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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三十

【解嚴三十】「我」的解嚴:翻過一頁女性自傳史

2017/07/14 , 評論
趙慶華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趙慶華
文學工讀生。熱愛汪星人。畢生夢想行腳世界、攀登高峰。最喜歡的句子是「因為山在那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初來寶島的胡適,仍渾然不覺其腳下的「自由中國」已不只是忌諱與顧慮太多,而是貨真價實地進入了由黨國機器操盤的嚴密思想檢查狀態,他的這番話便彷如一則寓/預言,照見威權體制下的傳記書寫實難「可靠而生動」的命運,不僅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寫,更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寫。

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

這是1947年,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吳宓送給齊邦媛的句子。關於吳宓,齊先生在《巨流河》裡僅只簡單地提及他「癡情的故事也是當時傳說不已的」,卻未曾言明相關細節及所鍾情的對象。但這個謎題,毛彥文早在她出版於1989年的自傳《往事》當中,以〈有關吳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預寫下答案。然而,比起錯綜糾葛的情感逸聞,《往事》在眾多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自傳中,潛藏著十分值得玩味的意涵-儘管我輩讀者對這位走過五四時代的民國女子或許知之甚少。

《往事》在解嚴前寫就,卻在解嚴兩年後才印行出版。根據作者自述,她開始執筆「寫自己認為值得留下的已往事蹟」的時間是1985年2月12日,由於日常生活的瑣碎事務「令我靜不下來寫」,因此直到該年結束時,「『往事』還沒有寫成四分之一」。翌年因遠客來訪,她忙於招待,「幾乎一字未寫」,直到1987年初「始克繼續」,「但仍時斷時續,未能一氣呵成」。此時毛彥文已高齡將近90,精神、眼力等健康狀況自然大不如前,不過,比起身體機能衰退,顯然另有更為關鍵性的因素促使其決定停筆:

社會轉型,國事維艱,社會失安寧,令我憂心忡忡,不忍再寫,遂於是年八月間擱筆。

「是年八月」即為1987年8月,彼時的台灣社會與國事出了什麼問題讓她「憂心忡忡,不忍再寫」?合理的推測就是「解嚴」。她的自傳〈前言〉寫於1987年8月20日,正是解嚴令頒發後的一個多月;過了兩天,她再以一篇〈結語〉為《往事》畫下句點,在該文最末,她說:

乃近年來,台灣局面起了變化,暴戾之氣,瀰漫全島,能否在此安度餘年,難言之矣!

往事 毛彥文回憶錄
Photo Credit:獨立作家出版
被稱作民國名媛的毛彥文教授,是民國初年國務總理熊希齡之妻,她不僅是民國第一位留學女博士,最為人熟知的是他與學者吳宓的愛情故事。她自1962年渡臺,任教於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現實踐大學前身),此前曾任教於復旦大學。她在解嚴後出版回憶錄《往事》談及他的情感、生活和事業。

說起來,「自傳」到底是什麼?它是一種調性不明的文類,既像文學,又不是文學,往往被當作研究社會事件和個人生活的歷史素材,備受文學研究者冷落。然而近數十年來,由於「主體」、「認同」等課題越發受到重視,自傳研究似乎漸有「收復失土」的態勢。作為「盛裝我的故事」的容器,它以「自己訴說自己過去的故事」為基礎,讓傳主透過文本所進行的敘事與個人自我認同的表達得到連結,並依據不同的「自我需求」,建構出不同版本的故事,從而完成當下之我對過去之我的打造和重演。

雖然「自傳」出於作者的回憶,但是自傳中所陳述的過去,多為作者與社會互動的結果,故而自傳在「個人性」之外,同時擁有「社會性」;其所裝填的,既是個人記憶,也是社會記憶。這裡要強調的是,作為一種社會記憶,自傳文本實質上無法承載「全部的過去」,僅能是經過選擇的過去;且不是所有人的過去,而是部分人的過去。由於每個社會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記憶」不盡相同,要讓某些人或某個群體的記憶變成多數人認可的「共同社會記憶」,就要在各種社會利益群體的對立與競爭中,運用某些方式,以強化自身群體的記憶,或扭曲抹煞他群體的記憶,如此才能經由爭辯與妥協,產生反映社會現實的「記憶」。

