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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夢想的彼岸?尋找移工們的遷徙地圖

回來了一個印尼移工,總會有下一個出去:「能理所當然地返家,想必是個幸福的人吧」

2020/0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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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Photo Credit:1095

1095

「1095,」,代表一段屬於移民工的故事,一段由無數個1095天交織而成的故事。希望透過文字的力量,帶領大家走入外籍移工/新住民的生命,理解移動的歷程與心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許多越南、印尼移工離鄉背井,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賺夠了錢能衣錦還鄉,但考慮到家鄉經濟活動有限、起薪不如海外,往往有的人即使回去了,還是再重新到海外打拼。

文:官安妮

文雄、阿山、納多與凱蒂的跨國遷移故事裡,反映出移工在面對母國的政治、經濟與性別,甚至是家庭等結構性限制時,他們/她們勇敢挑戰關卡的那一面。

文雄騎著他的重機在台灣上山下海,他的照片帶我們認識了不同的台灣;阿山在越南沒法實現的大學夢,經過了台灣8年的移工生活,阿山改善了家中經濟也考上台灣的靜宜大學;納多在台灣遇到他互許終身的另一伴,兩人回到印尼結婚後又再度來台工作,將薪水分配在夫妻、自我投資與母國家庭,一項項完成自己人生清單的規劃;而凱蒂從照護工作出發,扭轉對長者照顧的想像,除了主動增進自身的照護技巧外,也透過彩妝讓受照顧的阿嬤重新恢復美麗,兩人透過大眾運輸探索全台各地的旅遊景點。但他們的故事仍未完結,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們最終仍得回去自己的母國。

在1095的問卷調查中,超過半數的的印尼和越南受訪者表示他們是家中經濟支柱,在這層意義上,返家意味著放棄在台灣的薪資收入,回到母國後薪資落差導致的家中經濟缺口彌補的問題,家人又是否會支持其返國的決定,不少已經歸國及即將歸國的移工朋友也曾經向1095成員透漏其焦慮,這些問題無一不讓1095成員們感到好奇,移工們做出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台灣的決定,在那青春歲月後返回母國的他們/她們又經歷了什麼樣的生活,是本文進一步想探索的重點。

1095團隊在印尼中爪哇博約拉利(Boyolali)和沃諾索博(Wonosobo)分別訪問了兩位曾到過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羅娜(化名)與安蒂(化名)。她們兩位分別為印尼不同世代,曾前來台灣工作的移工。她們的返鄉經驗裡,我們可以看到印尼社會對於出國工作者態度的變化。

印尼中爪哇Solo山區很受年輕人喜愛的樹屋遊憩地,許多在地年輕人國高中後即前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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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爪哇Solo山區很受年輕人喜愛的樹屋遊憩地,許多在地年輕人國高中後即前往大都市或海外發展.

在故鄉的異鄉人:羅娜的故事

這是一場年輕移工們的返鄉婚禮,主角是我們的好朋友納多,及他的新娘銀娜,他們從台灣回印尼三周,準備完成人生大事。筆者擠身在女方銀娜家中的後台-臨時搭建起、可容納十餘人的廚房中,似乎村落中的所有女性都擠身在這裡幫忙,筆者一邊和各位大廚學習,也一邊打開耳朵、張開雙眼觀察大家如何各司其職地在準備這場年輕移工夫妻的婚禮。

這時筆者遇見了羅娜,一位外表約年近半百的阿姨,但她已當上阿嬤了,她也曾經是移工,自海外返鄉,已經超過10餘年。筆者察覺到,她始終小心翼翼地觀察我們這些台灣人,觀察這些甫返鄉回印尼結婚的同鄉少男少女,如何結交台灣朋友、如何互動,因為這一切都跟她過去在台灣的經驗很不一樣。

