否真的值得?

2020/0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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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Photo Credit: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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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代表一段屬於移民工的故事,一段由無數個1095天交織而成的故事。希望透過文字的力量,帶領大家走入外籍移工/新住民的生命,理解移動的歷程與心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年輕的印尼移工納多與凱蒂,雖然在台灣工作的重要目的是為賺錢養家,但他們也體認到不應虛度光陰,他們透過空中大學、中文課程等機會,在台灣自我提升。

文官安妮、陳翰堂

卡蒂妮(Raden Adjeng Kartini:「Habis gelap terbitlah terang」(黑夜過後即是光明)

「今日大家藉由站上這個舞台,提升外籍女性移工的尊嚴,為了美好的將來、為了親愛的家人、為了父母、為了孩子,也為了自己付出,因此我們在這裡一起爭取所有女性的權益,現代的卡蒂妮們,我們一起為了自己付出」,2017年筆者在東協廣場一樓金字塔舞台前,聽擔任台中的印尼女英雄日總召Pindy Windy用印尼文致詞,台下的印尼移工有男有女,擔任工作人員的印尼人穿著土耳其藍為主色的蠟染服飾。那是筆者首次參加印尼節慶活動,現場印尼多樣繽紛的傳統服飾與國歌齊唱,當下讓人感到震撼,是什麼力量讓這些海外印尼人團結在一起?

卡蒂尼這位在19世紀末的荷蘭殖民印尼後期,從事平權運動的爪哇女性,訴求讓印尼女性也能享有受教權,時至今日,卡蒂妮的意義又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詮釋意義與責任。筆者隨著好奇心開始認識印尼移工,聽得、看得越多,心裡卻也越多困惑,跨國工作成為移工,對這群在台工作的男男女女印尼移工們來說,現代卡蒂妮的意義是什麼,現代卡蒂妮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個選擇又讓他們/她們負擔或創造了什麼樣的生活。

我國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的印尼移工人數截止至2019年12月底約為27萬6千人,產業類與社福類各約7萬4千人與20萬1千人。當1095團隊在2018年10月與印尼友人於中爪哇沃諾索博(Wonosobo)閒逛,幾次遇到街頭小販以中文問候,表示曾去台灣工作過。國內媒體《報導者》曾在2016年與2017年連續兩年至印尼製作移工專題報導,分別於東爪哇外南夢縣(Banyuwangi Regency)與中爪哇的直葛市(Tegal)採訪,當地6萬人的村落Tegaldlimo,有8成女性曾經或仍在台灣工作,中爪哇的直葛市(Tegal)人口20逾萬人,每年有5千多人赴台從事漁業工作

「外匯英雄」(pahlawan devisa)是印尼政府給予海外移工們的稱呼,宣揚其賺取外匯為國家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但與越南相同這類經由國家正名且鼓吹的跨國工作,並非如此美好,其背後的國際政治經濟、階級、性別與家庭的結構,以及移工與結構間的互動,需要詳加探究。我們可以看到如同移工教育團體One-Forty分享一篇篇的印尼女性對自身未來的期許,Yusni自學中文八年下來,流利的聽說讀寫能力; Suwarni在台工作11年計劃回國與女兒一同至丈夫工作的城市租店做生意。

同時,根據我國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的統計資料,2012年至2017年期間,外籍移工申訴的性騷擾案件分別有232、319、346、316、289及278件;性侵害案件數則為86、64、65、49、42及40件。在2019年3月由「台灣移工聯盟(Migrants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 MENT)舉辦的「廢除/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討論會,與會的印尼移工代表表示印尼仲介普遍超收仲介費,並且將政府規定的仲介費以銀行貸款包裝,讓他們來台灣後再按月償還,費用介於台幣12萬至14萬之間。在不同的事件之中,印尼移工處境似乎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徘徊,我們該把移工處境歸因於個人選擇帶動的命運分歧、亦或制度、結構限制下無法迴避的悲劇。

那些關於移工的正面、負面、積極、消極敘事中,移工們的主體能動性,展現於一連串的制度與文化衝突中,有移工帶著成功經驗返鄉,在母國重新開始新的人生;也有移工無法忍受剝削、性侵與性騷擾,因求助無門而選擇逃離工作;亦有移工在獲得社會關係連結後,成為捍衛移工權益的運動者。筆者團隊企圖透過我們的問卷與訪談成果,希望讓讀者們與筆者團隊一同重新思考現代卡蒂妮的意義,與正視跨國移工就在我們的生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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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1095文史工作室
2017年,「讓東協廣場亮起來」記者會暨成果發表會舉辦於東協廣場三樓的「SEAT南方時驗室」。