但為什麼某些人會想讓自己/我群的記憶擴展為「共同社會記憶」的一部分?學者王明珂認為,這是因為「社會記憶」是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與詮釋的主要戰場之一,所有捲入這場戰爭的個人,不只是為自己的社會角色與貢獻作防衛,更重要的是強調、維護本身所屬社會次群體(如黨派、族群、地域群體、職業群體)的社會地位並強化其群體認同;而「過去」,正是這場戰爭中主要攻防器械。

接下來,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來看看女性自傳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的變化消長。

「我」的戒嚴

自傳、傳記文學,乃至廣義的「生命敘述」文本,重視的是個人生命經歷的真實,以突顯傳主的思想轉折與性格形成。但是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戒嚴時代,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以及高度箝制言論、思想的現實環境,並不利於個人「說真話」、「表達自我」的想望,這或許可以解釋台灣傳記文學的發展為何並不蓬勃。

劉紹唐等人於1962年創建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催生了傳記文學在戰後台灣的萌芽,他不僅持續發行《傳記文學》月刊,編印「傳記文學叢書」、「傳記文學叢刊」、「傳記文學集刊」、「民國史料叢刊」,更鼓勵自傳和回憶錄的撰寫,並提供發表、出版園地。雖然無法完全擺脫政治力與意識型態的限制,但依然可說是台灣戒嚴時期傳記出刊與出版的重要核心陣地。

最早在台灣大力倡議重視傳記文學寫作的胡適,也應記上一筆:1952年11月,胡適自美國來台講學;次年1月12日,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的一場演講,他以「今天我想講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傳記文學」為起點,嘗試將其推動多年的「自傳熱」在本地引燃,是「傳記文學」首度在台灣獲得提倡的紀錄。在該演講最後,胡適提問:「我們的傳記文學為什麼不發達呢?」接著自答:「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初來寶島的胡適,仍渾然不覺其腳下的「自由中國」已不只是忌諱與顧慮太多,而是貨真價實地進入了由黨國機器操盤的嚴密思想檢查狀態,他的這番話便彷如一則寓/預言,照見威權體制下的傳記書寫實難「可靠而生動」的命運,不僅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寫,更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寫。

「關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寫自己」這個問題,劉紹唐在《傳記文學》創刊號的發刊辭〈我們的想法與作法〉中,特別做了一番說明:

我們則認為《傳記文學》的作者,將不受身份年齡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倒不一定只是居高位享高齡或所謂一代完人,才有資格來寫自己。凡是在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無論成功失敗都可以寫;凡是有特殊貢獻有特殊體驗的更可以寫。總之祇要與時代不脫節、足以反映時代或為時代作見證者,人人可寫。【1】

林絲緞_1965
Photo Credit:Public Domain
林絲緞,本名卓系緞,在1960年代首開台灣女性人體模特兒之先例,在當時引起爭論。她在1965年的傳記《我的模特兒生涯》是當時極少數本省籍女性的傳記。

話雖如此,但這絕不是一個沒有「身份年齡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的年代,省籍、學歷、職業、社會成就、以及政治立場等因素,都決定了一個人的發言權限以及書寫自我的「資格」和「安全性」。戒嚴時期的女性自傳,除了《我的模特兒生涯》作者林絲緞為本省籍【2】,其餘幾乎皆是位居黨政文化高層的知識菁英所寫,與劉紹唐「人人可寫」的理想顯然有著不小的差距。

其中包括具「作家」頭銜的婦協成員:列名「發起人」的蘇雪林、謝冰瑩,以及蔣碧微、葉蘋、吳崇蘭、陳香梅;黨政關係良好或出身於黨政軍務系統者:曾寶蓀、褚問鵑、毛彥文、厲謝緯鵬、沈應懿凝。她們的自傳大抵涵蓋家世生平、求學過程、感情經歷、婚姻生活以及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由其間的比重差異可以看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以及希望外界把她放在什麼座標。不論自我定義為教育家、學者、作家,還是「才德兼備」、「內外皆宜」的黨國男性眷侶,最終總是不免回歸「反共愛國」、「擁護領袖」的聲言,在相當程度上映照出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的侷限,也諭示了政治氛圍對女性自傳書寫的影響和作用。

