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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三十

【解嚴三十】以「氣」召喚戒嚴之痛

2017/07/15 , 評論
暗黑手帳
Photo Credit:許斌
暗黑手帳
日文之暗黑不等於中文之黑暗,兩者詞義相差甚遠。若黑暗意味着是光亮的相对,暗黑則彌散著是曖曖内含光的氛圍。我總喜歡文字的温度,在暗黑中像一簇撲朔不定的燭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脫北者》於我而言,要完成的不是一齣戲而已,我更想要達到的是讓亞洲冷戰史更為客觀地形成一個赤裸裸的、沒有形象的、未知甚而不確定的「他者」。但我被包裹在感官之中的精神世界,卻是如此渴望與一去不復返而被忘卻的時間交流,這種渴望是恆定、真實的東西,即使它根本就是吉光片羽。

80年代之始,一切都還渾沌未開,雖門外偶而傳來幾聲悶雷,也激起不了靈魂在沮喪中找到喜悅的力量;這種力量究竟是什麼,存在於何方?這個詰問直至1987年左右的夏天,我與陳界仁、辜振豐、林寶元每個週末晚上都會在台電大樓門口的空地聚集聊天,常常在夜盡天明之時,才各自拖著疲憊的身子返家。其間,我們討論很多關於當時台灣正興起的「統獨」問題,也不能不談到當時反體制活動中最熱門的「戒嚴、解嚴」議題。記得好幾次聊到超越「統、獨」的方法論,是否可以找到一種對國家本質更有高度的認識方法,並挖深戒嚴38年對我們看待世界的觀點,到底被影響的是什麼?

為此議題我們發展出各自的戒嚴經驗,同時跑到對面一家播映盜版電影的錄影帶店,找了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索多瑪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的片子一起看。

這部片子確實影響我跟陳界仁日後在創作上,對於非自然性「暴力」,施加於人的肉體時所承受的傷痛,如幽靈浮游於「記憶的記憶」之間,隨著外在生命的成長一直徘徊不定。我們的戒嚴記憶卻從不因政黨式的民主化就此切斷。林寶元也自此開始著手翻譯《異端的電影與詩學-巴索里尼的性、政治與神話》這本書,該書出版後陳界仁待之如「聖經」,日夜閱讀、反覆辯證思考。每當我們相聚聊天,或與我對話,都據此書所讀所思,為他就戒嚴形上學鋪塑出他個人的記憶之本。我相信自陳界仁的《凌遲考》起,逐漸開展的創作都是影響很大的。

《索多瑪120天》是一部令人在日常規範的桎梏中,強烈感受到各種性虐待的場面,通過畫面呈現出慘不忍睹的視覺感。這樣慘不忍睹的官能反應,卻像一首首讓身體被看見、得以視覺化的詩,只有通過各種教人坐立不安的畫面,構成各種受虐的身體樣態,才讓我們得以穿透、包圍著受虐身體的黑暗勢力,賦予暴力的想像更具體化的視性。法西斯的暴力常常就是附著於「政治正確」之上,讓道德、宗教、鄉土......找到一種理性、規範、監控的身體管理系統,法西斯成為一種暴力,來自於政治中人性教化的治理,而帕索里尼戳破的就是這種治理。

接下來我所欲展開的戒嚴論述,就是更進一步揭露38年戒嚴史在黑暗中浮游彳亍的幽靈,在身體中徘徊不去的傷痛記憶。

陳界仁早於1983年,在台灣上仍處於戒嚴社會時,便發表了第一個行為藝術作品:《機能喪失第三號》,這場表演即為表達身體存在著對這種現象的不安狀態。在戒嚴時期,一般人尚未感知深陷這種身體的壓抑不安時,在媒體被嚴格管制下,仍引起公共領域的議論,如今可說是80年代戒嚴體制下藝術政治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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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機能喪失第三號》是藝術家陳界仁在1983年於西門町鬧區所發表的行為藝術作品。在這個作品中,5名表演者頭蒙布袋,用黑膠布綑綁,身著白衫、長褲,一路在西門町前行,時而停頓低鳴、跌跪在地。在戒嚴時期,這場表演造成許多爭議,同時在政治威權體制下,也背負著高度的風險。

2017年1月在他的「變文書」展覽會場,開門第一件作品,是一個陳舊的冰枕被裝置在畫框之中,作品名稱:《「氣味」紀念物II:1987年7月14日的空氣》。這個作品是陳界仁於1987年7月15日解嚴時刻前幾小時,在房裡隨手拿了一個舊冰枕,裝下自己當時呼吸的空氣,心想或許未來可作為反思的「對話物」。

冰枕乃是器,若按朱熹的說法,器是形跡,也是形而下之意,顯現的是38年戒嚴史在1987年7月15日解嚴前夕,作為「物件」(object)的冰枕在其中填塞了一種「時間性」,通過30年而形成一種時間的「氣」所意味的歷史意象,而歷史是否在其「氣」之中,還是要看「氣」通過怎樣的名實所形成的行為,正是墨子說的在行為中看到名實的合一。

陳界仁這個以冰枕作為裝置的作品,可說是任何人講到台灣近代戒嚴史時,在國家「白色恐怖」的監控下,身體通過國家設下各種暴力裝置的操弄,無關法律、亦非道德,而是受意識形態抑制的言行規範,使身體各部官能活動,自被一套懼佈系統無所不包地管制化的象徵。當時國家巧妙地將中華文化與戒嚴管制一體化,以「禮」教化身體形成國家治亂的手段;冰枕所盛之「氣」,即為身體在治亂教化之中的「禮治主義」,這跟法西斯的暴力美學有所關聯。

