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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具新納粹色彩的「西方」搖滾樂隊，到朝鮮這個絕無僅有的共產主義專制國家演出，到底意味着甚麼？2015年8月，當朝鮮半島正為南韓設置的廣播設施爭拗而瀕臨戰爭，全世界聚焦於金正恩政權的動向，來自斯洛維尼亞搖滾樂團萊巴赫（Laibach）破天荒應邀到平壤，為朝鮮慶祝脫離日本殖民統治70週年的「解放日」舉行兩場演唱會。這次被認為難以想像的所謂文化交流，到底團員各自帶着什麼期盼，朝鮮的官方與民間又如何回應、理解樂團的演出？這場演出果不其然前後爭議不斷，西方輿論指責其為獨裁者臉上貼金，屬不道德之舉；朝鮮內部亦有反對聲浪。
莫頓．托拉維克（Morten Traavik）和烏吉斯．厄特（Ugis Olte）執導的紀錄片《北韓搖滾解放日》（Liberation Day），將萊巴赫從準備到演出整個充滿張力的過程記錄下來，電影的原文名稱既是朝鮮官方紀念日「解放日」，同時也一語雙關，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樂團到朝鮮演出的一天，是否意味着解放？
1980年，萊巴赫成立於前南斯拉夫礦產小城特爾伯夫列（Trbovlje），他們早期以「軍事」（martial）、「工業」 （industrial）為主要風格，工廠、礦坑作業中規律而具節奏感的金屬敲擊聲音一直是萊巴赫音樂的靈感來源，後期則進一步結合「新古典」（neo-classical）等元素。「萊巴赫」是斯洛維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Ljubljana）的德文名稱，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以及二戰德軍佔領時期，此城都使用這個名字。但在前南斯拉夫總統狄托（Josip Broz Tito）的統治下，這個名字是禁忌，樂團也成了異議樂團。南斯拉夫解體之後，萊巴赫必須面對新時代的來臨，畢竟南斯拉夫一直是他們創作中的反抗對象。
當萊巴赫應邀到朝鮮演出，西方媒體包括BBC、《紐約時報》皆以「西方樂團首次在朝鮮演出」為報導標題。這句話的重點不是「首次」，而是「西方」，南斯拉夫什麼時候被納入「西方」？是在贏得冷戰之後嗎？萊巴赫的音樂固然在歐美廣泛流傳，但其批判不單指向前南斯拉夫。1980年代末共產主義陣營崩解在即，他們推出的《Opus Dei》（1987）、《NATO》（1993）等專輯一直揭露「西方勝利」背後的擴張主義，將萊巴赫被稱為「西方樂隊」無疑是歷史的諷刺，同時揭示了「當我們凝視朝鮮，西方就是世界」的意識型態。
西方主流媒體的標題隱含着提問：萊巴赫的演出，是否意味着朝鮮將會被「西方」改變？朝鮮被認為孤立於「西方」世界，記者眼裡的朝鮮甚至不是另一個「國家」更像是另一個「星球」，無怪乎挪威籍導演莫頓不斷被記者問及：「到訪朝鮮會不會感到害怕。」這個「星球」有着太多異質：統治者的偶像崇拜、集體主義、人民與地景的高度同一性等等。問題是萊巴赫來到這個「星球」是要幹什麼？樂團監督伊凡（Ivan）也在片中自嘲地說：「我們是來革命的嗎？」
導演莫頓為我們提供了謙遜地說法：「我們希望為人們帶來啟蒙，而這是雙向的。我們會從他們身上學到新事物，他們亦會從我們身上學到新事物。 」
聽萊巴赫的音樂長大的莫頓，後來獲樂團邀約執導〈The Whistleblowers〉一曲的MV，同時是這次朝鮮之行的促成者。對他來說，朝鮮演出是一場實驗： 萊巴赫一貫的形式與音樂與朝鮮人民熟悉的元素的相遇，兩組元素可能融合，亦可能出現裂變。朝鮮官方對任何演出內容進行嚴謹的審查，甚至直接介入設計、安排。如何在確保演出得以進行，同時又能調和創作獨立性與官方控制的矛盾，再加上語言樊籬、觀看習慣、技術障礙、行事模式等等，當中的困難是超乎想像的。
朝鮮的「解放日」本意為紀念朝鮮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是其意識型態的組成要素，當然，在朝鮮以外的視角下不免納悶：朝鮮不正是當今世上少有的法西斯政權？更有趣的是，萊巴赫與朝鮮官員開會，立刻被告知不少人認為他們的表演具有法西斯傾向，大為反對；當地的媒體（當然是官方的）甚至說：「難以想像曾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同盟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一向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朝鮮，竟會邀請這種樂團來到平壤。法西斯團體怎麼能來慶祝朝鮮解放70週年？」。