婚禮到了尾聲時的某一晚,我們終於有機會好好坐下來,聊聊她離鄉與返鄉的生命經歷。當初羅娜首次離鄉不是到台灣,而是到新加坡,如同大部分前往新加坡打工的印尼女性從事家庭幫傭,羅娜也是。不過從羅娜的回憶口吻中,可察覺她當時的澳洲籍雇主與家庭很尊重她、也努力培養她的外語能力,更因為她的外語能力優秀,讓她有機會進入公司裡面上班,短暫脫離幫傭的勞動生活。

在新加坡工作七年後,羅娜先是返回印尼,接著選擇在首都雅加達工作,那是前澳洲籍雇主為她推薦的一份需要她外語能力工作,但後來還是因為家中經濟因素,她在聽從同村莊朋友的意見下,再次踏上了海外勞動之行,前往剛以補充性勞動力為名開放外籍移工政策不久的台灣。

那年是1999年,那一年台灣的移工工作年限規定的政策延長,從原先規定的3年更改為6年

現今車水馬龍的雅加達市區,羅娜用卓越的外語能力在此工作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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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車水馬龍的雅加達市區,羅娜用卓越的外語能力在此工作過三年。


對於那段在台灣短短一年的職涯,其實羅娜不願意多談,她直說好冷。筆者心想羅娜的意思是台灣好冷嗎?如果跟她的原鄉村莊比,其實她的村莊位於高地,比起台灣很多平地區域都還涼爽,那她說的冷是什麼意思呢?「那是一個很大的房子,老闆們都不在,只有我和一隻狗住在那間很大的房子」羅娜悠悠地說出她在台灣的工作環境,而她的工作便是不斷地打掃那間沒有人生活的豪宅,到處都是監視器的豪宅,她最後受不了這樣孤寂、隨時被監控的環境,而提早返鄉。

返鄉後讓她難以忘懷的海外技能是什麼呢?不是中文,因為喜愛問問題和聊天的她,沒有機會和真正的人練習到中文,但講起英文,她淡淡細紋的臉被微笑擠出更多細紋,自信的她坦言,她懷念當時的自己,那樣無畏,那樣勇敢地和不同國籍的人交談、工作,她很渴望再次感受那樣的自信,但20年前從台灣回印尼後,她還是選擇了傳統社會大眾期待女性的社會角色,她回到村莊、結了婚、生了小孩,一直從事農事工作,當村莊一戶戶舉辦婚喪喜慶時,她也前往各家的廚房去協助,如同她身旁的每一位印尼婦女都是這樣,但她變得不再開朗、不再善於交際聊天。

那一晚羅娜跟筆者分享一個詞,因為太過臨時,她在筆者手上寫下〝Rondo〞(實際為印尼語Rantau,為離家、出外工作之意。 )。她說的返鄉身分會被同村莊的人冠上這個詞,那是他們世代對於海外勞工的稱呼,村莊會談論著這些從國外回來的海外勞工的一言一行。

婚禮隔天早上,原本村莊街道上搭設的婚禮棚子瞬間拆除,原本的街道露出,各家也都各自回到了生活崗位,而筆者也因為要參與移工夫妻納多和銀娜安排的其他行程,而無法一一和大夥說再見,羅娜在那一晚分享的一切、落寞的神情、抓緊筆者的雙手,至今都無法忘懷,筆者思考下一次能讓她用英語暢所欲言的時刻是什麼時候?她的家人、兒孫是否認真注視過這位女性?她的故事還有太多太多沒被傾聽。

返鄉後所產生的種種不適應,在每一個世代的移工中,會是以什麼型態呈現呢?又會過了多久才能化解,找到跟土地、跟人、跟自己的實質聯結呢?

你可能在其他篇文章或看到納多的故事,這次他因結婚而短暫返鄉,1095團隊就是來參加他的婚禮,因而結識羅娜。納多現在仍然還在台灣工作,「返鄉久居原鄉」,不在他與妻子的短期選項中,他們都直言不需要這麼快,那讓他們不願意回鄉的原因是什麼?