中國周朝是一個禮治的昌盛時代,所謂行「周公之禮」意味著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這套「禮儀之治」,遭奉中華文化為道統的國民黨挪借,將之徹底用於戒嚴時期的統治方式,遂成為對身體教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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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陳界仁,《「氣味」紀念物II:1987年7月14日的空氣》,1987,冰枕。

時值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美國為首之西方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在亞洲佈署以朝鮮半島地理三八線為界的冷戰防線,導致亞洲長久以來陷於征戰不休、僭越違制(如越戰)的動盪局面,終形成禮治既無法在現實中推行,那麼退而求其次,實行以法治國的霸術也是可以的。在以「冷戰→戒嚴→反共」的地緣政治治理下,戒嚴時代已經不能用單純的道德說教起到禮治作用,退而推行法家「刑政」作為取代。我們在道德中被要求依正義原則而行事,然而卻發現世界中充滿了受苦、不正義與死亡的現象蔓延不止,這令我們對道德產生絕望。

冰枕對照於1983年陳界仁發表的這場行為藝術作品,頭蒙黑布袋意味著不見其顱,亦指思想挖空之空洞景象,雙手綑綁完全失去創造行動之身體,一排裝扮如受刑者的表演者,或踉蹌倒地、或低沈鳴叫,表現出身體機能喪失的受奴役狀態。38年戒嚴史誇大的是以法治國的霸術,使其具有合理性,卻忽略身體機能在國家以法之名,行法治的恣意妄為時,無謂的紛爭遏止不息,漸反應出思想空洞化的病變現象。陳界仁所用之冰枕為美學表現之物件,則是一般用作身體發燒時覆於額上,使身體思想運作主要的器官機能(頭)降溫得以袪魅的象徵。

戒嚴既不是一個概念更不是一個相對於「自由」的主觀想像,真正的問題在於身體作為行動主體的動能,運動來自內在的動力,如《道德經》所言,是一種無形、無言、無為的「氣」在體內流動,並產生器官運作的機能。這種無名之「氣」,孕育的是「無」,乃為一切變化之始。《機能喪失第三號》於作品標題已指涉「失身體」之意,冰枕所盛戒嚴最後一刻的「氣」也是解嚴前刻的「塑身體之形」的開始。

這個「塑身體之形」,是我們在解嚴後如何重新認識國家的統治手段,除了權力的鞏固,更是意識型態的監控。這是國家作為一個機器在運作中獨有的、特殊化的、服務於統治者的一種由強制力及暴力一體化,讓國家安定的手段。今年在東亞相繼而起的各項事件,如南韓的「黑名單」事件、台灣的「保防法」及日本的「共謀罪」,絕非單一、偶然的政治現象,從根本上來看,「冷戰-戒嚴-反共」的幽靈仍似鬼魅在頭頂上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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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許斌
王墨林的新作《脫北者》涉及了朝鮮、馬來西亞與台灣三地的共同記憶,王墨林在台灣的兩場試演後,陳述了他對「脫北」的概念,這不僅涉及脫離朝鮮的字面意涵,同時也是三國三地,對於威權、壓抑、國家機器壓迫的脫逃。

冰袋袪魅同時也是我們在解嚴30年後的今天探問:解嚴後以「自由」治國、以「統獨」取天下,終又形成國家另一套意識型態的治理。我們失去的身體是否仍如孤魂野鬼?在身體裡面那口還沒吐出來的「氣」(歷史之氣)一成不變地在戒嚴傷痕的記憶與遺忘之間流動著呢?

解嚴30年前夕,我6月在韓國釜山發表了《脫北者》劇作,從38度線拖曳出一層一層在皮膚上以成淤血狀態的歷史現象。這是38年戒嚴史流徙、歷經國家暴力留下的身體傷記,是一片荒蕪化了的精神地理景觀構製而成的身體地圖。冰枕裡的最後一口「戒嚴」之氣,與《機能喪失第三號》走上街頭示眾的公共化對照之下,冰枕這個物件正顯示通過藝術可以讓人擱置當下時空,面對過去的經驗,主體就在記憶中關照自我,從而真正體會到時間之外、空前強大的主體,精神活動得以形成一個巨大的孤獨世界。

《脫北者》於我而言,要完成的不是一齣戲而已,我更想要達到的是讓亞洲冷戰史更為客觀地形成一個赤裸裸的、沒有形象的、未知甚而不確定的「他者」。但我被包裹在感官之中的精神世界,卻是如此渴望與一去不復返而被忘卻的時間交流,這種渴望是恆定、真實的東西,即使它根本就是吉光片羽。

我相信陳界仁的孤獨亦來自與戒嚴史的接觸開始,一直發展到他個人的生命史,對於歷史的探問之旅,卻是繪製出不同於意識型態機械論的心靈版圖,從而找到踏上真正從國家壓抑中解放出來的路。

我相信,我們都是。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解嚴三十:

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終止了自1949年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嚴是台灣現代社會、民主近程的重要里程碑,解嚴後台灣在各領域得以蓬勃、茂盛地發展。如今,解嚴三十週年到來,我們得以回顧在這30年間,台灣在各種文化面相的發展成果,唯有回頭,才得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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