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解嚴三十

【解嚴三十】身體解嚴:回首小劇場運動的前沿

2017/07/15 , 評論
許仁豪
Photo Credit:許斌
許仁豪
美國康乃爾大學戲劇博士(輔修電影及性別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長期關注兩岸表演藝術,藝術與社會、性別等議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是一篇歷史後見之明的回眸,在解嚴經過30年之後,在2017年的此刻,站在當下社會現實的狀況裡,重新思索解嚴帶來的社會變遷及其可能的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反思,重啟關於「解嚴」的種種想像以及思考,以意義的開展,解構已然僵固的大論述。

關於「解嚴」,已經有非常多大論述。從「戒」到「解」,解嚴的歷史大論述通常順著新自由主義的解放邏輯,從威權到民主,從一言到多元,從權貴到公民,「解嚴」二字彷彿是台灣悲情命運的還魂咒,百年亞細亞孤兒,在多次「外來政權」高壓統治以後,在1987年蔣經國那表演性的一槌之後 (如同J. L. Austin的「表演性述行」〔performative speech act〕理論所說一樣),宣告台灣終於撥雲見日,脫離悲情,得以進入先進自由民主國家之列。

這篇文章無意再對「解嚴」進行歷史性大論述,替這個事件立碑作傳,或是文獻化這30年來的變遷。這篇短文是一個歷史後見之明的回眸,在事件經過30年之後,在2017年的此刻,站在當下社會現實的狀況裡,重新思索解嚴帶來的社會變遷及其可能的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反思,重啟關於「解嚴」的種種想像以及思考,以意義的開展,解構已然僵固的大論述。藉此,讓解嚴事件的書寫以及辯論成為思索當代台灣活化劑,而非一塊不可動搖的紀念碑,沉沉壓在民主話語的廟堂聖殿口,讓後世來客不得其門而入。

作為一個新世代戲劇學者,從戲劇場域探索解嚴三十年,我想從一本體制外的經典戲劇研究作品切入: 王墨林先生的《都市劇場與身體》。為何是此書?王墨林當時非學院派的書寫方式,打破戲劇美學形式書寫與社會意義的邊界,讓藝術變成社會行動,這樣在野的書寫姿態擲地有聲,在30年後的今天已是學院常態,體制內外的界線已然模糊甚至改變。今天重訪此書,是回到解嚴前後歷史現場,再探王墨林提出的「身體」觀,及其與主體之間的關連可能。

如此一來,我們得先問:為何從身體的探索開始?

《都市劇場與身體》可以和鍾明德教授的《台灣小劇場運史》一起交叉閱讀。《台灣小劇場運史》作為體制內解嚴後小劇場運動的經典史記,基本上採取了線性史觀,把蘭陵劇坊的《荷珠新配》作為小劇場運動的起點,而在其線性史觀敘事當中歷史前進的目的(telos)當然是沿著傳統/創新,威權/自由,黨國專制/多元發展等等,一套可以被置放在歷史發展當中過去/未來的時間向度上,二元對立起來的敘事邏輯,最後把小劇場運動描寫成對黨國時期的「話劇」美學有意識對抗的前衛運動,最後跟西方的「後現代文化現象」連接起來,訴說了一個從文化專制到眾聲喧嘩的歷史過程。

大墨書-01
王墨林在80年代透過報章雜誌引薦的日本舞踏的前衛劇場表演形式,對台灣劇場與舞蹈藝術帶來別於傳統學院體系的理論研究,他將「身體」作為美學主體的論述,發出解嚴前後台灣前衛劇場表演的先聲。

《都市劇場與身體》是第一波小劇場運動發生當下碎片式的觀察評論,沒有學院式的編年史架構,但是卻以「身體」作為一個概念式的統整元素。我認為以概念取代編年,並非只是風格上的不同,而是更基進地干預歷史敘事目的。

熟悉傅柯《規訓與懲罰》一書的我們都清楚,在早期現代社會裡(歐洲的語境),身體的控制與規訓都是為了滿足社會生產最大化的目標,除了政治上讓身體為民族國家經濟體所用,國家對「性」的控制多半跟社會的生產與生產秩序安全相關,而到了全球化資本時代,民族國家與世界資本之間既共謀又對抗,轉而對個人身體產生了新的控制術。從這個簡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理解王墨林以「身體的反叛」作為解嚴前後,台灣小劇場從體制外進行反抗,最後從歷史地表浮現的過程的註腳之意。

王墨林拒絕了新自由主義解放式論述,在他的文獻紀錄裡,小劇場變成了諸眾身體與各種政治經濟力量角力的過程,這個對抗無法簡化成被「壓迫群眾V.S.黨國專制」的二元論述,而是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下(用他的語言來說叫做「資本主義爛熟期」),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如何在台灣的在地情境下,控制並穿透身體,而這些覺醒的身體又該如何對抗,以美學化的表述來取回自身的能動性?

