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職業演員】《九零后打工妹》:我就像籠中的小鳥,怎麼飛也飛不高

2017/10/24 ,

評論

勞工影展

Photo Credit:勞工影展提供
勞工影展

勞工影展

由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主辦,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承辦的「2019勞工影展:你我她的勞力事」,精選18部來自臺灣、美國、英國、法國、南韓、新加坡、匈牙利等國的影像作品,透過不同行業的案例,探討勞動環境中的性別議題,回顧勞動歷史,呈現性別刻板印象是如何影響你我的職場及生活。自10月26日至11月3日期間,假光點華山電影館、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及師大公館校區等地播映。歡迎民眾免費參加。相關資訊請上官網:http://www.tilff.taipei/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在紀錄片最後,在門簾後的馬登超大叫:「我要瘋了!我要瘋了!」那樣淒楚的尖叫聲音或許不是唯一,而是九零後多數承受三重身分差序壓迫的打工妹共同的生活體驗。

文:鄭志鵬(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呀飛卻飛也飛不高
我尋尋覓覓尋尋覓覓一個溫暖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0歲來自中國農村的馬登超,一位「北漂」的年輕女孩,愛唱歌,夢想成為一位髮型設計師,在城市打過幾份工,曾在中國連鎖酒店如家從事房務員的工作。在應徵酒店工作時,老闆擔心像馬登超這些出生於1990年代後的年輕小姑娘吃不了苦,再三告誡她這是很累人的工作,只要不怕辛苦,什麼事都做來。

《九零后打工妹》這部紀錄片開場的這段對話,身在台灣的我們應該也都不陌生。套用一句台灣社會常用的行話,這群普遍「被認為」吃不了苦的年輕人就是「草莓族」。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草莓族的特色是「抗壓性低、承受挫力低、忠誠度低、服從性低、穩定度低、個人權益優先於群體權益」。這些對於九零後年輕人的刻板印象,或者更正確地來說是一種汙名化或是一種原罪,經常成為勞動條件不佳的職場剝削他們的最佳藉口。一如如家老闆對新進人員的起手式說法:「待不下去是你個人的問題,跟雇主無關。」勞動環境惡劣等結構性問題就這樣被隱身其後。

中國與台灣還是有一些差異,例如戶口制度與嚴重的城鄉差距,讓中國的「馬登超們」更難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夢想,而陳慧君、張舒程兩位台灣導演接地氣地使用「打工妹」一詞作為紀錄片片名,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中國制度環境的特殊性,也打開一扇我們瞭解中國女性農民工勞動/生活困境的窗口。

「打工妹」,通常指的是從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到沿海打工並且尚未結婚的中國年輕女性。一般人在使用這個名詞的過程中並不是友善的,甚至是帶有歧視的意味,這背後反映出外出打工女性所面臨的三種身分結構困境。在中國研究的學術脈絡中,被稱之為「身分差序」。

首先是戶口制度造成的身分差序:

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代末為了快速推進城市工業發展而建立了戶口制度,以地域劃分,將全中國的人民一分為二成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資源都往城市裡送,而將農民長期禁錮在鄉村地區,剝奪他們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的次等公民。這套極其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改革開放後出現鬆動,但仍未廢除,許多到城市打工的農村年輕人(農民工)經常遭到當地人歧視,因為相較於光鮮亮麗的現代化城市,農村代表的是貧窮、文明落後、知識水平低下,即便有些人已在城市求學甚至工作多年,也無法在城市裡落戶而成為「當地人」。

特別是九零後在鄉村地區出生的這一代年輕人,他們的成長過程基本上已脫農,不太可能回到農村落地生根。因此這種對農村/城市認同的雙重失落是「北漂族」的共同特色,從這個角度我們也比較能夠理解為什麼馬登超說:「當一個北漂是很不容易的。」這句話背後所隱藏的複雜情緒。

我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訪談過的許多製造業農民工也都表示,由於工廠給的工資太低,買不起房也無力負擔小孩昂貴的教育費用,他們不太可能在沿海大城市落戶。而且由於戶口制度造成的福利與醫療體系階層化,使得農民/農民工沒有生病的權利,一旦生病,就有可能拖垮全家,一如片中馬登超家的例子。通常,農民工的心願仍是努力賺錢改善老家的生活,或是攢錢回家做小生意,卻往往無法達成心願只能在各地工廠流浪。

第二則是工作場合勞資關係造成的身分差序:

中國是世界工廠,不管是外資還是本地資本,來自農村的龐大產業後備軍都是支持這個世界工廠運作的重要基礎,即便後來中國經濟發展轉向服務業,女性仍是最主要的勞動力。片中的馬登超就像許多九零後的女性農民工一樣,也開始將服務業視為是製造業工作的替代選擇。但脫離烏煙瘴氣的車間並不代表在勞動力市場的向上流動,去技術化的工作使得薪資不增反減,距離自己原本髮型設計師的夢想也就更遙遠了。更不用說馬登超還得寄錢回家,解決家裡的經濟困難:祖母臥病在床、母親腳傷欠下龐大醫藥費,還有一個小她10歲、仍在讀小學的妹妹。

最後是家庭性別體制帶來的身分差序:

導演刻意利用對比剪接,將馬登超老家與她在城市裡的生活放在一起,讓觀眾可以明顯感受到家庭作為一種體制對女性造成的壓迫。前一個場景是照顧一家老小、疲於奔命的媽媽在抱怨女兒不停地換工作,根本沒有意願助家裡一臂之力;下一個場景則跳到打扮時髦的馬登超與朋友去唱KTV,正在享受年輕的快活恣意。

對媽媽來說,馬登超是不懂事、不體貼的,但是出外打工卻可能是馬登超唯一可以擺脫家庭體制、「暫時」擁抱自由的機會。為什麼說是「暫時」的?因為為了幫助家裡減輕財務負擔,馬登超最後還是選擇回老家接受家裡安排的相親,只是那可能是馬登超另一段受到束縛生活的開始,而她自己也非常清楚認知到這一點。不過,整部紀錄片幾乎都看不見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或許是這部片子最「意味深長」的地方。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在紀錄片最後,在門簾後的馬登超大叫:「我要瘋了!我要瘋了!」那樣淒楚的尖叫聲音或許不是唯一,而是九零後多數承受三重身分差序壓迫的打工妹共同的生活體驗。就像馬登超在如家酒店整理床鋪看見外面燦爛陽光的有感而發:「我就像籠中的小鳥,怎麼飛也飛不高。」

影展資訊

名稱:2017勞工影展「職業演員-產業變遷中的過勞時代」
時間:2017/10/27-11/05
地點:光點華山、國家電影中心
詳情請點擊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專題下則文章:

鏡頭下的過勞悲歌:專訪導演深田志穂



2017勞工影展:

2017 勞工影展「職業演員-產業變遷中的過勞時代」,精選23部來自台灣、日本、美國、法國、加拿大、德國、義大利與菲律賓等八個國家的勞動影像,交相思辯過勞所牽涉到的長工時職業、責任制與非典雇用、職場的治理調控、替代性人力的移工處境,與過勞死、職災等潛藏性問題。影展從五大單元切入-「職業演員・幕前幕後」、「過勞時代・聲影對白」、「世界劇場・搬演人生」、「走過從前・邊緣勞動」、「生活習作・發聲變奏」,探詢全球化自由經濟下,產業變遷轉型所映照的低薪勞動及邊緣工作者之勞動處境。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