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這陣子台灣政壇上最熱鬧的事情，莫過於各個政治人物搶著發揮創意，用奇怪的形容詞來形容兩岸關係。先是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說兩岸關係是「指腹為婚」，遭到各方批評後，韓國瑜先是改口「你儂我儂」接著又改口「白首偕老」；台北市長柯文哲不落人後的在2月13日說兩岸是「先友後婚」，最妙的是18日吳敦義提出來台灣、美國、中國的「桃園三結義」。

除此之外，從今年年初開始，國民黨也開始公然談起「兩岸和平協議」這個在2016年被寫入政策綱領裡的議題；除了本來就偏向激進急統的洪秀柱，甚至連朱立倫的岳父也跳出來鼓吹。吳敦義也跳出來說：「兩岸和平協議並不是投降協議。」面對這些親中政治人物的各種創意鬼話，陸委會則是以「拒絕恐怖情人」回應。

關於圖博（中國稱西藏）跟共產黨簽「和平協議」後得到多麼淒慘的下場，網路上已經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圖博在1951年跟中國簽署和平協議後，1959年被中國併吞的先例近在眼前，這些政治人物卻搶著追隨圖博覆滅的軌跡。

如果我們先善意的推測，這些政治人物的動機不是為了賣台換取榮華富貴，那比較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一種壓力，讓他們覺得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是一件具有急迫性的事情。

2月18日香港的親中媒體中評社發表了一篇社評。這篇社評的最後一句話，或許替我們解答了台灣這些親中政治人物心裡究竟在害怕什麼：

兩岸路線是台灣2020大選的重中之重，但迄今，假議題太多，真議題太少，濫情民粹理盲的討論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讓台灣的籌碼快速流逝！

在網路上的討論裡，我們也常常會看到親中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反應出這種悲觀的心態。認為隨著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增長，台灣所擁有的籌碼正在快速流失。如果不趕快趁台灣還具有一定優勢的時候釋出善意跟中國談判，未來等到台灣籌碼進一步的流失，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台灣只能接受更惡劣的結果。

這種思維很直觀，如果我們用直覺反射來思考，會覺得好像真的是這樣。可惜這樣的思維忽略了一個問題的本質。「和平協議」說穿了不過是一張寫了字的白紙，他會產生效力，是因為協議雙方都有意為了和平而放棄野心。如果以為靠著一張紙就能約束懷抱野心的侵略者，那可是最天真的幻想。

歷史告訴我們，簽訂任何「和平協議」都不會改善被侵略國的處境，或是增加任何安全保障。相反的，被侵略國在壓力下讓步「謀取」和平，反而會「餵養」野心家的胃口，讓他的野心更加膨脹，最後製造出更慘烈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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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感到「懦弱」的善意，反而是在煽動戰爭

要解釋這種奇妙的心理，我們可以先從一個《左傳》的小故事開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春秋時代的鄭國，曾經有一個受到孔子推崇的政治家「子產」。在子產臨終時，對他的繼任者說只有德行非常高超的人，才有辦法用寬厚的政策治理民眾，不然還不如嚴厲一點。像火很猛烈，大家對火畏懼，所以被火燒死的少。水看起來懦弱，大家對水輕忽隨便，結果淹死的多，所以用寬厚的政策難度反而比較高。

子產的繼任者大叔當政後，不忍心用嚴厲的政策，鄭國反而出現大量盜賊，大叔很後悔沒有遵照子產的遺言行事。最後大叔調動大軍圍攻，造成大量死傷後才平定。這篇故事日後被定名為〈子產論政寬猛〉。

雖說這則故事討論的是內政問題，但他其實點出了一種心態。一般人都會覺得寬厚的善意能夠維持和平，降低衝突發生的機率；採取嚴厲的姿態容易挑起對立的氣氛，則會讓衝突發生的機率升高。