為生活,只好離開

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最大的國家,其國土約191萬9千317平方公里,其人口數在2018年已達約2億6千萬人。雖然2018年印尼國內生產毛額10,752億美元,經濟成長率達5.17%,但其平均國民年所得只有3,927美元(約12萬台幣),儘管2015年印尼政府訂定每年的基本工資調升算式,為前一次最低工資+(前一次最低工資x(當年度通貨膨脹 率%+當年度GDP成長率%),但因2002年1月實施地方自治,最低工資調整的權力下放置各地方政府,故印尼33省的基本工資均不相同。

例如,2019年印尼基本月工資最高的地區位在西爪哇的加拉璜市(Karawang County)折合新台幣為約為9千3百元,而最低則是日惹省(Yogyakarta Province)僅有約3千4百元,兩地間基本薪資有近三倍的懸殊差距。印尼統計局2018年的資料顯示印尼的貧窮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約為9.82%,印尼的貧窮線門檻約為月收入34萬5千386印尼盾以下(約為750台幣)。因此許多印尼人不得不往海外工作。

根據世界銀行報告,2016年約900萬名在海外工作的印尼移工替國家賺取約90億美金的外匯,佔當年印尼總體國內生產毛額的1%。印尼海外移工的人數分佈上,馬來西亞佔總數的55%;沙烏地阿拉伯佔13%;台灣佔10%;香港則為6%和新加坡的5%,但其中有約430萬名的移工是以沒有合法文件的身份出國。

國家賦予的外匯英雄美名並非如此美好,除了前述430萬名無證移工因缺乏合法身份而帶來的風險之外,合法出國工作者回國時還可能因持有海外勞工卡而遭到海關勒索。外匯英雄的美名除了讓移工遭到國內海關勒索的問題,更多的是政府在移工權利保障上規劃與執行的政策意識問題。

印尼女性遠赴海外從事的家庭照顧業,實質上為高風險高壓力的3D產業(Dangerous、Difficult、Dirty),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在2015年第一任任內,表示輸出印尼女性擔任家務工作是一種羞恥的行為,據此宣佈印尼將逐步落實零外傭輸出政策,並要求相關部會訂出明確時間表,但印尼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移工照護」(Migrate Care)的創辦人Anis Hidayah,認為國家該做的應該是積極保障海外工人,而非限制工人的就業,限制女性移工的工作選擇是一種父權思維的產物。

從填寫1095問卷的69位印尼移工中,有36位表示母國薪資不足以支付家庭生活所需,40位認為不足以支付自身日常生活所需,而月薪5千元以下的人數共有49位,這份調查是在2020年1月所做。69位的移工中有38位表示在台灣的生活,幫助他們存到回印尼後的創業第一桶金,19位表達發掘自我與夢想實踐,薪資方面有51位表示足夠家庭生活所需,62位表示表示夠支付自身日常生活所需。對於這群「現代卡蒂妮」而言,跨國遷徙似乎是在為了家庭與自身需求間的一種嘗試。

印尼移工要求廢除仲介制度(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印尼移工納多的故事:從杜拜望向台灣

「台灣的錢很好賺啊!」這句話真的適用嗎?與其說移工到海外是一趟賺錢之旅,筆者倒覺得是一路在付錢,付了仲介費、付各項合法規費、碰到每三年要轉換工作或續聘時還要付不合法的規費(俗稱買工費),還有為家人付學費、醫療費、付貸款、買土地、蓋房子。

納多,年輕有活力的印尼男生,90年代出生的他,成長於資訊快速爆炸的年代,出國工作的因素除了經濟壓力外,更多是對於異國文化的熱情與好奇心。在台灣工作邁入第7年,但也坦言韓國才是他的首要選擇,而在台灣工作這幾年下來,他不知道該不該鼓吹家人也來台灣工作。

每次見面,納多不時散發著自信與幽默感,當初他在印尼的文化之都梭羅(Solo)念大學,主修電子工程,但隨著父親糖尿病越來越嚴重,家裡開始售出車子、土地,2009年父親病逝後,整個家庭雖然不會太急迫需要用到錢,爸爸的微薄遺產還夠媽媽生活,但他還是決定先休學,他考量到弟弟還要求學,也很想要為自己先賺取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所以他考慮了海外工作。