自2012年起,在台灣的外籍移工累計工作年限由原來的9年延長為12年了,在此之前,有不少移工返鄉後,在當地牛頭的遊說下,又委請仲介辦理假護照,用不同的名字繼續海外工作,而那些拚了命都必須要往海外發展的人,又對於「回家」抱持什麼想法?除了經濟因素,是否有部分原因是不願直接面對破碎的情感關係呢?是親情、是愛情也有與陌生土地的感情。

返鄉後的被接納與重生:安蒂的故事

在這趟印尼爪哇的婚禮之旅,筆者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去探望一個1095團隊的女性好友安蒂,4年前我們在台中公園的行動圖書館相遇。當時的安蒂聰慧、有自信,運用社群媒體和略帶文青風的圖文,吸引了在台灣的移工參與她假日的書攤活動。我們總是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原鄉與台灣的羅曼史和心碎歷程、聊女性在社會的壓抑、聊繪畫帶給她的影響、也聊心中理想的工作。

安蒂在筆者結婚前告假回印尼休息兩個月,雖然很難過她無法參與我的人生大事,但沒想到回印尼後的安蒂,也發生了她至今都不敢相信的人生大事。

安蒂回印尼後的一個月,她輕描淡寫地跟筆者說,如果仲介有順利幫雇主找到承接的看護的話,她應該就不回來台灣工作了,她前夫來找她與小孩,想要重新與他們生活,為了小孩她想給前夫機會,她也想觀察前夫的心意。當下的我其實是生氣的,我自私地不理解安蒂的妥協,試想已經分開多年且沒有行照顧責任的前夫,為什麼會回頭?居心何在?安蒂在台灣可以有很多機會可以大展她的繪畫才華,一回到家鄉會有機會嗎?當時我的腦袋不斷跑出負面、消極、替安蒂感到可惜等等的想法。

幾年過去了,安蒂持續在社群媒體更新她的動態,前夫正式變成她的先生,一對乖巧的雙胞胎已經上小學了,而且她與先生又孕育了第三個孩子。社群媒體讓我們之間維繫著友誼關係,我們仍然持續關心,但我始終沒有解除我當初的疑惑,因此在納多邀請我們參與他的婚禮時,筆者終於有機會實地探訪安蒂與她的家庭。

安蒂與先生開了一間網咖,安蒂成了老闆娘,回想這個萌芽中的事業,原本大學就讀圖書資訊專業的先生,畢業後就看中這個市場,慢慢籌備網咖的事業,但一直都做不順利。當安蒂重新和前夫在一起後,他們不僅成了彼此的事業夥伴,甚至住家和工作的網咖也設在一起。目前他們的網咖生意也算穩定,但來網咖的人會有誰呢?會有一直觀注樂透的人、來玩電玩的年輕人,因為店家跟住家連在一起,客人有時候會興奮大叫、唱起歌來,雖然剛開始小孩都很不習慣,但安蒂還是體諒先生這樣設計動線是為了24小時服務,夫妻兩人和偶爾來幫忙的人要輪班顧店、提供客人飲品,目前網咖生意一天生意大概可以賺到50萬印尼盾左右(台幣1千元左右)。

安蒂的家,結合住家與網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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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的家,結合住家與網咖。

從言談中,可感受到安蒂從過往花錢買畫筆、畫框、買書的女孩,變成了以小孩為重、家庭為重的女人,每每聊天時她都逗弄著最小的小孩、一旁的雙胞胎哥哥姊姊也乖巧地在一旁傾聽媽媽跟外國人聊天,筆者向安蒂丟出我心中一些深層的疑問,小孩為什麼會接受先生?而她自己又為什麼會再次願意跟他共組家庭?

安蒂沒有正面回答,我們只是漫聊著回國後安蒂的生活,起初安蒂回印尼後,還是試著延續她這幾年在台灣的生活習慣,喜愛運動的她常常去爬山,雖然她當時答應先生可以探望小孩,但還沒正式與先生複合,FB上一張張運動褲裝的安蒂,率性可愛,試著重新贏回芳心的先生,也亦步亦趨地跟隨她一起去爬山、露營,安蒂一邊回想一邊莞爾,先生從不愛運動,在高山上身體極度不適下,還對她說了遺言,請她要好好保護自己跟小孩。筆者忍住不笑,心想可能就是這樣真誠的舉動,逐漸打動安蒂吧!