然而子產告訴我們，如果你寬厚的善意帶給對方「懦弱」的印象，讓他對你產生輕忽隨便的心理，反而是變相鼓勵他走向極端。相反的，如果嚴厲的姿態對能讓你的對手產生畏懼，對你保持警戒，反而能夠促使他採取比較保守審慎的策略。

在鄭國的例子裡，子產的繼任者再怎麼不濟，都擁有國家作為後盾的正規軍隊。但只要他展現的軟弱足以讓人輕視，就連他治下的民眾都敢武裝起來成為盜賊。如果要維持和平，就要平衡的使用嚴厲與寬厚，所以孔子評論子產：「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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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追求和平的善意，養肥了威廉二世貪婪的胃口

面對國民黨指控拒簽和平協議是「不要和平，只要戰爭」，行政院長蘇貞昌以二次大戰前英國綏靖政策對納粹的鼓勵作為回應。其實不只是二戰，如果我們回顧一次大戰，也可以發現造成戰爭的原因，跟懦弱外交政策對野心家造成的鼓勵脫不了關係。可以說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都是被同樣的模式「餵養」出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遠因跟近因，分別是歐洲兩大對立集團「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形成，以及塞拉耶佛事件。而兩者的成因，都源自於野心家從國際間追求「和平」的善意嚐到甜頭，使他們越來越傾向軍事冒險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以德、奧為首，協約國則以英、法、俄三國為首。其中德國與法國的衝突源於普法戰爭以來的歷史仇恨，暫且按下不表。但「英、德」、「俄、奧」之間的衝突都源自於野心家受到對手國家釋出的善意所鼓舞，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全面戰爭。

在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外交規劃中，德國應該全面與英、俄、奧等國親善，使法國就算對德國懷抱仇恨也無法報復。因此俾斯麥在殖民地政策上支持英國佔領埃及，這項讓步讓德國境內的愛國人士感到憤怒。但英國的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政府也投桃報李，把海軍戰略上極為重要的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送給德國。

此時的英德關係，是雙方都不互相懷抱野心，互利對等的釋出善意，確實能提升雙邊的關係。然而當德皇威廉二世繼位逐走俾斯麥後，德國便希望在海外競爭中擊潰英國。德國第一步出手干預「第二次波耳戰爭」，德皇甚至規劃直接派兵到南非跟英國兵戎相見。第二步則是支持鐵必制（Alfred von Tirpitz）擴充海軍，向英國發起軍備競賽。

面對威廉二世的強硬態度，英國沙里斯布雷（Marquess of Salisbury）政府選擇繼續維持善意，無視德國的威脅繼續維持對德親善。甚至在1898到1902年間持續向德國提議「英德同盟」。這樣的態度讓威廉二世的野心大受鼓舞，決心在未來動用更強烈的軍事投機手段來謀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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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中嚴厲批評英國政府的姑息態度，是讓第一次大戰如此嚴重的原因之一：

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

站在這個角度，李德哈特甚至進一步認為威廉二世不需要負擔挑起一戰的責任。因為戰前英國政府外交上的軟弱回應，都足以讓德皇形成一種幻想，覺得只要透過武嚇就能「和平地」得到他想要的政治利益，而不覺得這會有引發戰爭的風險：

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

英國政府一方面持續對德國釋出善意，另一方面也在1898年與1901年口頭警告德國的壓力可能會逼英國倒向法俄同盟。但英國政府軟弱的態度讓德國上下都覺得，英國加入法俄同盟只是嘴砲說說而以。當時德國外長霍斯坦（Fiedrich von Holstein）就在書信中說：