在9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不會諱言韓國流行文化的影響是很巨大,納多更是深深著迷著。但聽納多解釋著韓國聘僱制的名額管控,筆者一時無法理解這些嚴格的規範,也有著與他家人一樣的擔心。但納多只想好好投資自己,回想那段過程,他不斷拋出「他們很保守」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家人。

原先為了去韓國工作,一度要鬧家庭革命,恰巧納多的老師推薦了一個杜拜石油公司工作。650多人在雅加達的君悅飯店(Grand Hyatt Jakarta)面試,僅錄取64人,納多是錄取名單之一。面試過程,沒有仲介介入,無需預付一毛仲介費,納多憑自己能力證明了他有能力去海外工作。在杜拜近一年的時間,每月薪資約為600萬印尼盾(2010年約2萬台幣左右)。但身體的突發狀況與職場衝突,讓他放棄升職回到印尼。講起當年的負氣瀟灑,納多仍手舞足蹈。

2011年9月,納多在7月從杜拜回來後,就開始準備下一趟的海外工作之旅。因韓國工作程序繁複,台灣相對簡易,納多在杜拜時已主動搜尋台灣資訊。他坦言花了點時間「努力愛上台灣」。從踏入印尼仲介公司起,一路至台灣工作,像是被丟進人肉市場給人挑三揀四。納多的能力與證書完全無用,仲介公司申請,繳交履歷表,仲介公司通知,繳交文件和預付款2千5百萬印尼盾(約台幣6萬3千元),在家鄉與雅加達間來回,處理文件期間也上些仲介公司的基礎課程與中文課「我會英文、還有相關電子工程學歷背景,當然不用上什麼訓練課程,其他人才需要上吧!」納多笑笑得講完後趕緊對我說「他沒真的講出來啦!」

預付款,名義上是移工可以預先繳交的仲介費,但據納多的說法,他們都沒有妥協的餘地,金額也跟你要被媒合的職種很有關係,如果申請的職種是工廠,那預繳款大多都要先付個台幣萬元起跳。預付款的理由是,母國仲介公司會協助其辦理出國文件、簽證,提供教育訓練、與雇主媒合等服務,因此移工須支付給母國仲介一筆「仲介費」還有「來台工作費用」,名目包括簽證費、護照費、體檢費和來台機票費用等。而多數移工無法於母國全數支付的情況下,移工會在「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時,看到已預繳的金額和待攤還的貸款金額及債權人資料, 印尼政府在2004年起授權中國信託銀行(印尼)承辦印尼移工貸款業務,因此納多也是記得他拿到中國信託的繳款單,每月要付大約5千元,付了6個月,因此我們把納多的預繳款和後來攤還的貸款加起來的話,他總共支付了約9萬多元。

來台過程唯一遇到的考試只有體能測驗,仰臥起坐、伏地挺身、來回跑,然後面試時說出你的名字、年齡,然後大聲的說出「我準備好去台灣了」!只要繳錢,專業一點都不受重視,納多講起這段經歷仍直呼好誇張,為什麼沒有任何分級制度。在台灣生活,讓納多最無力的部分就是工作,無從挑戰生產線操作員轉成管理職,無從拒絕雇主想收仲介回扣而無端不續聘。

現在的納多偶爾北上與妻子相聚,偶爾跟朋友去工廠附近的羽球館打球、偶爾在宿舍玩傳說對決,一切與台灣年輕人相近的休閒,卻因移工身份始終有著看不見的天花板,讓他無法多想。

2011年11月他踏上了台灣的土地。現在的他已經是有兩次工作合約經驗的台灣工作老手,他也體會到幾次台灣基本薪資的調漲,他依然抱持著一股「投資自己」的衝勁和心態,他將一部分的薪水投資在台灣的印尼空中大學,繼續攻讀了一個大學學位、一部分投資在經營新婚夫妻關係上、一部分寄回家讓弟弟繼續念書。對於每個月僅能領到基本薪資的納多,他的所得已經盡量不零碎地切分和自我犧牲了,當然還是常常嚷著月底很窮,因為移工薪資結構本質上即是無調薪機制的,不太會隨著個人能力而調薪,總是只能跟隨著台灣的基本底薪浮動,然而生活開銷卻要適應著台灣的物價高漲。看著他們表面上跟我分享他們對家人完成的任務,猶如人生清單一樣一項一項在打勾,但我卻只想知道這些有得有失,對不同性別或身分的移工而言,他們要如何說服自己這一切是真的值得。

