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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三十

【解嚴三十】在解嚴的紀念碑下

2017/07/10 ,

評論

翁 稷安

Photo Credit: AP / TPG Images

翁 稷安

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雜事,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經營部落格《偏執的喃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解嚴的宣佈是「國民黨試圖建立解嚴後制約政治遊戲的新規則」,國民政府所提出的「民主化」想法,「也就只是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準備稍稍放權,讓近乎窒息的台灣社會有點自由的空氣,基本上頂多就是凸顯專制者的開明」。

1987年7月14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以頒布總統令的形式,宣布台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從1949年開始施行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告一段落。1987年7月15日這一天也因此成為台灣歷史上關鍵的一刻,象徵著民主的進程與時代的轉變。

一個事件或一個日子,一旦被賦與了「紀念碑式」的意義,即能在漫長的歷史紀錄中留下特別的一筆,於史冊之內發揮它的象徵意義,為後人所記憶,並層層堆疊上各式新的解釋。然而,如此意義的銘刻,卻也可能帶來另一種簡化,抺去了過去發展的各種曲折,成為片面的頌揚或批判,需要不同時代和立場的人們給予挖掘,還原不同層面的理解可能。或許,唯有在這反覆增刪的一來一往之間,才能真正體現歷史事件的價值和意義。

1987年台灣的解嚴或許亦可這樣去理解,作為威權統治轉折的關鍵象徵,在背後還有太多複雜的層面,值得今日的我們細細追索,而非只是歷史長流中空洞的符號。

1949年5月19日,由時任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了〈台灣省戒嚴令〉,宣告於隔日零時起,台灣全境實施戒嚴,成為日後台灣長期進入威權統治的基石,如學者若林正丈所言:「長期束縛著台灣民眾的政治自由,支撐著遷占者國家的存續」。這並不是台灣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第一次戒嚴,上次官方宣佈戒嚴是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透過局部地區的戒嚴施行,發生了一場又一場血腥的殺戮,上次戒嚴陰影成為這次戒嚴的前導,民間的力量已在屠殺中耗盡,恐懼的陰影烙印在每個人的心中,最終讓這戒嚴的枷鎖從暫時成為了永久。

戒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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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由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簽署頒佈之戒嚴令,在各大報章上刊登通知。讀者可注意戒嚴下的相關規定,包含港區宵禁、出入需帶身分證備查否則得以拘捕;此外,包含罷工、霸市、集會、學潮等得以處以「死刑」。

一紙戒嚴令只是威權於台灣形成的確認,是歷史巨木深深的刻記,標示這此前的生長和此後的衍生。戒嚴令發佈沒多久,相關的配套法令紛紛出籠,經由這些法令試著將憲法所賦與人們的基本人權被逐一剝奪,打造一密不透風的禁錮牢房,也就注定戒嚴的施行,從一開始的思維,目標即在建立長久的體制,規避著憲政的運作。

這些日後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決定,在最初不見得都是針對台灣的治理而發,更多的是其實反應彼岸國共內戰下的政局紛擾,中日戰爭雖然結束,但戰火從未在中華民國治下止息,中華民國政府一時都處於「戰時」政府的不正常狀態,試著透過各種法令,對國家進行全面的控制,確保行政權的擴張,以利對中共的作戰和動員。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這些限制人權的法律條文也轉移到了台灣,持續的自我完備和擴張。

誠如學者指出這些法律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於中國本土和後來在台灣的施行,兩者並不見得有必然的邏輯連貫,但在心態上卻是相同,皆出自國民政府政權對自身滅亡的恐懼,將這股巨大的恐懼能量透過制度,層層轉移到人民身上。威權體制的本質,即是由上而下,所有人的恐懼的總和,扭曲了正常狀態應有的運作和保障,透過違反人權的嚴刑峻法和特務系統,讓國家陷入了一種恐怖的氛圍,1950年代白色恐怖帶來了另一波的血洗和打壓,造成每個人心底都有一個小警總的局面。

誠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揭示的,專制政府製造恐怖,造成人和人之間的孤立,進而切斷人的行動力,使得人們不再去參與現實,選擇了明哲保身的退卻。這也是陳翠蓮教授所指出的: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和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所帶來最大的傷害,其實是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扭曲,戒嚴時代使「不要涉足政治」成為家家戶戶長者對年輕人的諄諄告誡。

另一方面,社會所內聚的能量,可以被壓抑,卻不會消失,隨時可能爆發,尋找伸展的可能;逼使統治者找出疏導或收編的方式,藉以維持政權的延續。於是,在這以恐懼打造的舞台上、在國家和社會角力拉拔的光譜下,上演著一幕又一幕(從今日角度回顧)光怪陸離的事件,正是戒嚴體制下事務正反交織的複雜狀態,仍需後人抽絲剝繭地還原和審視。

談及1987年7月15日解嚴令,無可避免得從時任總統的蔣經國的宣布談起。獲得民主以及威權鬆動從來不是一種給予,而是不斷爭取的結果。早在宣布解嚴之前,各種衝撞戒嚴體制的示威遊行不斷出現在台灣街頭,可以一路追溯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此外如70年代起一路延續的環保運動;又或者是80年中期出現的原住民族的民族運動,都顯示著社會洋溢著難以壓抑的不滿情緒。

1986年到1987年之間,是台灣社會民主運動的高峰,人們已看透了體制的鬆動和侷限,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佔據著街頭,康寧祥在回憶錄中曾轉引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的統計,從1987年1月至11月底,總計發生的群眾活動高達1,655次,平均每天多達5次。參與者包括了各行各業各階層的平凡老百姓,所爭取的議題,除了政治性的反戒嚴、爭民主外,也開始出現更多與日常生活切身相關的課題,如李筱峰教授所整理,包括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老兵要求返鄉運動……在台灣的街頭上,民主的百花爭相綻放著。

