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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2017亞洲藝術雙年展:關鍵斡旋

【關鍵斡旋】策展人報告(四):進步記憶與潛在的談判

2017/10/10 , 評論
國立臺灣美術館
Photo Credit:Piyarat Piyapongwiwat/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於民國77年(1988年)開館,民國93年7月整建後重新開館。本館以視覺藝術為主導,典藏並研究臺灣現代與當代美術發展特色;除提供各項展覽、長期與國外美術館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性重要展覽,並致力於多樣性的主題規劃特展與藝術教育推廣活動,包含2000年始接辦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2006起)、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06起)、亞洲藝術雙年展(2007起)、臺灣美術雙年展(2008起)及全國美術展(2010起)」,亦執行營運藝術銀行等,提供民眾多元化欣賞藝術的環境與機會。

文:埃德.達瑪萬(Ade Darmawan,2017亞洲藝術雙年展策展人)

亞洲城市在歷經過去20年的蓬勃發展,吸引了世界各國人士前往,在經濟與社會脈絡下所進行的交換,大量集中在這個地區。城市給予了人們有別於國家的某種身分認同,例如人們開始認同自己居住的城市。大規模的都市化與遷徙產生了對農村想像的拼湊。城市作為一個兼具混合與動態的實體變得更有意思,而且人們對於城市的認同相較於國族的想像更為扎根且真實。亞洲地區相對穩定的政治局勢促成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許多人口眾多的亞洲國家不僅擁有豐沛的廉價人力資源,也享受著雄厚的自然資源儲備,使得該地區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變得非常有吸引力。

為數龐大的人口也使亞洲地區成為國際廠商爭相布局的目標市場,尤其是因為居住於城市的中產階層人數不斷增長。貧富差距不但已變成無可忽視的問題,甚至還成為許多城市的定義性特徵。不平均的財富分配及氾濫的貪污腐敗已成為許多城市中兩個最為顯著的標誌。過去存在於人民與威權政府之間、垂直關係的角力,已經由更為水平的較量所取代,從威權過渡到社會階層間的、水平關係的競爭。

這樣的演變可能會構成威脅,由國家力量支持的企業因濫用資源、剝削勞工與環境及無節制地擴張,結果就是人民在這波高速的經濟發展中被邊緣化。不同身分、地域與政治間的摩擦與衝突早已重新界定了整個社會關於空間的記憶。「發展」成為主要的焦點,消費與擴張則邊緣化了社會較為弱勢的族群,這也導致不同背景的人對於城市空間的經驗四分五裂。

城市本應是一個由所有市民共同經驗到的整體,卻變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空間,居住於此的人則面臨基於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受到隔離的處境。這樣的現象再造了不同的社會實體,使得我們必須面對以下問題:「這些在城市中佔據不同地域的各個社會實體該如何與彼此產生關聯,又該如何與彼此進行互動?」因都市發展或利益衝突而造成的城內人口流動,使得有些人不是從住家被驅逐,就是因環境變遷而必須搬離故居,這些結果導致這些人被迫遺棄原本的記憶與夢想。我們可以從塔耶巴.比根.里皮(Tayeba Begum Lipi)的作品和卡葳塔.瓦卡娜嫣恩(Kawita Vatanajyankur)的錄像作品中了解到,個人經驗的肉體記憶會如何變化,以及各種矛盾與荒謬會如何被分享、又如何與其他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脈絡及文本產生共鳴。

在所有形式的發展與進步中,自然環境總是被遺忘及忽視。龐克搖滾舍(Pangrok Sulap)一系列的木刻版畫作品與李奧納帝安沙.阿聯達(Leonardiansyah Allenda)的裝置藝術皆觸及了這樣一個困境:特定地區的經濟發展如何疏忽了自然環境中最重要的部份及我們居住生長的環境。他們的作品不僅探討了社會默許的行為是如何改變的,也了質疑了世人看待城市與自然的心態是如何變化的,其中也包括了都市發展目標方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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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藝術勞工/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藝術勞工,《嘉萊露珠雕塑花園》,2015-2017,木頭、繪畫,尺寸依場地而定。

此外,在藝術勞工(Art Labor)與嘉萊村民所進行的創作中,藝術家透過具有神話特質的敘事,對於新型態的經濟社會所付出的代價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我們可以觀察到日益明確的趨勢,也開始相信時間的推移與空間的轉變都與今日緊張的局勢有關。龐克搖滾舍、李奧納帝安沙及藝術勞工三者都透過創作來批判性地檢視環境惡化的難題,他們在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深思熟慮,也與隱含於進步與發展中諷刺性的光景產生衝突。

