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tom_header
特別報導

解嚴三十

【解嚴三十】國族論述「市場」時代的到來

2017/07/09 , 評論
林阿炮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林阿炮
台灣、香港文學文化研究者

1987年元月15日據說台北溫度是低寒的,台大校友會館內外的氣氛卻無比熾熱,台北市議會兩位當紅炸子雞-謝長廷、趙少康,將在這裡以「台灣與中國前途」為題進行辦論。主辦單位預備了400個座位,並以對號入座的方式試圖維持現場秩序,但超過一倍以上人數的群眾湧進會場,引發爭議、喧嘩,差點使得辯論會宣布停辦。後來主辦單位同意拉麥克風到外面的停車場廣播,才使無票群眾緩慢轉移陣地,而辯論會終得以於12時20分開始,已較原訂的上午10點晚了許多。

謝、趙兩位議員雖然強調是以個人身份赴會,但誰都知道他們的論述具體而微代表了前一年甫成立的民進黨,以及主政已久的國民黨之思維方向,因此辯論會備受矚目、現場熱烈激昂。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被稱為「開風氣之先」的盛事,其實舉辦時間是在解除戒嚴令(7月15日)之前。

「解嚴」對於各領域事物而言,都有不同意義。而就國族或統獨論述來說,它絕對不是一條可以被簡單劃切的分界線(之前什麼都不能談,之後什麼都可以談),毋寧更接近於一種過程、一個「時間區段」。在這過程時段中,充滿了曖昧、拉扯和標準不定。

例如在這場臨近解嚴的辯論會中,謝長廷主打的是「台灣島命運共同體」及「住民自決」概念;趙少康則表示「中國的前途在台灣,台灣的前途在中國」,而「中國和台灣的前途都在中國國民黨的銳意革新」(後者這點,今日看來實在匪夷所思)。其中「統一」、「被統一」、「分離主義」、「台灣獨立」、「事實主權」……等,都已經是可以掛在嘴上任意討論、無所顧忌的詞彙。可是當謝長廷在辯論會中被發問人追問,假使今天住民自決的理想實現而舉行公投時,你會在自己個人的一票投下「統一」或「獨立」時?謝長廷是以秘密投票、不必在大庭廣眾公開為由,迴避了答覆。這樣的舉動,除了有擔憂影響民進黨未來方向的考量外,對比趙少康後來回答得直接乾脆,我們依然可以發覺其中隱隱壓力的存在。

謝趙辯論會
Photo Credit:國家圖書館典藏

1987年1月,在解嚴之前便針對中國、台灣的國族論述有過一場辯論會,時任議員的謝長廷與趙少康針對「台灣與中國前途」為題提出看法,在解嚴前的緊繃氣氛下,這場辯論會引起騷動,現場湧進大量的人潮,迫使辯論會延後數小時才能進行。這場辯論會的影音典藏於國家圖書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借閱,線上影片僅限IE瀏覽器得以播放,礙於影片久遠,截圖畫質甚差,還請讀者見諒。

事實上「住民自決」的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島上的住民共同決定──早於1970年代的長老教會宣言和黨外運動便出現了;在1980年的美麗島軍法大審中,更是被告與律師團的辯護根據之一。到了1982年的〈黨外人士的共同主張〉中,「住民自決」已被擺到主張的第一項;而1983年為因應年底增額立委選舉所成立的「黨外中央後援會」,其共同政見中「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亦列為首項。

「住民自決」當然是種迂迴或巧門。首先,「由住民來決定」確實符應了政府對當時「台灣有民主」的美麗宣稱;再者,當面對「台獨」指控時,辯護者也能以「自決」亦可能「共同決定要與中國大陸統一」來作回應。不過國民黨政府畢竟不是省油的燈,它很清楚知曉,假若承認了一定範圍內的住民有權自決,事實上即是認定了該範圍住民是一「共同體」而有其主體性,那麼該範圍究竟應該要畫成秋海棠、老母雞或番薯寶島呢?也因此在1983年的選舉中,「住民自決」作為黨外首項政見,即被當局認為有濃厚的「台獨意識」、「煽惑他人犯內亂或外患罪」之嫌,而下令中選會刪除之。

除了「住民自決」外,當時文化界也已有許多包裹在台灣史和台灣文學史中的統獨爭辯。最為人所知的大概是發生於1983至1984年間的「台灣意識論戰」,許多迄今可見的統獨攻防套路已經出現,例如針對自然、血液的本質式民族主義論,反對者則由建構論的角度去闡述具有公民性質、較不排他的「國民意識」;而對於陳映真自鄉土文學論戰以來的類似邏輯──台灣文學的個性消失於第三世界文學的個性中,復又統一於中國近代文學的個性中──文學本土論者也批評第三世界的社會性質縱有相似,但各地面臨的問題都不同,為何獨獨台灣文學會失去個性?