被恐怖統治所孤立的人們,重新取得了聯絡,關心起他們所身處的現實。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由「黨外」變成政黨,直接揭示了威權核心的動搖,原本預期可能被鎮壓的組黨活動,得到是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的默許,他說道: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價,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

在內外壓力推擁下,體制的閘門已無法再有效阻擋民心,恐怖鑄造的千斤巨鍊無法再束縛台灣,人民一波波的嘗試,勇敢的和恐懼說不,打破了這不斷自我膨脹的恐懼總和。

威權體制不是一天造成的,威權體制的瓦解也從來不是抽刀斷水,在某個時間點便完全消失。當我們重新審視解嚴的意義時,不該過度誇大其重要。誠如康寧祥所觀察,解嚴的宣佈是「國民黨試圖建立解嚴後制約政治遊戲的新規則」,國民政府所提出的「民主化」想法,「也就只是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準備稍稍放權,讓近乎窒息的台灣社會有點自由的空氣,基本上頂多就是凸顯專制者的開明」,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遙遠。蔣經國確實做出決斷,但不可忽視台灣民間在過程中的動能,此外蔣氏家族在民主化的過程也留下了保留的但書。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總統在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會面時,即提出所謂的「蔣經國三條件」(若林正丈語):

  1.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2. 支持反共國策。
  3. 與「台灣獨立」派劃清界線。

透過修法和立法,將這三條件落實在《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及《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一系列法令中,替開放和民主留下了限制的伏筆。

正因戒嚴是某種意義上的解纏足式的民主,當時的輿論也流露出對這樣不進不退的「保守派民主化路線」(若林正丈語)的尷尬和為難,沒有太多的謳歌和頌揚,甚至也沒有太多歡欣鼓舞的氣氛,兩面皆不討好。親政府的媒體保持保留的態度,反覆暗示著戒嚴之後所該建立的穩定和秩序;和官方較有距離的媒體,則多少意識到眼前的路還遙遠,單廢除一道禁令意義不大,尤其此前6月12日剛剛發生「六一二事件」,反對國安法的民進黨連續於立法院前示威抗議,引起當時「反共愛國陣線」人士到場支持國安法進行反制,雙方爆發流血衝突,兩陣營都有人遭逮捕起訴,國安法仍通過,解嚴反而更像是抗戰開始的起點。

這些距今未遠,但對許多人來講業已陳封的歷史,是為了表明威權統治並不是遊戲裡的一道關卡,並非物理存在「頭過身就過」,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是一種有機組合,和台灣的政治緊緊交織。它的誕生有著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它的結束必然也需要長時間一刀一刀的細細分離。能推動這分離過程,不是什麼少數的王侯將相或政壇明星,不可諱言,在某些關鍵的時刻,特定個人的態度和判斷,將加速歷史的前進,但持久而一貫的動能,還是來自人民聚合的想像。

正因為推動解嚴的力量來自於民間,官方希望利用法令維持既有統治格局的想法,在這三十年來多半已被推倒。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促使1991年第一屆國民大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代的巨輪在民意的推動下大步向前,已無回頭的可能。接下來的故事,包括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等,「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皆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我們也不能太過樂觀,三十年經過,威權鬼魅仍殘留在我們的生活裡,具體如1988年1月11日立院通過的《集會遊行法》,這項法令看似將人民集會、遊行權的行使予以保障,實際上卻給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乃至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這項法令至今仍留存)。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獨佔權力和控制的本質,並未隨著主政者的變化而不同。對執政者有利的依據,是不會輕易解除的。

更重要的,則是幽微的抽象層次,即人們在心理上仍未脫去的枷鎖,即轉型正義所欲追求的價值的建立,對於這短暫而難得的民主制度,我們還有太多需要去理解和反思的部分。

三十年來諸多政治大戲,尤其是數年一次瘋選舉的熱潮,吸引人民的目光和投入,期待或仰望著不同的政壇領袖,對於公眾事務的關注和參與似乎也就僅止於此。回顧解嚴前那風起雲湧,和平民切身相關的諸多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其中很多訴求在政治的喧鬧下,打了折扣或是逐漸被淡忘。寫作本文的此刻,亞泥那醜陋的坑洞仍在太魯閣擴大,原住民族仍在凱道上抗爭,我們當然走得很遠,但面對那龐大威權的殘骸,以及台灣的未來願景,我們永遠都走得不夠。

如果過去切割人們和現實間的恐懼已經消散,那麼橫阻在我們與現實中隔閡是什麼?是舊恐懼的借屍還魂?是新恐懼的誕生?或某種若隱若現的新的價值扭曲?

這或許是「解嚴」最重要的價值,藉由這樣的紀念碑,定期的提醒我們該進行歷史式反省,2007年《思想》雜誌在解嚴二十週年推出專題評論「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由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針對社運、媒體、政治、法治進行回顧,四篇文中所提及的諸多需要克服、改善的要項,十年後的今日仍擲地有聲,境況甚至更加惡化。對於十年後的人們,此刻的我們又能提供他們什麼樣的反省,實際提供他們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解嚴三十年經過,只希望當未來人們在重審這歷史的里程碑,行經吾輩之時,對我們的時代不會只有哀嘆。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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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三十】勞工不解嚴,報業新戒嚴



解嚴三十:

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自1949年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嚴是台灣現代社會、民主近程的重要里程碑,解嚴後台灣在各領域得以蓬勃、茂盛地發展。如今,解嚴三十週年到來,我們得以回顧在這30年間,台灣在各種文化面相的發展成果,唯有回頭,才得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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