在台灣工作的五年時期,安蒂委請母親照顧小孩,因此小孩從小跟外婆的感情十分要好,天真的孩子們每當向外婆或安蒂詢問爸爸時,她總是和小孩說爸爸只是在很遠的地方工作,為的就是不讓小孩心中留下爸爸的壞印象,所以後來先生再次回歸家庭時,小孩都沒有排斥爸爸,很快地接納爸爸。聽到這邊筆者不禁感慨,安蒂的善良個性,讓長期海外工作的她跟小孩之間維繫著平衡,她還為小孩及爸爸間維繫一道未鎖死的溝通橋樑,讓小孩保有對爸爸的美好想像。

關於印尼移工的返鄉研究裡,論及爪哇母性社會下,女性移工的出走肩負家中經濟支柱的重責大任,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需求依序排列,藉由出國工作滿足留在母國家人們的經濟需求,這不僅是表面上的薪資差異,同時也是爪哇社會對於女性的道德期待。

返鄉後,重拾與小孩連結的安蒂散發滿滿的母愛,再次與先生一起經營生活的安蒂展現了更從容的面貌,她說年輕時的他們的確太不成熟,都沒想清楚,現在的她更懂得如何在先生面前展現真實的自己。

「雖然自己的時間真的很少」安蒂苦笑地說著,她形容每天的行程就是圍繞著小孩與網咖生意,兩個大的上學後,就打理小的,晚上也都會不小心跟小孩子們一起入睡,每天每天就這樣過著,「我很想要有〝Me Time〞,現在只有洗澡時是Me Time,我每次都跟老公說洗澡時,不管哪個小孩要找我,我都不理,老公要負責」。面對這位妻子、是母親、也是老闆娘,筆者還是不免俗地問安蒂是否經濟無虞?還有可能來台灣工作嗎?安蒂還是不正面回答,但很激動地跟我分享一個讓她很有動力的存錢方式,她現在除了有一部分存款放銀行,也有用很陽春的方式存錢,她將一個用來購買新車的儲蓄錢盒,貼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車款,那個盒子目前只進不出,絕對不能輕易地從裡面拿錢出來!我彷彿又看到了那位很愛用畫畫跟我表達想法的女孩,不管遷徙到哪裡,她腦海中都是生動的圖像。

我們漫步在村莊中,珍惜著所剩不多的聊天時光,不少騎機車的居民看到我們是外國人,會和善地按下喇叭,我們則回應著〝Monggo〞(爪哇語「請...」之意)。我和安蒂都不知道下次見面會是什麼時候,扶養家庭的推力是推向我和安蒂相遇相知的重要因素,也是促使我們必須短暫分離的拉力,但願每一位海外工作後返鄉的移人們再重返家庭時,都能在密集龐大的情感關係中找到舒適的Me Time。

菜車穿梭於村落中,安蒂邊抱著最小孩子邊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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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車穿梭於村落中,安蒂邊抱著最小孩子邊選菜。

返鄉移工們的困境

即便印尼與越南皆有大量的勞動人口輸出經驗,國家也在政策與宣傳上賦予跨國工作正面的意涵,但社會看待性別的角色分工,能否輕易藉由政策口號扭轉卻是個問號。從羅娜的經驗裡,可以看到社會上對於出國工作者的標籤,村莊內時時刻刻的關注這些返國移工們的言行,使得他們得活得小心翼翼,羅娜也小心著觀察不同世代的同鄉海外工作者們。

那或許是曾經在海外翻轉過的階級與母國社會文化,兩者間衝撞的展現。外匯、新房、農地與學費等經濟面向中,隱含著階級議題,出走與返家帶來的改變似乎侷限在自身周圍,一但回到政策資源分配不及的母國家鄉,翻轉不再,再次離家出國工作,還是留在家中善盡角色責任羅娜的雙手與眼神,刻印在1095團隊成員的記憶裡。

納多將他在台灣薪水的一部分,用來支付弟弟的大學學費,聽聞弟弟想要休學出國工作的決定,使他氣到不願與弟弟說話。一代代的流動、回返,讓下一代過得更好了嗎?