當時序進入1980年代後半,言論尺度更為開放,解嚴前夕宋澤萊在報刊上倡言的「台灣民族論」,甚至已經指稱「中華民族」是假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

不過,如果我們由此推斷在1987年7月15日解嚴之後,國族論述的提出與討論從此便在台灣無禁無忌,現實似乎又不是那樣發展的。

在解除戒嚴令的同時,政府又施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同年8月,蔡有全、許曹德在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成立大會上提案將「台灣獨立」列入章程,被政府以叛亂罪起訴;1988年12月,鄭南榕在《自由時代》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隔年收到傳票,4月行使抵抗權自焚,以生命爭取言論自由。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發生;爾後1991年5月1日總統令公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月9日竟仍發生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拘捕學生5人的「獨台會案」。社會對此高度反彈、群起抗議,終於使得《懲治叛亂條例》於同月22日廢止;而刑法一百條也在1992年5月修正生效,免除了思想及言論入罪的可能。可以說,國族論述的空間至此才獲得了全面鬆綁。

解嚴「解」得不乾不脆、保留箝制餘地,直到4、5年後都還有政治案件發生,正是前文認為它並非一條明確的分界線,而寧可視為「時間區段」的主因。近年來,有人宣稱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也有香港朋友在感歎當下處境時,提到「可惜香港沒有蔣經國」的說法,這實在是一種誤認。在解嚴前夕的該場辯論會中,謝長廷早早批評過:「今天國民黨在台灣卻是社會已經逼在眉睫了,有三十的力量要求要改革,他才改革二十三、二十八;有四十的力量,然後他改成三十二。永遠造成社會的緊張,使我們的社會沒有迴旋的空間。」台灣的民主化是許多人士前仆後繼、奮鬥流血得來,執政當局只是被逼迫著不得不因應而已。

那麼,究竟「解嚴」對於「國族論述」的意義為何?我認為如果解嚴可視為一時間區段,是到了刑法一百條的修正後,國族論述才正式脫離由國家政府管控的狀態,進入了必須爭取民心買單的「市場」時代。這不單單台獨論述如此,統一論述也是如此,甚至獨台/B型台獨/中華民國在台灣論亦都如此。

爭取「市場」最明顯、立即的反應是在選舉選票上。接下來的幾年間還是(國民黨)李登輝的大勝,他既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又搞「中華民國台灣化」,在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國論)等主張時,反對陣營缺乏抵抗力,甚至瀰漫「李登輝情結」。爾後隨著政權更迭、兩岸關係變化、資訊流通,以及所謂「天然獨」世代的崛起,市場的版圖佔位大大小小、有起有落,台灣民眾也逐漸練就了「形式是一套,暗地裡又一套」的智慧(或機巧),但總體而言,「台獨」的板塊越來越大。

而最後獲得民心最少支持的,無可諱言是統一論述中的「左統」派。至於原因為何?不願參與「資產階級的選舉遊戲」應是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理想的火焰要能夠吸引人,也必須思考這理想的火焰究竟是在「左」還是「統」?尤其,當社會主義祖國都已經不斷向右轉時。

最近閱讀到《人間思想》第15期訪談王拓的段落,頗值得思索。在該訪談中,對於左統團體已將主力轉向促統的工作,訪談人提出他的解釋,他認為是獨派在1980年代崛起後逼得他們(左統)往那個方向走,「用負面陳述的話是假如獨派沒有起來,那些人不會這樣表面上看來只剩下民族主義而不見左了。」而王拓答覆得頗為直接,他認為這種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

他們不想在台灣和藍綠爭取民心嗎?以前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是了不起的左的雜誌,雖然虧錢,卻贏得民心。他們現在更有條件和能力繼續堅持這種理想,如果這樣做,一定可以比喊統一爭取到更多的民心。

在部分統派人士眼中,王拓或許早已「轉向」,但在解嚴三十年後重讀這番話,不也代表著一位時代過來人的提醒。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專題下則文章:

【解嚴三十】在解嚴的紀念碑下

解嚴三十:

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自1949年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嚴是台灣現代社會、民主近程的重要里程碑,解嚴後台灣在各領域得以蓬勃、茂盛地發展。如今,解嚴三十週年到來,我們得以回顧在這30年間,台灣在各種文化面相的發展成果,唯有回頭,才得以前進。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