英國這次警告要與法俄結盟的威脅，純粹是一種英國的詐術……依我來看，應等到英國愈加感覺非與我們結盟不可時，我們才與英國訂定合適的協定。

就在這樣的心態下，英國向德國追求和平的結果，反使自身陷入除非倒向法俄同盟與德國敵對，就只能無止盡被德國勒索的困境，最終形成了爆發一戰的外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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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為了「和平」退讓，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而塞拉耶佛事件之所以會釀成世界大戰，背後的成因也與被懦弱外交政策鼓舞的野心家脫不了關係。 鄂圖曼帝國衰弱後，巴爾幹半島出現了權力真空。這導致了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紛紛建國，以及周邊各國的瓜分。其中勢力最大的分別是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兩國的主要民族分別是日耳曼人跟斯拉夫人。基於同文同種的情誼，兩國也分別找來了跟自己民族相同的德國以及俄羅斯在背後撐腰。

1908年奧匈帝國在外長艾侖塔（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的主導下，併吞了屬於鄂圖曼土耳其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當時艾侖塔用假意支持俄羅斯取得達達尼爾海峽的航行權，換取俄羅斯的諒解，卻在併吞成功後食言而肥；並且又以武力威逼塞爾維亞停止支持波士尼亞境內的斯拉夫人游擊隊。

在這次危機中，塞爾維亞先是呼籲俄羅斯跟英國武力干預，但兩國考慮跟德國交戰的後果，最後都決定「追求和平」，尤其是受騙的俄羅斯決定暫時吞下這口惡氣。塞爾維亞在英、俄兩國不願意出手的情況下，權衡實力後也迫於奧匈帝國的壓力「接受和平」。《哈布斯堡的滅亡》一書描述奧匈帝國：

逼貝爾格勒公開表示，願「在不要求賠償或無條件的情況下」與維也納保持「友好關係」。

這次的成功鼓舞了奧匈帝國的野心，尤其是奧匈帝國的參謀總長：

康拉德（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愚蠢地以為是他的局部動員，而非德國的介入，扭轉了局勢。

這次的事件讓康拉德高估奧匈帝國陸軍的戰力，以及這支軍隊對周遭各國的威嚇能力，更讓他認為奧匈帝國可以透過軍事威嚇的手法繼續得到期望的利益。日後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著作中評論這個時期的康拉德「他代表了那個最危險的結合體，即專注於外交政策的參謀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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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2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以塞爾維亞為首的巴爾幹各民族國家組成「巴爾幹同盟」聯手打垮鄂圖曼土耳其。其中塞爾維亞得到了大量的領土，處於戰場範圍外的奧匈帝國卻一無所得。因為害怕塞爾維亞擴張的太大，奧匈帝國又再次故技重施，動員50萬的軍隊威嚇入侵塞爾維亞，逼他吐出大部分的佔領區讓阿爾巴尼亞獨立。

在這次事件中，作為塞爾維亞背後的老大哥，俄羅斯也動員了30萬人準備反制奧匈帝國，但最後仍是忌憚於跟德國交戰而在最後關頭決定「接受和平」。這次軍事威嚇帶來的外交勝利，又再度鼓舞了康拉德：

康拉德認定俄羅斯打退堂鼓，乃是因為他的局部動員，也認定他本可以入侵塞爾維亞和蒙特內格羅然後全身而退。

經歷了這兩次的「外交勝利」，讓奧匈帝國的參謀總長認為在下次危機爆發時，他可以採取更極端的手法，無懼俄羅斯出兵的威脅，直接入侵塞爾維亞。因此在1914年塞拉耶佛事件發生後，康拉德強力的遊說奧匈帝國的皇帝用武力解決。

在這樣的意見影響下，1914年7月7日奧匈帝國外長貝希托爾德（Count Leopold Berchtold）就派幕僚長亞歷山大‧霍尤斯（Alexander Hoyos）跟德國外交部次長密會，會中定調：

這場暗殺事件將被用來「編造與塞爾維亞算帳的藉口」。

康拉德在之前幾次危機中，被各國善意養到「過度樂觀」的野心，掀起了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一場殺戮。