從世代分布來看,出生於19、20世紀之交的曾寶蓀、蘇雪林、毛彥文和謝冰瑩等人,由於曾經親歷1920、30年代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流行的「自傳熱」,她們的自傳書寫或可視為此一潮流之遺緒。但即便是思想進步的時代寵兒,流洩在其筆端的,仍隱含著某種言說自我的「違和感」。留學英倫、創辦了長沙地區第一所女校、代表我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曾寶蓀表示:「自揣本人并無特別長處,那有自傳的價值?」二十歲出頭便敢於與「北大天才學生」易君左打一場轟動文壇的「嗚呼蘇梅」筆墨官司、終生專注於學術研究志業的蘇雪林說:「像我這樣一個學術事功毫無建樹,老大徒悲的平凡人,有什麼事迹可向世人報告?」至於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學位的毛彥文,雖歷任大學教授、慈幼院院長、國大代表,也同樣要強調:「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所寫的都是平凡的事,雖其中有幾件突出的記載,乃事過境遷,也成為平凡的了。」

「自謙平凡」似乎成為每位女性作者出場前必先進行的一段暖身,察其成因,或許如劉紹唐所言,是讀書人「為賢者所諱」: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譏;還有對那個時代來說更重要的「為智者所諱」:「寫自己,難免要涉及到當時的政治,更難免要涉及到同時代的人,褒貶論斷,可能惹起許多無謂的糾紛。」話說得含蓄,但以古鑑今,既是自我提醒,也是說給那些有意從事自傳書寫者的忠言,不免讓人嗅到恐懼戒慎的心理。

「我」的解嚴

1987年7月14日,一紙「解嚴令」宣告台灣自該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也解放了台灣的政治禁令與思想束縛,連串而來的改革措施,讓台灣的政治生態與經濟體質發生蛻變,也使得對單一主導意識形態的批判論述有了發聲的空間,激發長期被壓抑的社會活力與草根能量。儘管過程充滿顛躓,但台灣社會由此走向自由、民主與多元化,不僅在政治、經濟層面,同時也擴及文化、文學等領域。

1989年出版的《孫運璿傳》一出版就獲得高度矚目,1993年的《李登輝的一千天》更引發熱議,這些作品因為「揭開政治家的神秘面紗,滿足讀者好奇心態」,帶動傳記閱讀和出版的風氣。至於這個現象背後的成因為何?有研究者從「國家政策」的面向切入,表示因「解嚴後的出版條例鬆綁,使得出版業面臨新的開放新局,報禁解除,政治氣氛緩解,出版議題多樣,出版者及圖書數量都有所增長,傳記類書籍挾此之勢展其風華,使讀者再次以文字得視他人生命及心理。」【3】

楊祖珺 玫瑰盛開
Photo Credit:時報文化出版
解嚴後,傳記文學的風氣大起,不僅只是政商名流之傳記,女性的傳記也從過去的「女性典範」的路線有了突破,歌手、現任文化大學副教授楊祖珺的傳記《玫瑰盛開》出版於1992年極為一例。

在這股風潮中,作為「傳記文學」一環的「女性自傳」,當然沒有缺席,除了龍文出版公司的「中國現代自傳叢書」,亦有多家出版社投入女性自傳/傳記的出版行列,經此態勢,台灣的女性自傳逐漸擺脫過去的附屬地位以及被當作「典範」的目的,並一改之前作者集中於「民國女性」的生態,出現了分屬不同世代、族群、階層等類型各異的女性自傳,像是身為外省第二代且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楊祖珺《玫瑰盛開》;日治時期接受過高等教育、有「台灣第一位女記者」之稱的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陳述庶民女性生活瑣事的范麗卿《天送埤之春》;走進政治家族並參與政治事務的余陳月瑛《余陳月瑛回憶錄》等。