促使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類對於從此地移動到彼地的慾望。流動性(mobility)被視為城市內和地方/區域迴路內,乘載人類移動的持續且動態的交通往來。同時,來自各個背景、具有不同社經文化需求的人們所擁有的身體經驗與各自不同的流動經歷,皆形成了不同的「公民」行為,也在特定城市或地區內偌大空間中的特定地點內創造了不同的族群。

皮亞拉.皮亞朋吉娃(Pirayat Piyapongwiwat)、普拉尼特.索伊(Praneet Soi)與禮薩.阿菲西納(Reza Afisina)三位藝術家創造了一種形式,能夠對於行為、型態、建築功能及空間這些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的因素進行製圖。禮薩的觀察及皮亞拉的社會介入,重新對社會文化方面的人口流動提出質疑,這樣的質疑是為了進一步觀察與辨別社會文化的問題,並釐清這些問題與現代性發展中的社會認同之間的關係。

這些作品討論了經濟交易如何改變並決定城市內的各種運動。將城市的各種功能與規畫進行製圖的這個行為,可以從經濟上及社會上的交換往來進行觀察。人們工作生產的方式及消費模式、城市內的社會交往活動及城市的結構都會對彼此產生影響。因此,政治權力及資本力量該如何管理這類關係?許多作品都對經濟上及社會上的交換往來所引發的現象及產生的價值進行調查,專注探討這些交換往來的模式如何成為初始點,持續地在整個交換往來活動中發揮重要的角色。

我們近年來也在這些歷經重大變遷的城市中,見證了資訊科技及影音技術的突飛猛進。在改變我們對於現實的觀點方面,這些領域的進步一直展現著十足的影響力,影音媒體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現實或「真相」,這個真相不僅誘人、讓人印象深刻,而且在製造發光、有聲的影像時也發揮了它應有的功用。此外,它還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現實,消弭了一些社會界線。 在藝術與科技的領域中,有一個追求嶄新探索及創意發明的趨勢,這些科技可能對打造更廣泛的社會意識有所幫助,特別是在傳播批判科技和媒體的觀點上會更為有力。關於這個議題,亞森.班淖(Yason Banal)檢視了關於改變空間的一些想法,而這些空間的改變與那些影響著我們日常現實的媒體科技是在同一個時間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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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禮薩.阿菲西納/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禮薩.阿菲西納,《只要你不注意就持續施工》,2015,絲綢印刷,尺寸依場地而定。
藝術家團體與地方社區

將藝術視為社會實踐,對於我們將藝術實踐當作預測未來的方法來說相當重要。在某些情況下,未來可能是一個奢侈的想法,但是藝術總是能夠從現今的角度制定策略,並與未來進行談判。藝術是今日不變的常數,這個永不停歇的談判則塑造了我們即刻的未來。這些談判及預測在使社會的批判性及想像力變得夠豐富的面向上,給予了藝術一個堅強穩固的地位。

在現今這個超級複雜的現實中,不僅是人們的生活受到了改變,藝術家的地位也遇到了變化,世人期待當代藝術家能夠在創作中運用多維度的方法並展現相當的敏銳度。正因為人們期待藝術家能夠參與地方社區,藝術家的身分自然地就從單純的創作者,轉變成了合作者及中介者。藝術家和地方社區因為佔據了這樣一個具有戰略性的重要位置,所以他們能夠將藝術及知識的生產帶往一個更寬闊的領域,以便於持續保持相關性。

這樣的概念激起了藝術家在不同地區的城市中,開創各種藝術組織與團體,像是藝術勞工(Art Labor)、加帝旺宜藝術工廠(Jatiwangi art Factory)、龐克搖滾舍及Serrum等藝術團體都從不同層面著手與地方社區成員進行在地合作。這些藝術組織有能力去閱讀、解讀及協調不同的社會現實,並能夠在當代社會環境中不斷找到自己的相關性、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與立場,同時也持續在更廣大的群眾中拓展他們的空間意識。

國家和企業界定了當代空間,而集體主義則富含了關於獨立性和自給自足的想像。藉由政權所置入的系統性設局,集體主義挑戰著那些由依賴與成癮所造成的恐懼。集體主義成為了一種創造知識資源空間的手段,而其中每一個個體便是知識、經驗與網絡的資源。交友、合作、分享知識及照顧彼此等需求,則將集體主義的各種實踐轉化成一個具有相關性的模式。

在各種有意識地進行跨領域工作的方法及嘗試中,我們可以從他們採取的開放性策略看見藝術家團體對未來進行預測的傾向。這些實踐及活動使得藝術自然而然地找到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許多在社區進行的計畫讓人們了解到藝術與社會之間理想的關係,「藝術存在於社會之中,且是其重要的一部分。這種社會參與的策略也同樣是在共同親密及喜愛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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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加帝旺宜藝術工廠/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加帝旺宜藝術工廠,《陶土主義》,2015,裝置,尺寸依場地而定。