印尼自1970年代,而越南自1980年代,兩國的勞動輸出政策皆有數十年的時間,勞務輸出給國家帶來的外匯收入,印尼為國內生產總毛額的1%,越南為6.4%。跨國移工美其名是國家英雄,那是一種形式上的修辭,但實質上卻是國家透過勞務輸出一方面賺取外匯,一方面也減低國內青年失業率對政權與社會可能的負面影響。被母國送出的移工們,母國是否又好好地思考該怎麼承接他們返鄉後的生活呢?

在顧玉玲的《回家》一書中,則描述了越南移工在海外工作後,返鄉修建西方式的現代新房,象徵著海外工作的成就經驗,成就的背後卻也是一則則家庭關係在離鄉期間破碎與修復的故事。「他被寵壞了,不會想,不知道我在馬來西亞、在台灣有多苦,捨不得花錢,捨不得休息,錢全存給家裡。只看到我拿錢回家,不知道我要賺這些錢多麼不容易。」出自於顧玉玲《回家》中的一章,越南移工阿雪表達對留在母國照顧家庭的丈夫凱文的不滿。

家人、親朋好友對當事人的海外工作經驗理解與本人經歷之落差,讓他們/她們返鄉之後與家庭的重新銜接充滿張力。安蒂在台灣工作五年時間,視訊成為連結她與母親、孩子的橋樑,也替她修復原先破碎的婚姻關係。與先生合開的網咖,是與住家結合在一起的商業空間,對照著乘載先生創業想法那一屋子的液晶螢幕、主機,滿布黑青色磁磚的廚房、浴室牆面仍留著幾面泥灰色。

畢竟返家之後,原先讓移工們離開的結構限制並未有太多鬆動,越南與印尼兩國雖然都有訂定基本薪資相關法規,但薪資水平仍與台灣有著約3、4倍的差距,且兩地都市地區的消費物價並不遜於台灣。

「能理所當然地返家,想必是個幸福的人吧!」與移工受訪者見面訪談,以及走訪越南與印尼,開始整理問卷與訪談內容,圍繞著移工的遷移過程之中,筆者心中不時的縈繞這句話。決定返家不容易,返家後為自身帶來的側目、職崖適應、身分定位更是不容易。

納多和筆者一同至台灣的圖書館,協助館員分類印尼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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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多和1095成員一同至台灣的圖書館,協助館員分類印尼圖書。

參考書目:

顧玉玲,2014,《回家》,新北:印刻文學。

邱駿彥,2009,《外國人聘僱及管理法制研究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頁38-43。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如何到夢想的彼岸?尋找移工們的遷徙地圖:

越南料理遍及台灣的大街小巷,台灣朋友談及東南亞第一個聯想的通常是越南河粉很好吃,越南河粉、春捲在台灣的普及使其成為台灣人對越南的第一印象。但料理的好印象,並不見得提升台灣人對越南乃至東南亞整體區域的認識和好感度,台灣社會同時存在著將東南亞移民工拉低台灣生活水平、使治安敗壞的斷裂印象。 無論是良好經驗或是負面觀感,皆是從台灣人視角對東南亞的凝視,倘若跳脫以台灣為主體進行思考,而是嘗試將台灣納入亞洲區域內遷移者的移動節點之一,東南亞移民工為什麼選擇來到台灣,而非選擇其他鄰近穩定發展的國家,又在跨國遷移地圖中,移工的主體性怎麼展現與限制,即是本文動筆最初的疑問。 1095團隊藉由訪談調查,分別訪談印尼、越南各四位現在或曾經是移工的受訪者,從他們的遷移經歷裡了解跨國工作的理由、收穫與挑戰。由於有部分移工尚在台灣工作,為了避免影響到受訪移工,故系列文章的移工皆會採取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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