這些「異質」女性的公開表露自我,厚實了台灣女性自傳書寫的基礎,也帶動了挖掘、記錄女性生命史的風氣。

政治上的解禁,帶來治療社會集體「歷史失憶症」的契機,並開始思考如何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尋找、修復、填補、重建散佚的台灣歷史乃成為後解嚴時期重要的文化工程,越來越多人加入拼湊土地歷史的行列,著眼於探索自我的本質,使其真相與內容得到較為清晰的指認。在此趨勢下,有關台灣歷史、文化、人物、鄉土的出版品大量出現,過去被國家壓抑的弱勢群體透過母語復振運動、還我土地運動在「以小搏大」的立基點上重新認識和建構「我群」的歷史文化。

與這一波「本土化」運動同時發生的,是族群關係的翻轉,特別是政治權力微妙但緊張的變化:1988年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總統及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內部潛藏已久的省籍情結問題逐漸浮上檯面;1990年國民黨內爆發主流與非主流之爭,1991年國大代表首度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委員首度全面改選,1994年台灣省長與北高兩市市長選舉等等。在此過程中,部分外省人面對政治地位的下降與中國國族義理的崩塌,浮現出焦慮、不安甚或憤怒的情緒,有人將之歸因為「自外於台灣」的危機感,有人認為此乃喪失政治利益所導致的「相對剝奪感」,但也許最根本的,是在以所有「(本省)台灣人」為訴求對象的台灣民族主義號召中,由於被「他者化」為「國民黨同路人」的壓迫者、既得利益者,因而衍生出了受辱與失落感。從這個角度切入,或許可以理解這個時期的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自傳,對於作家本人、外省族群、以及台灣社會而言,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前面曾經提到,解嚴後的女性自傳書寫與出版,展露百家爭鳴的盛況,但分屬不同族群、階級、世代的女性,面對嶄新的社會局勢,有其迥然有別的主體重構線索和源頭。羅蘭的《歲月沉沙三部曲》、蕭曼青《像我這樣的母親》、齊邦媛《巨流河》、聶華苓的《三生三世》,皆出版於解嚴後,她們之所以在耄耋之年提起筆來書寫「我」與「我們」的歷史,很重要的目的在於藉由敘述自我以「再次確認舊的自我認同」。

當其他群體女性自傳書寫的蓬勃發展象徵著「我群」(歷史)的復活,她們則是為了取消某種「受辱感」而寫,一方面悲弔於一個舊世代的結束,卻也不忘與「他者」對話,尋求被與「我們」不同的「你們」理解的可能;賦予自我詮釋和族群記憶以正面的價值,從而激生出更為豐富而充滿辯證的意涵。

回到本文的起點,也許我們還是要問:當越來越多(本省籍)庶民女性獲得因解嚴而釋放的言說空間、發聲場域,嘗試透過文字書寫確立個體存在意義與群體價值時,毛彥文因著同樣的理由封筆,這個舉動究竟意味著什麼?從戒嚴跨越解嚴的過渡期,她的文字讓我們一窺部分戰後移民在那個當下的處境與心情。

【1】劉紹唐,〈我們的想法與作法〉,《什麼是傳記文學》,頁4。
【2】林絲緞,《我的模特兒生涯》,台北:文星,1965年1月初版。具有中日混血身分的林絲緞(1940-)是台灣第一位人體模特兒,從事這項工作9年後(1956-1965),她自承「因為我已對它厭煩到極點」而舉辦了「人體攝影展」,以相當前衛的形式告別模特兒生涯。其自傳《我的模特兒生涯》1964年底連載於《中華日報》,其後文星書店負責人蕭孟能認為其內容首開風氣之先,故而予以出版,是戒嚴時期少數本省籍女性自我發聲的文本。
【3】曾尚慧,〈台灣當代女性傳記研究(1945-2004)〉,頁2-3。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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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三十:

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自1949年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嚴是台灣現代社會、民主近程的重要里程碑,解嚴後台灣在各領域得以蓬勃、茂盛地發展。如今,解嚴三十週年到來,我們得以回顧在這30年間,台灣在各種文化面相的發展成果,唯有回頭,才得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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