藝術家團體在社區中進行的計畫變得越來越開放,且尚未受到正式藝術空間常有的僵固所限制。他們透過在公共或社區空間中開創的藝術計畫,嘗試去將這些作品與日常生活做連結。有些計畫則結合了研究、跨領域合作及無法預期的網絡實踐。在藝術創作及談判的過程中難以規避的的挑戰是,「如何在探索不同的模式及嘗試在空間內進行策略化的同時,還能激發更多的參與和互動」。

在他們的計畫中,藝術家允許開放式結局的可能性,讓社會大眾和空間本身成為作品的主要部分。在那些以直接社區參與為主軸的創作過程中,藝術家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創造研究型的作品,而且也是確保社區的參與,並成功地將複雜性以社會大眾容易了解的形式呈現出來。

集會、集體性和社會互動讓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不僅僅是藝術實踐,還是社會實踐。 它們成為發展跨領域作品和環境的載體,結合藝術和行動主義、組織技能和網絡能力,以及在面對空間與社會大眾時所具有的說服力、閱讀力、地方資源管理、策略化及談判技巧。

這些計畫優先考慮流程、學習和藝術方面的合作,提出社會與政治方面的議題,同時也特別將城市與農村環境當作主體。它們挑戰了原先藝術家在全球及地方脈絡下所進行的社會參與行動,促使這些藝術家去解釋他們的立場及闡明他們對於社會整體的批判思想。此外,這些計畫也在日常環境中成為人們進行社交活動的場域。 因此,他們開了一扇門,讓來自不同背景的社會大眾能夠有更多機會接觸和參與藝術。同時,這些實踐不僅拓展了藝術經驗,也在大眾的思想與記憶中重新定義了這些空間,從而可以發現並重新改造那些具有表達性及反思性的空間

在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中,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以及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社區與空間之間的熟悉程度和距離也成為一種風險。 基於社區的藝術計畫,很容易陷入那種企圖解決問題的英雄主義,也因而失去想像力。在與社區部分成員建立關係並以具有批判性的局外人身分與社區保持近距離的背景下,扮演全方位角色的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他們選擇與地方社區成員及藝術家保持緊密的關係,這種密集合作的策略在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中,便適合用來減少被想像力匱乏給侷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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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Serrum/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Serrum,《知識市集》,2015-2017,行為。

這些計畫也讓人們理解過程設計,以及一系列被社區的社會結構及權力關係所影響的行動和事件。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也是關於藝術方法如何被傳播、如何被呈現,以及如何讓藝術概念被社會大眾理解與體會。藝術計畫因此會被視為一個具有不同程序的流程,有些部分則可以準備成為有機的截面圖,開放給人們介入。因為不同元素所具備的潛能,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時常會發生。這也造就了各種社會大眾可以理解和吸收的新發現。在這些功能中,藝術計畫本身就可以是一種表現的形式。

呈現的方法已是許多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中的典型問題,而將活動或活動不同的程序移轉到展覽空間就是一個難題。在不解決這個問題的情況下,數據研究的視覺化或檔案文件的展示就會讓人覺得疏離且不具吸引力,而那些將在公眾空間舉辦的活動於展覽室重現的嘗試也同樣不理想。展覽的策略引導藝術家去採取兩種不同的展示方式:一種在公共空間進行,另一種則在展覽空間呈現。

在這兩個不同的空間中,藝術家於同一個時間創造了兩種不同的方法和事件,反而不是去將一個空間的活動轉移到另一個空間。因此,他們所發起的計畫則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手法,因為這些計畫不僅處理了藝術方面的議題,而且也更廣泛地探討了在政治和倫理上空間及其人民的關係。這些計畫甚至也涉及了廣大的組織領域,同時與社會制度及國家保持聯繫。

展覽資訊

名稱:2017亞洲藝術雙年展:關鍵斡旋
時間:2017/09/30-2018/02/25
地點: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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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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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美術館自2007年開始舉辦「亞洲藝術雙年展」,至今已屆10年。回顧歷屆雙年展的內容,除呈現亞洲的多元文化面貌外,也藉由策展人提出的命題,探討亞洲社會中的變動性,以及亞洲與全球效應的交互影響。「2017年亞洲藝術雙年展」為更全面關照及連結亞洲地區的當代藝術網絡,爰改變歷屆均由國美館研究人員獨立策展方式,首次邀請三位客座國際策展人與本館策展人組成策展團隊,以共同命題、分區研究的方式進行策展,試圖透過多樣化的論述與觀點,將亞洲的定位與觀念清晰化,並耙梳亞洲地區的殊相與共相,提呈人類社會與藝術所面臨的共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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