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永寬（2003～2004年擔任南韓外交部長，現任首爾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仇外都為「脫歐」陣營在英國最近的歐盟成員資格公投中獲勝貢獻了力量。但這些力量只是更大變局的表象：全世界範圍內國家和市場關係的根本性變化。

自現代資本主義誕生以來，這兩種人類活動的框架總體而言一直保持著獨立。市場參與者追求經濟利益，市場也隨之在地理上不斷擴大，而國家尋求人人遵守秩序和控制領土內的一切。一個商人可能察覺到外國的市場機會，但要追求這些機會，他會去找國家——最先找的是移民當局。

如何協調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緊張是當今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問題，一如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十九世紀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馬克思（Karl Marx）以及在整個二十世紀中葉就此問題進行長期論戰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讓我們構想國家－市場關係的兩種極端情況。第一種是一個無縫的全球市場，個體可以盡情最​​大化物質利益而不會受到任何國家干預。這一情景的問題是你所生活的國家可能極易受到暢通無阻的全球化所造成的一切消極後果的影響，比如貨幣貶值、勞動剝削、踐踏知識產權法等。

另一個極端是世界由完全孤立的獨裁國家組成，個體不必受到外部經濟力量影響，國家對內政擁有完全的自決權。在這一情形中，你必須放棄全球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眾所周知的經濟收益。

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都位於這兩種極端之間，其特徵是存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等區域一體化工程。

過去兩個世紀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出現了重大波動，擺向市場和擺向國家的情況都有。比如，1846年英國廢除穀物法有利於國際貿易中的自由市場，也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全球化進程。

一戰結束後，鐘擺又擺回了國家的方向。西方金融中心在政治上被削弱，動員起來的工人階級抓住機會要求獲得工作崗位，和與全球化市場邏輯和規則相悖的社會福利計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鄰為壑政策和保護主義氾濫並存——1931年英國為了應對英鎊擠兌而脫離金本位。《經濟學人》雜誌​​宣布9月21日星期一這一天是「世界金融和經濟發展一個時代結束的日子」。英國退出公投通過後，《經濟學人》警告「英國駛入風暴，船上無人掌舵」。

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標誌著鐘擺再次擺向市場，但這一次仍保留了一些國家自主權。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國際開放與國家自主權之間的和諧平衡保證了普遍的繁榮。

但是，隨著「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的低增長和高物價以及全球能源危機將鐘擺推向了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在英國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推波助瀾下，從凱因斯的世界擺向哈耶克的世界，波動在20世紀70年代捲土重來。

然後我們迎來了現狀。2008年經濟危機以及全球經濟無法從中完全恢復的局面，宣告了始於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工程結束。與一戰後的時期一樣，工人看到他們自己被全球化所拋下，政治領導人犧牲他們的利益滿足養肥了金融家和大企業。在英國退出公投中，「脫歐」陣營把票投給了更多國家自主權，儘管這顯然必須付出物質代價。

如果下一任美國總統廢除今年2月與11個環太平洋國家簽署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TPP），那麼美國版「英國脫歐」也為時不遠了。如今，全球貿易談判已經幾乎死去，TPP看似刺激多邊貿易的合理方法。但兩位推定美國總統候選人均表示反對TPP，許下了等同於全球貿易體系「美國退出」（Amexit）的承諾。

我們正處於一個空白期。社會和政治不滿將繼續在全球發酵，直到我們讓國家－市場關係恢復健康的平衡。問題在於沒人知道如何最好地實現這一點。

一些人提出重新如布列敦森林會議那樣協調國際市場和國家自主權。但戰後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於前全球化時期，我們無法讓精靈回到瓶子中去，即使有這樣的可能。英國退出標誌著最新的全球化時代結束的開始。下一步會怎樣還只能猜測，但可以肯定這不會是終點。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反全球化“英國退出”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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