納多在台灣就讀印尼空中大學
納多在台灣就讀印尼空中大學

凱蒂的故事:成為自己的卡蒂妮

在女性的看護身上,筆者又看見另一種遷徙的樣態、愛家人、及最後終於可以有時間愛自己的方式。

凱蒂:「以前我看著姊姊在香港工作,總是拍照拍照拍照,放假好多,我心裡想我如果出國,一定不能選香港,要賺錢啊!」

這是凱蒂,今年32歲,2010年開始在台中南屯工作,照顧一名失智症阿嬤。現在的凱蒂並非透過仲介的服務而留在台灣的,而是由雇主後來直接幫她辦過來(意即直聘),有時候凱蒂想想這樣不錯,雖然有時也會想真的有問題的話怎麼辦?要跟誰說呢?

雇主、被照顧者和凱蒂發展出類家人關係,不願意看見她付了錢而得不到服務,但其實雇主一家人也無暇與她相處,她就這樣幾乎以獨自自立的型態帶著被照顧者做所有的事情、去所有該去的地方,因此她「卓越」的看護能力是建立於絕對的「信任」與「放任」。我們倆每次談到這點,都矛盾又尷尬地笑了笑,然而在辦理直聘之前,她如同其他移工一樣,透過海外的仲介人力公司辦理來台,也體驗過台灣這端那看似看得倒卻摸不到的仲介服務。

2009年,凱蒂21歲,甫結婚3年,學生時期很喜愛念書的她,雖然僅有高中畢業,但透過學校老師推薦,平常得以在小學教書,但教書一個月薪水大概台幣1千元,根本不夠家庭花費,因此還有在手機店打工。她計算了一下,當初在結婚第一年就有小孩了,所以每個月光小孩子的花費就大約落在台幣3千至5千元,那全家人就要花一萬左右。當時的先生在經濟及精神上都已不再投注心思在她和孩子身上,耕田的工作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令凱莉很心痛的是,父親因為心疼她,還常常偷偷補貼她錢,父親總說著沒關係,每天都到市場賣天貝(Tempeh),那時凱莉的心裡面就想著乾脆像姐姐一樣出國工作,真的不想再拿父親的錢了!

凱莉看著姊姊寄回家的照片,那年代不可能常打電話,姊姊寄回來新加坡、香港遊玩的照片,讓凱莉認為香港休假太多,工作不能選香港,她要好好賺錢。海外工作要透過PJTKI/ PPTKIS (擁有國家執照的仲介公司),凱蒂當時沒過問姐姐與朋友,而是選擇詢問阿拉Allāh),每晚衷心禱告,有一天讓凱莉夢到一間仲介公司,還有清楚的地址,就在她家鄉比較熱鬧的城市,隔天還真讓凱莉找到。

凱蒂準備好大頭照、戶籍謄本(印尼文:Kartu Keluarga,意即家人卡)、警察局申請良民證(SKKB)、還有隨便一張學歷都可以的畢業證書後,在仲介公司填寫了履歷表,隔兩天便去健康檢查,以及預繳約5千元台幣的仲介費。這筆費用是先生與媽媽幫忙付的。9月16日到東爪哇城市瑪朗(Malang)的仲介宿舍,凱莉對宿舍與教室印象都很大,有很多專業器具。不到兩個禮拜就被通知有工作,但卻直至隔年1月才過去,在此前間就一直上課一直上課,中文、煮菜、量老人血壓、抽痰等,上得凱莉好心急總覺時間好久,那些時間都是錢。

家庭類移工來台前需要通過考試,分成四區的教室裡,每區三位監考老師,考生按照號碼一組組跑關,分別是家事區、看護區、烹飪區與面試區。考試項目有換床單、洗廁所、扮演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煮當地料理等。考試整整花了5個小時。