在王墨林書中一個重要的文化對照點是日本「白虎社」舞踏,舞踏的身體成了他論述反叛身體的起點,藉舞踏「肉體叛亂」之名,他要論述的是自1986年起的幾個觀念表演藝術及小劇場作品:洛河展意、《試爆子宮》、《拾月》、《重審魏京生》、《驅逐島嶼的惡靈》等等。這幾個作品的描述我們看出幾個命題:

  1. 當身體從國家控制脫離開來以後,身體該如何者到自我表述的方法?而新的資本邏輯又如何收編身體?
  2. 當身體拒絕被政治秩序(包含新的資本邏輯)所收編,身體抗爭的方式有何?身體的反抗能否重建主體?
  3. 當身體不被安置在秩序規定好的空間裡移動,身體如何重新定義空間?

這些命題在當時幾個經典作品裡被演繹出來,它們用美學的方式干預政治,其實也用美學方法預演了90年代乃至太陽花運動時反抗政治運動的身體動員學。

如果舞踏是起點,舞踏肉體的叛亂反抗的是「現代性體制」(regime of modernity),包括以西方民族國家形式來進行現代公民養成的整套規訓與懲罰技術,在精神層面的當然是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操作,在身體層面的就是規訓出「柔順的身體」為國家生產機制所用,當然更是對現代主體的絕對顛覆。解嚴前後小劇場運動所浮現的「反叛的身體」可以說是對黨國現代性體制的反抗,所以王墨林在序言裡所批判的「尋找中國人身體起點」的說法可以說是對當時黨國意識形態的揭露,藉此讓文化尋根與文化國族主義脫鉤。

雄獅184_006
Photo Credit: 翻攝雄獅美術
1986年日本前衛劇場白虎社來台演出,造成國內藝術、舞蹈、劇場圈的強烈衝擊。王墨林在當時透過雄獅美術等刊物,發表數篇評論,引介日本舞踏藝術的身體性。這一系列評論,也累積成他對「身體」美學的理論基礎。圖為雄獅美術1986年184期。

畢竟,王墨林念茲在茲的是先民因農耕作息,節氣運行發展出來的民俗文化身體,那些身體沒有廟堂的精雕細琢,是跟著土壤萬物生長韻律舞動起來的常民身體,這種前現代的身體被當成對抗現代主體(工具理性的主體,資本積累與消費的主體)乃至成為商品經濟一環的後現代多元主體的文化重建之道。

30年後再看,王墨林當年所憂心批判的,關於「解嚴」的新自由主義想像一一實現。看似百花齊放的各種風格化表演,跟百貨公司美食街一樣多元可供消費的文化商品大行其道,但是這就是民主自由嗎?用「台灣人的身體」來取代「中國人的身體」就是找回文化主體嗎?新台灣公民重建運動難道不是召喚黨國時期現代主體的幽靈嗎?

在《都市劇場與身體》裡看見的隱憂,在後太陽花時代都成了赤裸裸的現象。重訪這本重量級的體制外文獻,我希望提醒大家文化解嚴反抗的到底是什麼?回到小劇場運動第一現場的文獻當中,我們能看見甚麼樣的政治動能?用新自由主義的方法來敘述解嚴其實沒有真的解嚴,而是認賊作父,有擁抱全球資本主義邏輯的疑慮,把市場消費機制帶來的多元文化當成自由的終點,把冷戰時期的思維改裝成後解嚴時代的反抗意識形態。

面對這些主流的論述,我認為必須重啟解嚴的思考,把解嚴帶回對現代性批判的思考裡再議,辨析自由民主與「後現代性」之間的弔詭辯證,最後我認為還必須把解嚴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共時性思考(就如同應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文革一併思考),直面冷戰意識形態留下的「中國崛起威脅論」,我們才能更公允面對解嚴帶給我們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專題下則文章:

【解嚴三十】電影解嚴:觀看新浪潮蔓延時

解嚴三十:

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自1949年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嚴是台灣現代社會、民主近程的重要里程碑,解嚴後台灣在各領域得以蓬勃、茂盛地發展。如今,解嚴三十週年到來,我們得以回顧在這30年間,台灣在各種文化面相的發展成果,唯有回頭,才得以前進。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