這些發起戰爭的當事人有多樂觀呢？

在遊說奧匈帝國皇帝發動戰爭後，參謀總長康拉德從7月7日開始，立刻帶情婦度假3週。主掌運輸的參謀部鐵路局長也去度假，奧匈帝國現役的16個軍裡也有7個軍讓士兵放假參與農忙。而德皇在決定開戰後，也搭船展開3個星期的挪威峽灣之旅、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去波希米亞泡溫泉、陸軍部長也去度假。小毛奇在溫泉勝地發出的書信寫道：

奧地利必須擊敗塞爾維亞人，然後迅速締和，要求以奧塞結盟為締和的唯一條件。

最誇張的是，當時塞爾維亞的參謀總長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在塞拉耶佛事件發生時，正在奧匈帝國境內旅遊。在事件爆發後於布達佩斯火車站遭到奧匈帝國逮捕，奧匈帝國甚至「很有義氣的」禮送他出境回塞爾維亞。

為什麼德、奧兩國會這麼有信心這場入侵不會掀起全面戰爭？原因就在於過去數次危機中塞爾維亞、俄羅斯跟英國展現出來的妥協態度，讓他們覺得軍事「勒索」是一種毫不冒險的「安全行為」。這最終導致了人類近代史上慘烈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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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懦弱」會鼓舞侵略者的野心？

西方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有一句名言很傳神地描述了這種心態的成因：

沒有人——應該說沒有腦筋正常的人——會發起一個戰爭，卻不先思考他想透過戰爭得到什麼，以及要怎樣去得到。

（no one starts a war-or rather, no one in his senses ought to do so-without first being clear in his mind what he intends to achieve by that war and how he intends to conduct it.）

克勞塞維茲告訴我們，戰爭是一門精算的藝術，任何人之所以打算發動戰爭，都源自於他清楚他想要從這個戰爭中得到什麼，以及如何得到？軍事恫嚇作為戰爭的一環，也是依循同樣的邏輯。如果今天軍事恫嚇能夠讓野心家獲取他想要的條件，軍事恫嚇就會成為野心家「實用」的手段。

只要成功得手過一次，自然會鼓勵野心家越來越喜愛擁抱軍事恫嚇的手法，甚至將他進化成戰爭。野心家之所以會動用武力，就是因為他很「確信」自己可以透過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如果「為了和平」而讓他得手，並不會讓他珍惜和平的可貴，反而是在「教育」他動用武力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更加鼓勵野心家去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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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簽訂和平協議的是「國與國」，最後導向的仍然是戰爭

我們前面之所以花大篇幅去談一戰的例子，是因為一戰的例子，尤其是塞爾維亞面對奧匈帝國侵略野心的例子，特別值得今日的台灣借鏡。

當前許多的討論，都聚焦在跟中國簽訂「和平協議」的危險，是向國際宣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只要中國一天不承諾「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就算中國在和平協議的內容中承認這是一份「國與國」之間簽訂的協議，一份傾向中國的和平協議最終仍會把台灣拖向戰爭。

塞爾維亞跟奧匈帝國在主權上是完全對等的兩個國家，更是分屬斯拉夫跟日耳曼兩個不同的民族，塞爾維亞在外交上還得到俄羅斯帝國正式的支持。但是從1908年以來兩國外交上的發展，就可以看到塞爾維亞每一次為了「和平」在外交上的退讓，都刺激奧匈帝國的野心變得更加激進。

1908年奧匈帝國圖謀的是將塞爾維亞勢力趕出自己控制的區域；得手後，到了1912年奧匈帝國就開始圖謀，要塞爾維亞放棄巴爾幹戰爭中佔領的領土；再次得手後，1914年奧匈帝國就圖謀直接入侵塞爾維亞了。

奧匈帝國內部不是沒有穩健的鴿派，但是當鷹派每次的投機冒險都換得了成功，穩健鴿派對政策的影響力也在無形中遭到削弱，最終造就了最激進的鷹派得以掌控政府。

放在台灣的脈絡中，今天中國尚未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軍事行動，台灣便自己在武力威脅下自亂陣腳的退讓，要求簽訂「和平協議」。這種做法無疑是在向中國釋放一種信號，告訴中國台灣人就是賤骨頭欠威脅。這個信號將刺激中國執政者的野心，讓他開始思考採取激烈的武力手段來威脅台灣，試試看下一次能夠讓台灣的底線退到什麼程度。