但如凱莉所料到台灣之後只要吃苦耐勞就行。第一份看護工作,凱莉被丟在台灣後山花蓮的一座農家,沒有照顧老人卻與名冊上的被照顧者一起耕作,這完全出乎凱莉意料。三年下來沒有休假,不認識台灣社會,也沒法學習中文,僅有上下的勞雇關係與每月的薪水15840台幣。而每月還會被仲介扣9000元,連續12個月沒休假,也沒看過薪水,只感覺應該有存到錢。

三年名不符實的工作結束後,回鄉是面對名存實亡的婚姻,花了約1千5百元台幣親自跑離婚程序,但直至下一次出國工作前都還沒辦完。因為聽聞其他看護朋友不好的遭遇,凱莉第二次堅定地告訴仲介要選擇工廠工作,仲介答應媒合,凱莉也先預繳8千元的仲介費。結果仲介卻說沒有工廠工作,只有看護工作可以媒合,也不退錢。凱莉雖然生氣,但考慮不用再上課,可以有時間陪孩子與媽媽,就還是答應了。

2013年5月,凱莉來到苗栗工作,但照顧的阿公常常對她摸來摸去,在她強硬的反抗下,工作一個月後仲介就幫她換到了現在台中南屯的阿嬤這邊,一直到現在。

現在的凱莉從過去拼命想賺錢工作,到正視自己的興趣與想法。凱莉表示因為當初看到憔悴的阿嬤,如此沒有自信,她想著幫阿嬤恢復美麗,也因此重新定義了「照護工作」,她幫阿嬤畫彩妝、穿亮麗衣衫,遺忘的照護技巧也在復健過程中一次次地詢問復健醫生。照護關係的用心經營,也讓凱莉察覺休息與進修的必要性,除了上課、工作的時間,她也帶著阿嬤探索台灣各大旅遊景點。2022年是凱莉工作年限12年期滿,經歷過兩次直聘的她,卻也在思考是否提前回國。

當年那個不想再讓爸爸補貼的女孩,她始終有個遺憾,爸爸在他出國工作一年半後就離世了,她心裡面的洞一直很難填補起來。

每一位移工在頻繁、沒有間斷地海外勞動下,完完整整奉獻了她們的時間與智慧在一個個異鄉陌生的家庭或工廠,我們是否想過他們那些無聲的遺憾?他們又是如何再次站起?筆者沒有解答,僅希望移動為他們帶來的不僅是物質,更是洞悉自己內心想法的力量。

凱蒂參與中文課表達身體病痛感受
Photo Credit:1095
凱蒂參與中文課表達身體病痛感受

參考書目:

  • Rodrigo A. Chaves, 2017, “ Indonesia’s Global Worker: Juggl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 A World Bank Indonesia Report. pp. 11-14.
  • Zubaidah Nazeer, 2015, “ Indonesia will stop sending its women to work as maids overseas, says Jokowi, ” The Straits Times. 02/14
  • 李美賢,2019,《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市:三民,二版。
  • 蕭晴惠 ; 林國榮 ; 蔡美華 ; 成之約,2017,〈韓國外籍勞工直聘制度及權益保障〉,《臺灣勞工季刊》。51期,頁40-49。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專題下則文章:

回來了一個印尼移工,總會有下一個出去:「能理所當然地返家,想必是個幸福的人吧」


如何到夢想的彼岸?尋找移工們的遷徙地圖:

越南料理遍及台灣的大街小巷,台灣朋友談及東南亞第一個聯想的通常是越南河粉很好吃,越南河粉、春捲在台灣的普及使其成為台灣人對越南的第一印象。但料理的好印象,並不見得提升台灣人對越南乃至東南亞整體區域的認識和好感度,台灣社會同時存在著將東南亞移民工拉低台灣生活水平、使治安敗壞的斷裂印象。 無論是良好經驗或是負面觀感,皆是從台灣人視角對東南亞的凝視,倘若跳脫以台灣為主體進行思考,而是嘗試將台灣納入亞洲區域內遷移者的移動節點之一,東南亞移民工為什麼選擇來到台灣,而非選擇其他鄰近穩定發展的國家,又在跨國遷移地圖中,移工的主體性怎麼展現與限制,即是本文動筆最初的疑問。 1095團隊藉由訪談調查,分別訪談印尼、越南各四位現在或曾經是移工的受訪者,從他們的遷移經歷裡了解跨國工作的理由、收穫與挑戰。由於有部分移工尚在台灣工作,為了避免影響到受訪移工,故系列文章的移工皆會採取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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