萊巴赫到朝鮮演出可謂兩面受敵：如果他們是法西斯樂團，憑何參與「反法西斯」的慶典？相反，如果他們是反法西斯的，為何要到法西斯國家演出？西方媒體的道德化批評與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反對聲浪，居然可以和諧地並置一起。
其實萊巴赫一向我行我素，游走於危機四伏的邊界。在美學呈現以至內容上，萊巴赫一直亳無顧忌地摹寫、戲仿法西斯主義。例如他們1987年的專輯《Opus Dei》中就有玩味「單一民族」界線的作品〈Birth of a Nation〉，歌曲名不難讓人聯想到1915年那部極具爭議的同名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D. W. Griffith執導）。只要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區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兩個概念：「政治美學化」與「美學政治化」萊巴赫顯然屬於後者。
1980年代萊巴赫曾在訪問中被問道他們與新納粹的關係時，樂團的回應成為名言，他們說道：
說我們是法西斯分子，就像說希特勒是畫家一樣。
We are fascists as much as Hitler was a painter.
即使他們的音樂借用法西斯美學呈現，其政治性恰恰在於展示法西斯的威脅。紀錄片中收錄了斯洛維尼亞學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訪問片段，他指出要真正顛覆一個體制，不是靠批判它的官方價值，而是要揭露其隱藏的反面。萊巴赫的做法就是將官方的信息直接還給政權， 以仿摹法西斯的意象揭示政權之陰暗面。然而要在朝鮮開拓斡旋空間並不容易。
改編、重新演譯，一直是萊巴赫的創作方式，他們改編奧地利組合Opus的同名歌曲〈Opus Dei〉（Life is Life）就是當中的經典之作，透過重組賦予樂曲另一項意義。萊巴赫在朝鮮的演唱會名為「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曲目當然少不了重新演譯的〈Do-Re-Mi〉、〈Sound of Music〉等等，這些歌曲是朝鮮的外語學習素材之一，也是當地觀眾少有熟悉的外國音樂，由於其「外國」身分，容許了更大的改編空間。
電影裡萊巴赫原本想要改編朝鮮人人誦唱的《白頭山之歌》，團員經過多次修改，到最後一刻還是被官方的審委員會抽走，究其問題核心，恰恰在於歌曲在朝鮮的地位太過重要，官方不容許其意義受到任何動搖。影片背景旋即響起萊巴赫的名作，改編自The Beatles的〈Across the Universe〉，一句句唱著：「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my world......」
朝鮮演唱會的第一首歌是樂隊的新歌〈The Whistleblowers〉，歌詞乍聽之下與朝鮮的意識形態亳無違和，但從紀錄片呈現的觀眾表情，演出顯然造成了衝擊。電影特意對觀眾進行特寫，對朝鮮觀眾來說，萊巴赫的演出固然是奇觀；電影呈現的觀眾面貌，卻構成了紀錄片本身的奇觀：到底朝鮮觀眾如何感受萊巴赫的演出？正如片尾記者所說：現場這1,500人不是觀眾，他們就是舞台，朝鮮現在就是世界的舞台，是被注視的對象。
普遍看來朝鮮觀眾冷靜、嚴肅地觀看演出，細細觀察不難發現有人凝神專注、有人展露微笑，有人一臉茫然，亦有人受不了聲壓用手指塞着耳洞。演出完畢，當觀眾鼓掌、滿意地離開，樂團成員總算鬆一口氣，笑說下一站將是伊斯蘭國。一場搖滾樂演出能改變甚麼也許難以評論，樂團監督嘴裡的：「萊巴赫的一小步，人性的一大步」顯然是老王賣瓜，不過當地觀眾所說的：「我們知道世上有很多不同的音樂，現在我們知道有這一種音樂。」央之視為演出成果之一應該恰如其分。
影展資訊
名稱：2017高雄電影節－慾望之味
時間：2017/10/20－11/05
地點：高雄市總圖、MLD台鋁、高雄電影館、台北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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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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