因為如此，無論台灣這些親中政治人物原始的出發點是不是真心追求和平，簽署「和平協議」造成的後果都是更慘烈的戰爭。而且按照李德哈特的理論，這些倡議簽訂和平協議的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煽動戰爭的罪魁。因為中國的野心家就是在他們的餵養下，被一步一步引向戰爭。

不管這份東西的形式是「和平協議」、「和平協約」甚至是建立在互相承認國家主權的「和平條約」都一樣。兩岸之間的和平不在形式上的和平，而在於中國是不是真的願意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只要中國不放棄併吞台灣，任何形式簽訂的保障都比大富翁遊戲發行的紙鈔還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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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這時有人會問：「如果不簽和平協議，台灣該怎麼做？」

成功展現勇氣讓野心家頓挫武嚇野心的例子古今皆有，而且台灣人根本不需要外求，距今將近30年前，台灣就已經成功地用勇氣化解過中國武嚇的危機。

1996年在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領導下，台灣即將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民選總統。當時中國為了武嚇台灣，從1995年開始，直接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並且將落點選在台灣主要港口基隆與高雄外海。同時中國也在沿海省份「動員軍隊」進行登陸作戰演習。習於軍事研究的人都深知，演習動員跟正視入侵前的軍事動員常常只有一線之隔，尤其是利用演習來掩護實質的入侵也是軍事上常用的策略。

當時台灣內部的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就繪聲繪影的宣傳中共突襲台灣可能的情況，甚至當時有消息顯示中共就算不拿下台灣，也有可能拿下金門、馬祖。就連美軍都動員第7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準備面對戰爭。

然而在李登輝先生的領導下，台灣提高戰備嚴陣以待，全國民眾也展現了高度的勇氣，沒有在中共的威脅下屈服。在1996年的選舉中用選票「教訓」了北京政府，支持強硬對抗中國的李登輝先生連任，粉碎了中國野心家試圖動用武力獲取政治利益的野心。

根據日本防衛省2017年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1996年的這次頓挫讓中共對軍事動武感到絕望，深怕下一次武嚇失效會直接促成台灣獨立。中共也在這次失敗後大幅改變「統戰」的方式，改採透過政策優惠、金錢收買還有禮遇台灣政治人物的方式來討好台灣。

可以說現在那些兩岸政商買辦可以吃香喝辣，吃得完全是台灣人民在1996年用勇氣戰勝中國所換來的政治紅利。愚蠢的是，這些人享受了20幾年的政治紅利後，卻希望用完全相反的錯誤政策繼續保有這項紅利。

試問，如果中國發現只要用武嚇便能達成他要的，繼續花錢養你們這些買辦，搞那些有的沒的和平交流還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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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侵略者永遠是「和平」的愛好者，因為他想要輕鬆的進入我們的國家

面對任何形式的「和平協議」，台灣人都要想清楚，這不過是用糖衣所包裝的毒藥。最後我們以「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的名言作結。

人家早在200多年前早就警告我們這種「和平」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只是請鬼拿藥單。如果台灣人還是執迷不悟，自己作死，那最後台灣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地恐怕也是剛好而已：

征服者永遠是和平的愛好者（正如拿破崙總是這樣說自己），他想要輕鬆的進入我們的國家。為了防止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選擇戰爭，因此，你要不是成為弱者，或就得主動防範，始終維持武裝起來以免被突襲攻破。

（A conqueror is always a lover of peace 〔as Bonaparte always asserted of himself〕; he would like to make his entry into our state unoppos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we must choose war, and therefore also make preparations, that is in other words, it is just the weak, or that side which must defend itself, which should be always armed in order not to be taken by surprise.）

核稿編輯：翁世航